脱长衫的人：一个95后知识劳工的流水线手记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10年，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

2000年往前的事，我几乎记不得了。记忆中的银庄像块老怀表，四季分明。亲戚推门就进，谁家缺盐少油，喊一嗓子准能借到。田埂上，弓着背的人们像倒伏的麦子。秋收时，打麦场上，连枷声、笑声、犬吠声混作一团，整个村庄被烘得热乎乎的。

2010年后的事，我几乎全记得。梳马尾辫的同桌搬到县城东头，我再未见过她。村里的黄土路开始铺装，撂荒的土地渐渐增多。村小学的花名册每学期都在变薄，下课铃一响，教室里空荡荡的。

2015年发生的事，我记得格外清楚。村里荒地连片，亲戚们算账比算亲情还勤快。直升机在村庄上空盘旋，说是来勘探土地。这一年，我开始读大学。村里的小学，已经凑不齐200人。

2020年的事，仿佛就在昨天。村里人搬走大半，亲戚间的红白喜事，也都通过转账代替了串门。土地被一个人承包，雇人播种，打卡干活。村里的小学，剩下三个学生。连县城也空荡荡的，路灯比人还多。

2010年，已经是15年前的事了。我像是没有睡醒，任一切像海浪般扑来。

我的人生孤独的像一条直线

我，1996年出生在武威市古浪县银庄村。大学毕业后，我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拧螺丝。

事实上，我做过不少工作，但无论是哪一份，似乎都没什么不同。有同事会惊讶于我能认出操作台上的每个英文单词，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记得又能怎样？

进厂很容易，体检合格，没传染病就能干。面试随意，进厂后，大家站成一排，产线组长挑人，看中了就挑走。我被挑去做芯片测试，全天站着。后来转岗做芯片焊接，可以坐下。

流水线上的工作很简单。进车间前，穿上静电服，全副武装。大家只看得见彼此的眼睛和露出的手。一条流水线上大概十七或者十八个人，谁和谁都不熟。

我的工作是将芯片与底板焊接，检查外观，确保芯⽚良品率。从早八点到晚八点，除了午饭和半小时的放风时间，整整十个半小时，一月无休。

电子厂流水线上的本科生很少。整条产线，甚至整个车间，接受过四年本科教育的，只有我一个。尽管如此，薪资和学历无甚关系。产线组长工资最高，8500元；助拉岗7300元；工程调试员7100到7500元；普通员工在6100至6700元之间。

工资每月15号发。月薪2360元基础工资，加班费3496.7元，餐补500元，夜班补贴600元，合计6956.7元。扣除保险，到手6500元。

有一次，我刷到一条监狱的视频。里面的人说，他在监狱里，每天做同样的事，生产棉质手套，定时吃饭，定时睡觉。我看得泪流满面。我的生活机械的像在演一出荒诞喜剧：

7:30，闹铃响；7:31，睁眼，看1-2分钟手机；7:33-7:46，洗漱，吃个苹果，喝半瓶水； 7:55，进车间，10点上厕所；12:06，走去餐厅，12:06打饭，12:18前吃完； 12:20回宿舍，午休半小时；13:00，进操作间干活。

在厂里，我吃饭最急，速度最快，像个饿鬼。米饭配菜，嘎嘎炫饭，12分钟搞定一顿。我不为此自豪，反而充满一种戏剧般的悲凉。

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离开的开始

电子厂的宿舍原本是八人一间，黑白班交替后，三四个人挤在一起。下了班，舍友们大多打游戏、刷抖音、听玄幻小说，胡乱打发时间。其实，我并不觉得有什么落差，因为从十三岁起，我就已经在极限环境下学会了如何面对困境。

初二那年，我开始住校，我爸亲手做了一个木箱给我，里面装着馒头、牙刷、牙膏和青蛙王子擦脸油，那就是我所有的家当。宿舍里住着来自各个村子的学生，最多时有三十七个人。四个人并排躺在一张通铺上，打呼噜、磨牙、放屁、说梦话，趁夜偷东西。

人在哪里会感到孤独？在人群中。鲁迅说，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陨颠。孤独就是这样，埋在喧嚣中，最终侵蚀自己。

我常常梦见自己是银庄的少年，手持弹弓，口袋里装着石子，游荡在山野间，掏鸟窝、偷杏子、钻山洞。有时，我会发呆，趁秋雁南飞，躲上山坡，静静听着远去的雁鸣。这样的梦总是很快醒来。

