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斯金纳转向强调社会背景对于理解思想的重要性时，他承认，这类信息可能对学者解释一个文本中的论点有所帮助，但他否认单凭背景就能解释特定文本中所表达思想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纳米尔主义历史学家被认为最看重将文本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的方法，R. H.托尼（R. H. Tawney）和C. B.麦克弗森（C. B. MacPherson）是前者的领军人物，而刘易斯·纳米尔（Lewis Namier）本人则是后者的代表。对这种文本研究方法的讨论，使得斯金纳能够肯定地推出他的替代方法，该方法的根基是在文本中某个言语（utterance）的意义与其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之间做出区别。斯金纳认为，在分析作者的陈述背后的意图时，必须考虑到后者（即言外之力），否则该意图可能会变得难以理解。这一区别来自J. L.奥斯汀（J. L. Austin）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962）。斯金纳后来使用斯特劳森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意思，即警察说“那边的冰很薄”。这一陈述字面上指出了薄冰，但言外之力是被用作警告。斯金纳借用了奥斯汀的言外之力概念，提出一种否定性论点：文本的社会背景可能有助于理解某个言语的字面意义，但无法解释其言外之力。
斯金纳在《意义与理解》中给出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思，这个例子有意取自当代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意义的史学争论。斯金纳指出，如果读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论述中看到“君主必须学会不做有德之人”这样的主张，他们可能会去研究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会揭示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许多例子证明不道德的君主是非常出色的统治者。然后，斯金纳要求他的听众假设这种主张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中普遍存在；那么，这将意味着，这种主张的作用在于支持当时的一种道德常识。接下来，他要求听众假设相反的情况，即君主应该放弃美德的陈述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中很少见。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中，有德之君是常态，这就意味着这种主张是对道德常识的拒绝。斯金纳指出，关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这两种主张分别由艾伦·吉尔伯特（Allan H. Gilbert）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提出，并表示哪一种主张为真将决定马基雅维利在撰写他最著名的著作时的意图。
从方法论上看，要害在于，要弄清楚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关于君主具有美德或缺乏美德有何益处的论点，既不可能仅从社会背景中获得，也无法仅从马基雅维利的文本本身中得出。进而，应该做的是，去探究“所说的话是如何被意会的，从而揭示即便在相同的背景下，各种不同陈述之间可能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换句话说，解释言语的力量，只能通过参考当时的各种文本，或者是后来被称为意识形态背景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文本论述中的言外之力；而在没有这种言外之力的情况下，任何论述都不能被认为得到了充分的解释。
斯金纳得出结论，理解一个文本的关键在于探寻作者写作该文本的意图。这就意味着需要重建“在言语背后复杂的语言意义”。社会背景可能有助于对“意义的力量”的理解，但永远无法决定意义本身。斯金纳自信地认为，采用他所概述的方法，好处就是可以说服那些对人文科学感兴趣的人接受思想史这一领域。当认识到思想史并非由“永恒的真理或者所谓绝对标准的演变”构成，学者才获得了“自我认知”。具有核心意义的一个发现是，当代的思想不一定优于过去的思想，并且历史人物所表达的所有思想都必然有地域性、偶然性，而且是受到当时条件限制的。因此，斯金纳建议学者放弃关于创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的宏大主张。
斯金纳设想，学者们要从事的是更为细致的研究工作，这种研究应该基于经过验证的方法，从而让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已经接受这种方法的早期学者的工作之上。关于过去作者意图的客观性知识可能永远无法确立，但人们预期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历史上的思想的知识，以及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的意义和用途。斯金纳希望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之间促进对话。历史学家第一次能够做到向哲学家揭示思想领域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向他们贡献关于知识社会学以及思想与行动之间关系的见解。
在20世纪70年代，斯金纳发表了一系列方法论文章，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意义与理解》中提出的主张。今天所有这些论文都值得重读。它们已经汇集为《政治的视野：论方法》一书（2002年出版），继续引起广泛的评论，最近的反响发表于《观念史杂志》的一期特刊。与其在此探讨这些评论，不如参考一下詹姆斯·塔利所概括的，成为斯金纳风格的思想史家的“五个步骤”。其中涉及对五个问题的回答：
当一个作者在创作一篇文本时，其他现有文本构成了他的意识形态的背景，他如何处理或者曾经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作者在创作一篇文本时，当前存在的、充满问题的政治行动构成了他的实际的背景，他如何处理或者曾经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识别意识形态，并且调查和解释它们的形成、批评与变化的过程？如何理解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以最好地解释某些意识形态的传播及其对政治行为造成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变化，通过何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得以扩散并融入社会常规？
采纳斯金纳的方法，需要考虑意图和作为背景的意识形态。这涉及论点的构建过程，它既是在某种意识形态之内展开，同时也是对其他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反驳。因而，有必要以作者提出的论点为基础，追踪该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确定它对当代论证格局所产生的影响。
塔利相信，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斯金纳的方法已经改变了思想史的实践。
选自[英]理查德·沃特莫尔 著、岳秀坤译《什么是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感谢出版方授权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