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开药成了医生的“副业”？该不该全面禁止处方药乱开？
近年来，医生过度开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河北省医保局曾公布过一起医师过量开药的问题，其中3名医生被通报，山西一大医院大夫指定院外买药吃死人的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医生过度开药不仅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还会导致药品浪费和滥用，对医疗系统和患者健康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那么，是否应该全面禁止医生进行处方药的过度开药呢？
医院大夫指定院外购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而卫健委等主管部门喊叫多年的严查严打严办也停留在文件里口号中，并没有什么卵用。不仅患者讨厌，大夫们对这些哄骗大家的顽疾运动也深恶痛绝。
产品高回扣特征，根据上游新闻等媒体的暗访调查，2025年315前夕曝光的“双处方”指定院外购药事件，揭示了医疗行业隐秘的利益链条。
医生为患者开具两张处方：一张是医院内的常规处方（可医保报销），另一张是手写或机打的院外处方，要求患者到指定药店购买特定药品，网曝有白求等多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均存在此类行为。被指定的产品（如某品牌特护霜）售价295元/支，医生开具15支处方后每支提成150元，达到30支后提成升至170元，回扣比例高达售价的57.6%。
院外购药现象的制度困境与治理路径
一、现象透视：医疗灰色地带的顽疾
在深化医改持续推进的当下，"大夫指定院外买药"已成为医疗领域的典型灰色现象。根据2024年国家卫健委专项督查数据显示，全国三级医院门诊患者中，约18.7%的处方涉及院外购药指令，部分科室这一比例甚至突破40%。这种看似便利患者的行为，实则暗藏多重制度漏洞，折射出医疗体系深层矛盾。
公立医院财政补偿不足背景下，部分医院默许科室通过院外渠道创收。某三甲医院内部文件显示，其药事委员会明确将"院外合作药房销售额"纳入科室KPI考核体系。
二、利益驱动下的制度博弈
（一）药品流通的利益链条
现行药品流通体制中，药品从生产到终端存在多重加价环节。部分药企通过"带金销售"模式，给予医疗机构和医生高额返点。2023年某省药监局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显示，某抗生素药品流通环节加价率高达680%，其中32%的利润用于支付医生处方回扣。
院外指定药房往往与医院/医生存在隐性利益关联。据第三方机构调研，某些特药渠道利润率可达300%-500%，远超正常药品流通利润，形成"处方-渠道-返点"的闭环生态。
（二）监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现行《处方管理办法》虽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基本药物"，但对院外购药缺乏刚性约束。监管部门采用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机制，在实际执行中存在"三难"问题：线索发现难（隐蔽性强）、证据固定难（电子处方流转）、责任追溯难（跨部门协作）。2024年某地纪委监委专项巡查发现，93%的院外购药行为未在医院信息系统留痕。
流出院外的处方需留在药店存底，患者若需拍照留存，必须登记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部分药店还要求扫码注册，医生可通过小程序实时监控患者情况，及时发现举报人并可随时查看销售记录，拿回扣也拿的明明白白。
药店隐蔽性设计：指定药店多为医院内的社会药房，患者误以为其与医院有关联，实际仅为租赁关系，且药房通过统计处方量配合回扣分配。
（三）处罚机制的软化困境
依据《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违规指定外购可处警告至吊销执业证书的处罚。但现实中，2023年全国卫生行政处罚案件中，涉及此类行为的仅占1.2%。某省会城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数据显示，在确认存在违规外购的127起案例中，实际处罚率不足15%。
三、特殊群体的治理悖论
（一）医疗行业的封闭性特征
医学专业的高门槛形成了特殊利益共同体。某三甲医院内部审计发现，87%的科室主任与药品供应商存在学术交流、课题合作等关联。这种"学术-商业"交织的关系网络，使得监管部门在查处时往往投鼠忌器。
涉事药企开发专用程序端，实时统计医生开具处方的数量和销售额，并通过“学术活动经费”名义将回扣汇入医药代表账户，再由代表分发给医生。
（二）权力结构的裙带效应
医疗系统内部存在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某省卫健委2024年廉政报告指出，在查处的医疗腐败案件中，62%的涉案人员存在上下级、同学、师生等裙带关系。这种关系网导致"不敢查、不愿查"的现象普遍存在。医疗监管系统与医院管理层的职业流动形成利益共同体。某省卫健委官员任职轨迹显示，85%的药政管理者有三级医院副院长以上任职经历。
（三）处罚执行的现实阻力
某地级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透露，在处理某医院违规外购案件时，先后收到17份来自各级领导的"打招呼"函件。这种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压力，使得监管部门在执法时往往选择"大事化小"。
