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文颖）爱情也有“进化史”？在20世纪初，曾有中国作家说他们从未了解西方现代标准下的爱情。到今天，人们对于浪漫爱情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中国人的爱情观念是如何发展至今的？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新书《真爱遗事：中国现代爱情观的形成》（以下简称《真爱遗事》），带你从张爱玲、徐志摩、郁达夫、丁玲的故事里，看中国人心中的“爱情”。
1969年6月16日，张爱玲在致密友信中说：“我们中国人至今不大恋爱，连爱情小说也往往不是讲谈恋爱。”在《真爱遗事》的作者潘翎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善于爱的民族。她写道：“因为不提高爱的地位或不优待爱情，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民族缺乏自然的情感。这可能意味着这种情感只是被否认或蔑视了，或者认为其他事情更重要，或者情感就在那儿，只是羞于表达。”
《真爱遗事》中说，20世纪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人在“浪漫爱”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配偶。当时人们对“爱”的理解模糊不清。有人认为“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是动物欲望的化身；有人认为它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仅仅是一个时髦的词，背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潘翎认为，中国人对于爱、性与婚姻的看法，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有了关键性进展。彼时，介绍新式恋爱的外国译作在上海大量涌现，《妇女杂志》会用整期篇幅来讨论爱情、离婚和择偶问题，还开设了专栏，读者可以就“我之理想的配偶”等问题写信发表自己的看法。在1924年的上海，年轻未婚女子被称为“密斯”（小姐），即使没有近视，她们也要戴上圆形的黑框眼镜，把钢笔夹在衣襟上，阅读雪莱的作品……中国传统中的“情”与西方“浪漫爱”，正是在20世纪交汇融合，揭开新式恋爱的洋洋大观。
除了张爱玲，《真爱遗事》里还提到了许多熟悉的名字：寻找爱情的郁达夫、高举爱情旗帜的徐志摩等等。作为多年研究中国20世纪早期历史文化的学者，潘翎将名人们潜藏的私人情感与客观历史背景相结合，丰富详实呈现第一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发现浪漫爱过程中的乐趣与痛苦，揭秘爱情在中国的“进化史”。
（出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