小升初时，全班36人，几乎都有初中上。考高中，46人考入21人。高考时，同班七个人进了大学。一级一级，被淘汰、被筛选、被放弃。我接受的教育，几乎只有考试。除了应试，我似乎什么也没学到。

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为什么我什么都没学会？

我看着这台庞大的教育机器，像一头吞噬一切的巨兽。它吃进学生和教师，吐出成绩。一切围绕“一本率”、“211率”、“985率”运转，它过于庞大，过于精密，毫不浪费任何一滴血汗，一切都为荣誉服务。在这头巨兽面前，个体无法与之为敌。

“一本率”像GDP，走廊里的名言像大楼外的标语，食堂里的LED屏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新闻广播。随处可见的励志鸡汤，像虚无的主体叙事。然而，一旦撩开帘幕，人们看到的是为了几千块日夜劳作的农民，为了生计拼命工作的流水线工人，还有每天学习16小时的高中生。尽管他们各自不同，却共享同一个出厂设置——我、我的父辈，还有我未来的子女，都是如此。

无欲无求，找不到方向，没有价值，也缺乏意义。我没有学会如何成为自己，更不知道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生活，在困境中雕刻着无声的意义

2022年末，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像尸体一样躺着，日夜颠倒。

大学毕业后，我换了好几份工作：写公众号、做自媒体编辑、给甲方写剧本、拍视频、写文案、摆小摊儿。然而，最终我还是失业了。像一棵没有灵魂的树，我躺在济南北全福的老破小里，小区三天两头封闭。

听人说，我这样的情况可以申领补助金。我申请了，每月800块，领了六个月。我妈每周与我通一次视频。每次，我都笑呵呵，告知她一切都好，吃得饱，穿得暖。她从不知道，我已经失业，从2022年一直到2023年。

期间，我报考了山东大学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在考试前两天，我阳了。嗓子痛到无法吞咽，浑身酸痛，直冒冷汗。考场里，弃考的人不少，咳嗽声此起彼伏。

结果理所当然，“现当代文学”我是考不上了，我一步迈进了“现当代”。那一年，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1100万，考研报名人数474万，40%的人选择延缓就业；有62.4%的学生希望进入国企或政府；国考最热岗位的报录比超过5800:1。到了八月，青年人调查失业率的数据开始暂停发布。

所谓“周期”，并非按年算，而是按年代。

在极度窘迫中，我在求职群里看到济南一家企业招保安，我二话不说就去面试。或许是学历不差、身材够壮，我很快被录用了。保安的工作很清闲，每天西服领带，打扮得像楼盘中介。我巡视走廊，检查消防设施，做会务接待，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有领导来访时，我们要用线测量桌面上的矿泉水瓶，确保它们排成直线，分毫不差。

我熟知每间办公室领导的姓名、车牌号，负责的工作领域，不同级别会议的流程、上下级的沟通方式。没多久，我当了安保队的小队长，每月比别人多领500块。渐渐地，我看到了手握权力的小领导如何刁难、压制职位低的人。我厌恶这种媚上欺下的行为，也无法容忍身边的人视而不见、习以为常。我甚至无法接受，因为一份工作需要把良知和体面抛下，或者被摧残得体无完肤。

我接受不了内心的拧巴，也痛恨周围的麻木。我辞职了。

自由不过是沉默的抗争

古浪县，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古浪的名字来自藏语古尔浪哇，意为“黄羊出没的地方”。银庄是古浪的一个小村庄，村里除了老人，剩下连绵不断的山峦和早晚凛冽的风。

小学三年级时，村小来了位邵老师。她人漂亮，笑得甜美，教我们英语。从字母ABCD开始，后来教我们做自我介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英语。直到大学，我重新拾起英语，喜欢上看美剧。

另一个让我快乐的事，是读书。六年级的暑假，我翻遍了家里所有的书，吃饭时看，睡醒了看，放羊时看，羊丢了还看。初中和高中，我几乎没认真听过语文课，桌洞里总会藏一本杂志，读完一本再读下一本。初二下学期，我偶然读到《平凡的世界》，深受鼓舞，从一个连二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的差生，努力考出了627分，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分进了重点班。

三年的高中生活并不快乐，我开始怀疑所接受的教育是否真能带给我成长。

有一回历史课，老师批判李鸿章在不平等条约上的签字，把他描绘得一无是处。我当堂反驳，老师狠狠地瞪了我。还有一次，学校举办歌唱比赛，全年级24个班，每个班都必须选一首红歌，我不唱，又被孤立，被一些人认为是个“勺子”。