受贿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行政管理职务的医生（如科室主任）可能构成受贿罪，普通医生则可能以“技术优势”收受回扣，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后者量刑标准更宽松。根据《医师法》，医生收受回扣可被警告、罚款甚至吊销执照，但实际处罚案例极少（2023年仅0.7%投诉最终处罚）。
执法者与违法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医疗监管系统与医院管理层存在“旋转门”现象，部分卫健委官员有医院任职背景，导致监管弹性化。
四、系统性治理的破局之道
（一）重构药品供应体系
推进"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医院自主采购"双轨制，将常用药品纳入省级阳光采购平台。建立药品使用监测系统，对处方行为实施实时预警。借鉴浙江"电子处方流转平台"经验，实现外购药品全程追溯。
（二）完善监管制度设计
修订《处方管理办法》，明确院外购药的负面清单和审批流程。建立"医疗机构-药监-医保"三方联动监管机制，将外购药品纳入医保支付审核范围。试点"飞行检查+大数据分析"模式，提高违规行为发现概率。
（三）强化责任追究力度
建立医疗行业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将违规外购行为纳入征信体系。推行"一案双查"制度，对包庇纵容的医疗机构负责人同步追责。参考上海"医疗机构廉政风险评估"机制，实施差异化监管措施。需医保、卫健、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行动，严查药企“学术经费”变相行贿，并加大对隐蔽利益链的刑事打击力度。
（四）优化医疗补偿机制
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与工作量、服务质量挂钩的绩效体系。扩大医疗服务价格调整试点，提高诊疗、手术等技术劳务价值。通过阳光化的收入分配，消除灰色利益驱动。对于举报人施行有奖举报，用奖金激励积极举报大夫违法行为。
五、结语
此次事件暴露了医疗体系中药企、医生、药店形成的灰色利益网络，以及监管的滞后性。尽管法律框架已相对完善，但需通过技术手段、制度重构和跨部门协作，才能有效遏制此类系统性腐败。
医生指定患者院外购药的现象长期存在，其背后的复杂性远超表面可见的个体道德问题，实质是医疗体系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院外购药这种医疗乱象的治理，本质上是医疗体制改革的攻坚之战。只有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重构药品供应、医疗补偿、监管问责的制度体系，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以药养医"的困局。这既是维护患者权益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举措。唯有通过制度创新打破既有利益结构，才能实现医疗资源的阳光化配置。当前没有猛药治理很难杜绝乱象。
医生过度开药的危害
过度开药的危害不容忽视。医生过度开药会让患者产生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会增加药品浪费和滥用的风险。此外，过度开药还会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破坏医疗信任，影响医疗质量和安全。
现有政策及监管措施
现有政策及监管措施已经开始对医生过度开药进行限制。例如，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对医生过度开药进行了规范和监管。同时，也有专门的监管部门对医生过度开药进行跟踪和评估，以确保医生开药的合理性和规范性。
医生过度开药的原因分析
医生过度开药的原因也是复杂的。医生过度开药不仅与个人利益相关，还与医生知识水平、患者需求和医疗市场环境等方面有关。因此，解决医生过度开药问题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加强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患者健康教育水平、制定更加严格的规章制度等。
国际经验与可借鉴之处
国际经验也表明，对医生过度开药进行限制是有积极效果的。例如，在美国，针对医生过度开药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对医生开药的数量和种类进行了限制和监管，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医生过度开药的现象。
医患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医患双方也应承担起各自的责任。患者应当提高自身健康素养，避免盲目追求药物治疗；医生则应该加强自身职业道德建设，提高自身医学知识水平，避免因个人利益或其他原因导致过度开药。
建立完善的处方药管理体系
建立完善的处方药管理体系也是解决医生过度开药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该体系应该包括规范化的处方药开具流程、完善的监管机制和处方药使用评估体系，以确保处方药的合理和规范使用。
最后，公众教育和舆论引导也是解决医生过度开药问题的重要手段。公众应该加强对医生过度开药的认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也应该通过舆论引导和监督，推动医生过度开药问题的解决。谈古论今百事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