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 | 《周礼》所见王畿地区的区域规划思想

导读

《周礼》集先秦政典之大成，对中国古代区域规划思想进行了阶段性总结，深刻影响着后世历代的京畿地区规划。本文以中国古代的规划技术与思想为视点，深入分析《周礼》文本，从空间组织模式和规划技术方法两个方面挖掘《周礼》所述王畿地区的区域规划思想，指出王畿地区呈现出以圈层结构为基底、都鄙制和乡遂制并立的空间组织模式；与此相应的是，多层级嵌套的区域规划方法已初步形成，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布局和区域整体的关联协调皆得到重视。《周礼》是先秦各种政治观念融合而成的理想蓝图，王畿区域规划则是其在空间上的体现，反映了中央集权、血缘宗法和地缘结合三种政治思想的共同作用。

本文字数：9152字

阅读时间：28分钟

作者 | 张浩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

关键词

《周礼》、王畿、区域规划、空间模式、规划技术

引言：《周礼》是研究中国古代区域规划传统的重要文本

区域规划即区域层面的空间发展计划与行动，旨在根据现状资源状况与未来发展需要，对区域发展加以引导。‎[1]从历史上看，区域规划具有相对稳定的内核，强调动态地、整体地分析和解决区域问题；但区域和区域规划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概念，基于各阶段的社会需要，区域具有不同的特征内涵，也催生出各异的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区域规划的多样性要求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着眼当代实践，也要关注历史传统，不仅要借镜于西方，也要回归到本土。

中国古代的区域规划思想滥觞久远，先秦典籍即已多有论述，而其中体系最为完备、影响最为深远者乃是《周礼》。《周礼》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政治制度汇编，主要叙述国家机构设置与职能分工，是研究先秦时期政治制度与社会形态的重要文献材料。‎①贺业钜先生最早关注到《周礼》中的区域规划思想，系统整理了《周礼》职文中有关王畿规划的诸制度，主张规划史研究应向两方面拓展：研究材料上，应从《考工记》一章扩展到《周礼》全篇；研究对象上，应从国都营建制度拓展到王畿地区的区域规划方法，以“对周代国野结合的城邑建设体制形成全面认识”。‎[2] 此后规划史学界对《周礼》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以《周礼》全篇为材料逐渐成为学界共识，‎[3]基于《周礼》整全文本的城市规划技术和空间规划技术研究亦成果颇丰。‎[4]然而，现有研究对城市之外更大尺度的王畿区域规划虽有所关注，但《周礼》中“国野结合的城邑建设体制”仍存在较大的挖掘空间；此外，目前《周礼》的规划史研究成果侧重于规划技术层面，规划技术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背景的研究尚集中在《考工记》一篇中，‎[5]在《周礼》全书的层面上还未充分展开。因此在新一阶段的研究中，既应当关注空间结构、职官制度、规划技术等经典议题在区域尺度下的形态，也应着重推进目前尚未展开的规划体系之思想背景的研究，如此对于《周礼》的规划史认识方能臻于全面。

基于此，本文在前辈学者爬梳考证的基础上，聚焦王畿区域规划，全面考察《周礼》文本，尝试回答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首先，《周礼》为王畿地区擘画了怎样的规划蓝图，设计了何种空间模式？其次，《周礼》如何保障此种空间模式在王畿地区的运转，采用了何种规划技术和方法？最后，《周礼》中的区域规划体系诞生于怎样的历史背景，遵循着何种思想原则？

王畿区域的空间组织模式

王畿，即王朝统治中心所在的王城及其附近区域。《诗经·商颂·玄鸟》有言：“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6]所谓“邦畿”即王畿，②这是对王畿空间的最早记载。而先秦典籍中，《周礼》对王畿空间的记述可谓最为详尽，不仅涉及其整体规模与形态，还展现出王畿内部复杂而精密的空间结构，俨然一幅具体而微的“规划蓝图”。那么《周礼》中的王畿地区究竟呈现着怎样的空间组织模式呢？

首先来看王畿地区的规模。《天官冢宰·大司徒》记载：“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7]213《夏官司马·职方氏》也有言：“方千里曰王畿”。‎[7]703据此可以推定，《周礼》中王畿地区的规模是一千里见方，即东西、南北各广一千里，约合今十余万平方公里。‎③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部，空间绝非是均质分布，而是通过若干层级和不同层级内的若干部分，以一套有序的空间结构组织起来。

欲究王畿之空间结构，先要探明“国”、“野”的概念。《周礼》全书共分六篇，除《冬官考工记》为后补之外，‎⑤其余五篇皆以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数语起首。‎[7]9“国”与“野”的区分是王畿空间最基本的结构。其中，王城及其方圆百里之内的郊地为“国”，王城与郊之外的广大区域为“野”。‎④在国野区分的基础上，王畿地区延续了畿服制，呈现为圈层式的向心结构。‎⑦以王城为中心，自内而外分为郊、甸、稍、县、畺五个区域。距王城百里之内为郊地，其中五十里之内为近郊，五十里至百里之间为远郊。距王城百里至二百里之间为甸地，二百里至三百里之间为稍地，三百里至四百里之间为县地，四百里至五百里之间为畺地(见图2)。值得注意的是，以畿服制为代表的空间圈层结构作为一种规划概念，往往并不对应实体的物理边界。由于地形等条件的制约，现实中的王畿几乎不可能是千里见方的方块，郊、甸等区域的划分也无法以百里为单位精确测度，正如宋人金履祥所言：“五服之制，计古亦有因地而为长短者。盖诸侯之分，特以为朝贡之限制，亦有在近而视远，虽远而视近者。大率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四面截然如此正方。”‎[8]王畿地区向心式的圈层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以王城为核心向外逐级扩散的空间秩序体系。