在西北，脑瓜子有点不灵光的人，统称“勺子”。我却特别欣赏一位“勺子”，我喊他俞老伯。

俞老伯和银庄上的人不一样。他从县城捡回来很多破烂，铁丝、旧报纸、塑料绳，各式各样。能用的换钱，不能用的捣鼓成稀奇古怪的小物件，摆满一整个破屋。旁人嫌弃他，觉得他脑子有问题，他却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也不接受施舍，从不拿别人的东西。他用这些废物修理、改造，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的意义。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面对贫困和嘲笑，才惊讶的发现，能够超脱世俗的评判、活得自由且保持内心平静的人，需要多么强大的力量。我才明白，什么叫自持与独立。

俞老伯是一个“勺子”，在我心里，我很佩服他。可他已经被车轧死，很多很多年了。

每个梦想，都是无法到达的彼岸

我高考那年，我们学校的一名高一学生跳楼了。此事还上了2016年的报纸。起因是他和同学在课间下国际象棋，被班主任批评了一个小时，勒令离校。在大家都没注意的时候，他从六楼楼道的窗户一跃而下。

他不是唯一的一个。

母亲时常打电话提起银庄的事。有一次，她说，马冀跳楼死了。马冀瘦小，喉结突出，头发细软。银庄能考上高中的人不多，马冀和我先后考入县中，被村里人寄予厚望。后来，他没能考上大学，在外面零零散散打工近十年。

一个年轻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背后的细节我不曾知晓，但从我生活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生活的沉重、压力和绝望常常潜藏在人们不为人知的角落。他的死，或许是“努力必有回报”的信仰破产，或许是长期的催婚压力让他走向了抑郁，最终难以承受。

还有一次，母亲打来电话，说四爷爷入秋就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弹，吃喝拉撒都成问题。煎熬大半年后，他在痛苦中死去。四爷爷是个能干的人，放羊时能把一大片麦子割了，骑马、杀猪、下象棋，性格豁达。

如今，他被埋在一个叫“大埂子”的地方。那里，埋着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奶奶，坐了半辈子轮椅的八爷爷，傻乐呵的尕爷爷，也埋下了四爷爷。

母亲还说，任五是在秋雨连绵时死的。在银庄，麦场收拾完，雨便接连而来，有时能下半个月。那年一个下雨的夜晚，任五家的房顶塌了，他被活活压死在里面。任五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光棍，一辈子没结过婚。母亲说，这就是未婚男人的悲惨下场。

怎么活下去呢？三十岁后，工作难找，找到的也仅够糊口，结不了婚，养不了孩子。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活到老，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延续，更多的是在贫困与压迫中，默默忍耐，守住那微弱的尊严，寻找一丝渺茫的希望。

与世界的距离，是命运的无形边界

2024年5月，我花了1650块在网上买了一辆二手自行车。从济南出发，朝南骑行。累了就扎帐篷歇息，饿了就啃馒头或泡面。骑了三个月，终于到达深圳。然后，我卖掉随身的装备，进入电子厂打螺丝。

为什么28岁的大学毕业生要进厂？因为这里能攒钱。我要攒钱。

进厂前，填写资料时，工厂的人事主管看见我的学历一栏填的是“大学”。她说：“别写大学，写了还得填工作经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随手一划，将学历改成“小学”。每当工友问起，我都说自己小学六年级毕业。

产线上的工友，初中生、中专生居多。我与他们聊天，发现他们对世界几乎没有好奇心，满足于单一、机械的重复劳动，信息获取几乎全靠刷短视频。

最近，厂里接了一批新来的学生。他们坐着大巴，从河南漯河的中专被送到深圳，学校安排了三到五个月的实习。和他们聊过几句，他们问我，出路在哪里？每当听到这个问题，我总会陷入沉思：未来看似充满选择，然而实则是个精心设计的幻觉，现实里，根本没有选择。

在深圳龙华汽车站，有另外一个群体，他们被称为“三和大神”或“挂壁老哥”。

“三和大神”不愿意进厂，只干日结。整天发呆，偶尔卖点小东西，拿着身份证注册各种APP，赚几十块钱。他们住在城中村的上下铺，称为“挂壁房”。我也住过那种地方，一个星期。木板床上铺着凉席，薄薄的毯子，枕头上满是异味，卫生间要么在屋里，要么就在走廊。每晚15到30块钱的价格，对于他们而言，算是最低的生活成本。

