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学习离不开临帖，它是掌握古人法度的必经之路。然而，若只知临摹而不知出帖，终究难成大家。真正的书法家，如张旭光、崔寒柏，无不是在深入传统后主动求变，最终形成个人风格。临帖是手段，出帖才是目的，二者缺一不可。
临帖的核心，是理解古人的笔法、结构与章法。王羲之的飘逸、颜真卿的雄浑、米芾的跳宕，皆可通过临摹体会。但若停留于此，书法便成了复制艺术。
张旭光早年精研《圣教序》，笔笔到位，但他并未止步，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己意，终成一家风貌。
崔寒柏的学书经历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早年对欧阳询、褚遂良用功极深，临作几可乱真。然而，他并未满足于“像”，而是不断思考如何将古法转化为自己的语言。他的行书既有唐楷的严谨，又有个人的洒脱，这正是出帖成功的典范。
临帖的最高境界，是“与古人合”，而出帖的关键，在于“与古人离”。张旭光曾言：“临帖要像，创作要不像。”这里的“不像”，并非抛弃传统，而是以古法为根基，注入时代精神与个人情感，使作品既有来历，又有新意。
历史上所有大家，无不是先入古再出古。王铎临《淳化阁帖》数百遍，却写出了排山倒海般的磅礴气势；何绍基遍学汉碑，最终以颤笔形成独特书风。他们的成功，恰恰在于既能深入传统，又能跳出窠臼，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
当代许多学书者陷入误区，认为临得越像水平越高。殊不知，若不能出帖，临得再像也只是“书奴”。真正的书法艺术，必须有个人的生命体验。张旭光的草书之所以动人，正因他在传统中融入了现代审美，使作品既有古意，又有新境。
出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累后的自然蜕变。崔寒柏在访谈中提到，他的风格形成经历了“临摹—思考—尝试—修正”的漫长过程。出帖不是刻意求怪，而是在扎实的传统功底上，逐步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书法艺术的灵魂在于个性。如果每位书家都写得像王羲之或颜真卿，书法史便失去了生命力。张旭光的“新帖学”、崔寒柏的“碑帖融合”，之所以被认可，正是因为他们既尊重传统，又不被传统束缚，最终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临帖是“收”，出帖是“放”。没有“收”的严谨，书法易流于野俗；没有“放”的胆识，书法则难有创新。张旭光在精研二王后，大胆加入涨墨、枯笔等表现手法，使作品更具视觉张力，这便是“放”的智慧。
出帖的难度，远高于临帖。它要求书家不仅精通技法，还需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崔寒柏的行书之所以耐看，正因他在笔法、章法中融入了对文人书卷气的理解，使作品既有古法，又有当代文人特有的雅致与随性。
许多学书者临帖多年却难以出帖，问题往往在于缺乏创作意识。临摹时只动手不动脑，自然难以突破。张旭光曾建议，临帖后应尝试背临、意临，甚至以古人的笔意写自己的内容，逐步摆脱对字帖的依赖，培养创作能力。
出帖不是否定传统，而是对传统的升华。崔寒柏的楷书虽取法唐碑，却通过用笔的轻重变化、结字的疏密对比，形成了更为生动的个人风格。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正是出帖的高明之处。
书法史上，凡能留名的大家，皆因独特。苏轼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的“长枪大戟”，都是个人风格的极致表现。若他们仅满足于临摹前人，何来“宋尚意”的辉煌？张旭光、崔寒柏的探索，正是这一传统的当代延续。
对初学者而言，临帖是必修课，但需时刻提醒自己：临帖是为了将来不临帖。崔寒柏曾比喻，临帖如学步，终须自己走路；张旭光则强调，创作时要“忘掉王羲之”。唯有如此，书法才能从“技”上升为“道”。
出帖的本质，是艺术个性的觉醒。张旭光的草书线条奔放却不失法度，崔寒柏的行书灵动中见沉稳，皆因他们在传统中找到了自我。书法若无“我”，即便技法纯熟，也不过是匠人之作，难称艺术。
当今书坛，有人终身临帖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有人未打牢基础便急于“创新”，二者皆不可取。张旭光与崔寒柏的实践表明，真正的出路在于“入古出新”——既深入传统，又勇敢表达自我。
临帖与出帖的关系，犹如登山与眺望。临帖是攀登的过程，出帖则是登顶后的豁然开朗。若无攀登，眺望便无根基；若不眺望，攀登便无意义。书法之道，亦复如是。
临帖是根基，出帖是升华。张旭光、崔寒柏等书家的成功，正因他们把握了二者的平衡。学书者当以古人为师，更要以自己为主，最终在笔墨中见古人，更见自己。唯有如此，作品方能既有法度，又有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