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您得撑着点......”1993年2月的西安医院里，杨拯英攥着母亲枯槁的手，话音未落就被急促的喘息打断。病床上的张蕙兰突然睁大眼睛，仿佛用尽全身气力挤出几个字：“我要葬在......虎城边上......”这句话让守候的子女们心头一颤，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三十四年前亲手操持的墓地，此刻竟成了母亲最后的牵挂。
时间倒退回1949年初冬，长安县细柳镇的老乡们至今记得那个场景：一个裹着青布棉袄的瘦削妇人，顶着寒风在田埂上反复丈量土地。七亩地界被石灰粉划得整整齐齐，看热闹的村民凑上来打听：“这是要盖祠堂？”张蕙兰攥着量尺的手微微发抖：“给全家留块落脚的地儿。”她没说的是，就在三个月前，重庆戴公祠那声枪响带走了丈夫杨虎城和幼子杨拯中的性命。
这个在蒲城药铺长大的女人，从十二岁那年就注定要与动荡结缘。1914年寒冬，当父亲张养清把受伤的刀客杨久娃藏进后院厢房时，谁也没想到这个满身血污的汉子会成为威震西北的“虎城将军”。五年后的洞房花烛夜，十六岁的张蕙兰攥着红盖头想不明白，为何丈夫总念叨着“佩兰”这个名字。直到某日罗佩兰挺着孕肚登门，她才恍然自己竟是“续弦”。
有意思的是，这段民国版的“三人行”远比后人想象的和谐。北伐时期杨虎城驻防渭南，军务缠身难顾家小。张蕙兰既要照顾罗佩兰生下的长子杨拯民，又要应付前来“查户口”的军统特务。某次盘问中，她抱着啼哭的婴儿挡在门前：“杨司令在潼关打军阀，太太在炕上坐月子，军爷要不要进屋喝碗红糖水？”特务们讪讪退去的身影，倒成了她后来常说的笑谈。
1937年深秋的别离最是揪心。被迫出洋考察的杨虎城在码头徘徊整夜，临上船前突然折返，将珍藏的《四库全书》塞进妻子怀中：“蕙兰，这个家......”话未说完便被汽笛声吞没。张蕙兰望着渐远的邮轮，怀里三岁的小女儿正抓着书匣上的铜扣玩耍。她不知道，这次目送竟成永诀。
重庆白公馆的九年囚禁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当谢葆真在息烽监狱绝食身亡、幼子拯中在戴笠枪口下殒命时，远在西安的张蕙兰正带着其他子女东躲西藏。最艰难时，她把杨虎城留下的怀表当掉换粮，却坚持保留那套《四库全书》：“这是虎城的命根子，将来要还给国家。”
1949年12月30日，当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送来杨虎城灵柩，张蕙兰正在细柳镇监工修墓。她摸着冰凉的楠木棺椁，突然扭头问石匠：“旁边留的空位够不够宽？”在场者无不动容——这个被命运击倒过无数次的女人，此刻想的竟是百年后与丈夫并骨而眠。
新中国成立后的张蕙兰仿佛换了个人。她把祖传的“广济堂”药铺捐作妇幼诊所，将珍藏古籍悉数捐赠西北大学。抗美援朝期间，六十岁的她带着街道妇女纳了三千双军鞋。街道主任劝她注意身体，她拍着缝纫机笑道：“虎城要是活着，准保第一个上前线！”
1993年的病榻前，子女们围聚商议。按当时政策，烈士陵园不得新增墓葬，更遑论夫妻合葬。但看着母亲凹陷的面颊，长子杨拯民连夜敲开民政局的铁门。值班干部老刘听完原委，盯着墙上的“西安事变”挂历沉吟良久，突然抓起电话：“特事特办！张蕙兰不是杨将军遗属，她是活着的纪念碑。”
下葬那日，细柳镇的老街坊们自发组成送葬队伍。棺木入土时，当年见证买地的老石匠突然喊道：“张大姐，七亩地给您留着呐！”众人望去，墓园东南角果然有片未动土的茔地。原来三十四年前划界时，她早为谢葆真和其他子女预留了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