时代抛弃了他们，他们也弃绝了时代。

我无法做到彻底躺平。凌晨的大雨倾盆而下，我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拧螺丝。黑色的防静电手环系在我的手腕上，保护着我与电子设备不被静电损害，但工友们戏称它为“电子手铐”。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被束缚了吗？

失落是注定的，亦是我所选择的道路

2024年，网红青蛙一夜爆红，我下班后就去当“卖崽青蛙”。

我骑着共享单车，套上青蛙服，左手拎着青蛙气球，腿夹着蛙头套，一路蹬到印象城、环联夜市。进价3.3元，卖15元一个。从晚上8点卖到12点，来回躲城管，赶上好运气，能收入三四百块。

后来，多出好几只同行蛙，最多时一个点有三只蛙。气球卖不动了，我就把蛙服租给别人，最后把蛙服卖掉，赚了180元。相比流水线上的工作，我更喜欢当“卖崽青蛙”。

流水线上有贵州同事问我：“你们那儿杀年猪吗？”我沉默了一秒钟，笑着回答：“杀。从正月初一杀到初七。”她看着我，一脸困惑，我接着说：“我就是我们家的年猪。”

在银庄，过年就像是过劫。吵架算小事，砸屋烧家也不罕见。我能理解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我最害怕的，不是这些冲突，而是每年亲戚们催婚的询问：“啥时候结婚？”“对象找了吗？”“隔壁王万才的闺女回来了，要不要见一面？”我像一只等着配种的猪，坐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安排。

他们会觉得，你跟谁结婚不重要，你不结婚，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一度怀疑，父母们是在转移焦虑。生活上的种种苦难，使得焦虑迫切需要转移，并因此投射到“都是为了你好"这件事上。

一辈子没结婚，会死吗？结婚过一辈子，会死吗？

2019年末，我在烟台的海边遇到了M。和她相处的日子，仿佛过去的阴霾一瞬间消散。我躺在她的臂弯里，认真对她说：“人，生来就是受各种苦的。”M很诧异，觉得我太悲观。我坚持这个观点，因为，这样想的时候，不容易被生活打败。

我去过她家几次。春末的麦田上，我有种久违的温暖感。然而，现实的生活从买房这件事才正式开始。我们跑过好几家售楼处，销售顾问指着一片片杂草丛生的地皮，吹得天花乱坠。问到交房期，“大概怎么也要到2022年3月份”。我知道，如果我买下这块“臆想中的地”，每个月得还3271元，30年如一日。

后来，M成了别人的妻子，有了孩子，也有了属于她的房子。我常常路过那片楼盘，抬头望二三十层的高楼，心中充满了悲凉：人，真的非房不可吗？

2020年春节，我坐火车回家过年。下铺的大哥指着手机说：“嘞，武汉有好多回不去家的人！蛮严重的！”后来，我才知道，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而我的姐姐，也在那时拿出所有积蓄，在西安买下一套房。当年120多万买的房子，如今80万也无人问津。如果当时，我买下了那片杂草地上的一小间，2025年的我，是否会有所不同？

M离开，是对的。女孩子，应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离开是为了遇见，然而依旧无法抵达

银庄的凋敝是必然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对于土地，对于长大的地方，在生命中的某些片刻，总会使人浮现出莫名的惆怅。我们离开，失去，再回来。面对故乡，在某个瞬间，泪流满面。

今年过年，我去看望爷爷，逗他：“您属什么呀？”爷爷告诉我，他属兔。我算了算，爷爷竟然86岁了。爷爷早年听说宁夏石嘴山煤矿招工，报名成了一名煤矿工人。五十多岁退休，回到老家，靠退休金活到现在，无病无灾。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怎么活到老？

有时我也想过，如果在外面混不下去，就回⽼家放羊。后来，我仔细想过这个问题，大概并不可行。想这些的时候，母亲打来视频，聊起村里的事。我问她：“今年土豆种了多少？”母亲说：“一亩地也没种。得亏没种，种了就赔钱。”

老家的土豆三毛钱一斤，有时三毛也卖不出去。挂断电话后，我陷入了沉默。我知道种地苦，但没想过，土地也如此具有欺骗性。

我想，最后我可能会成为一个无根的人。无依无靠，无所安放，灵魂终将缥缈在某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