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美的集团一则“18点20分强制熄灯赶人下班”的通知登上热搜，随后珠三角的大疆、名创优品、小鹏等企业纷纷跟进“反内卷”行动——缩减会议、取消周报、周末清空办公室。与此同时，长三角的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大小周仍是许多企业的“标配”，甚至有初创公司HR在招聘时直接询问求职者：“能否接受大小周？”
以海尔为例，其内部文件要求“所有部门双休，周六食堂关闭”，特殊加班需提前一周审批，工作日加班不得超3小时——这些细节精准对标《劳动法》中“每月加班不超36小时”的红线。而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的生效，更让依赖海外市场的企业如坐针毡。据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报告，某消费电子巨头因供应链工时超标，险些失去欧洲订单。
曾几何时，996被包装成“福报”，加班时长与“奋斗者”身份深度绑定。但2025年字节跳动取消大小周后，部分员工因年薪骤降数十万而公开抱怨，暴露出工时与收入的畸形挂钩。当政策掐断“用加班费买忠诚”的路径，企业被迫直面核心问题：如何用40小时产出过去60小时的效益？
制造业尚可通过流程优化提升效率，但对互联网这类智力密集行业而言，工时的收缩直接冲击“人海战术”。某杭州电商从业者坦言：“小公司老板带着全员坐班发呆，纯粹是怕‘看起来不努力’。” 这种恐惧源于业务方向的不确定性——当创新路径模糊时，堆砌工时成了最易量化的“努力凭证”。
耐人寻味的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呈现截然不同的工时文化。美的、大疆等珠三角企业多属实体制造业，其“到点赶人”既有政策压力，也因生产线效率可通过技术升级突破。而长三角互联网公司深陷“大小周”泥潭，恰折射出中国新经济模式的深层矛盾：既要追赶硅谷的创新能力，又难摆脱劳动密集式的管理惯性。
这种撕裂在跨国竞争中尤为明显。硅谷工程师可以因项目需求自愿熬夜，但“弹性加班”建立在明确的目标管理和股权激励之上。反观国内某大厂市场部，员工需要“把空白考卷写满”——30页周报、2小时起步的会议、凌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本质上是用形式主义填补战略模糊的真空。
大厂对工时的执念，本质是对生存权的焦虑。当人口红利消退、政策监管收紧、全球化竞争白热化，简单粗暴的“堆人力”模式已触及天花板。正如携程通过“一周四天工作制”实现市值反超百度，搜狐凭借“反内卷”成为小众幸福企业，或许证明：让员工从“工作时间囚徒”变为“价值创造主体”，才是穿越周期的真正解法。
这场工时战争没有赢家。当珠三角的熄灯号角遇上长三角的加班常态，中国企业正站在效率革命与人性化管理的十字路口。唯一确定的是，靠透支个体生命力换取增长的时代，正在2025年的春天缓缓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