图1 《周礼》中王畿地区的圈层结构示意

以圈层结构为基底，王畿地区内并行着乡遂制和都鄙制两种不同的空间组织模式。王城之内和邻近王城的郊、甸两地实行乡遂制，可以称之为“乡遂地区”。乡遂地区又分为两部分，国中和四郊设六乡，‎⑧甸地设六遂，分别形成“家—比—闾—族—党—州—乡”‎⑨和“家—邻—里—酂—鄙—县—遂”‎⑩两套垂直层级体系(见图2)。距王城较远的稍、县、畺等地区则实行“家邑—小都—大都”三级都鄙制，可以称之为“都鄙地区”。都鄙地区也分层别类，稍地设家邑，县地置小都，畺地封大都，作为公卿大夫和王子弟的采邑，规模分别为方二十五里、五十里和一百里。⑪‎甸、稍、县、畺四区域内另有遂和三等采邑之外的聚落及田地，则设置直辖于天子的公邑，并派遣县师掌管(见图3)。公邑与采邑可以互相转化，公邑赐予臣下作“食邑”则转为采邑，采邑被王收回则转为公邑，因而公邑的规模应与所在地区的采邑相同。‎[2]108乡遂制和都鄙制反映了《周礼》中两种不同的空间组织逻辑。前者呈现的是纵向结构，空间被自上而下划分为若干层级，每一层级都隶属于上一层级，某类空间的层级越低，则规模越小，数量越多；后者展示的则是横向结构，不同等级的采邑和公邑虽然规模不同，但结构相似，且彼此独立、互不隶属。这些采邑和公邑中的城市聚落与最高等级的王城共同组成王畿地区的城市体系。

图2 《周礼》中王畿地区的乡遂制示意

图3 《周礼》中王畿地区的都鄙制示意

综上，王畿地区呈现出以畿服制的圈层结构为基底，乡遂制和都鄙制并存的空间组织模式。从区域整体来看，以王城为核心向外逐层扩展的圈层结构主导着空间组织的基本秩序；在乡遂地区，王城与城外之郊、甸为乡遂制所统筹，形成自“比/邻”至“乡/遂”的垂直层级结构；在都鄙地区，不同等级的采邑和公邑与王城共同组成等级分明的横向空间体系。

王畿区域规划的技术方法

《周礼》之所以在王畿地区构建出复杂多元而又秩序井然的空间组织模式，其目的在于对国土空间施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这就需要一系列适应此空间模式的区域规划技术和方法予以支撑。《周礼》王畿地区的区域规划方法呈现出多层级嵌套、差异化布局和关联协调三个主要特征(见图4)，不仅规划的范围足以称为“区域”，还反映出相对成熟的区域观念，是名副其实的“区域规划”。‎⑬

图4 《周礼》中王畿区域规划的技术方法‎⑫

3.1 多层级嵌套：“天下—王畿—乡遂/都鄙 ”

回到《周礼》诸篇起首，继“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之后，便是“设官分职，以为民极”。‎[7]2“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是空间体系的构建，“设官分职”是职官体系的组织，二者互为表里：空间体系是职官体系的物质基础，职官体系则保障着空间体系的运行。因而区域规划的各项技术方法必有相应的职官执掌。

在《周礼》职官体系中，地官司徒“掌邦教”，但在教化民众之外，其更为核心的职责是掌管土地和人口，因此与区域规划有密切关联的职官大多属于此部。在地官司徒部诸职官中，大司徒、小司徒、遂人和县师皆兼有规划的职能，且其规划工作都大致遵循着“区域调查—空间划分—空间营造”的流程。不过这四类职官的官秩品级不同，所职掌的空间层级也有所区分(见表1)。

大司徒作为地官之首，执掌的空间层级最高，负责王所控制的全部疆域(“天下”)的规划和管理，正所谓“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7]213大司徒的规划工作包括三个环节(见表1)。首先是区域调查，大司徒 “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7]213采用土会之法和土宜之法，对天下各地区的国土空间进行调查与评估。‎[9]其次是空间划分，大司徒通过土圭之法，“求地中”、“制地域”，为王畿和各个邦国确定中心、划定边界，形成若干个空间治理单元。‎[4]最后是空间营造，大司徒也参与王畿和王畿内各都鄙的营建工作，其职责是挖界沟、筑界墙、植界树，以标明王畿和都鄙的边界。

小司徒作为大司徒的副官，于天下诸邦国的规划和营建也有所参与，但其主要执掌的乃是王畿地区的区域规划，‎⑮且在大司徒“制其畿而封树之”的基础上更加细致具体。在空间调查方面，小司徒负责对王畿之内的人口、土地、牲畜、车辆等进行调查和统计；在空间划分方面，小司徒协同大司徒确定各都鄙、乡遂和公邑等不同区域的边界；在空间营造方面，小司徒参与建设农田、整治道路等。各环节的工作内容与大司徒相似，但具体而微(见表1)。遂人和县师则分别负责王畿内不同子单元的规划和营建。遂人执掌甸地的六遂，县师则掌管都鄙地区直辖于王的公邑(见表1)。王畿内其他单元，即六乡和采邑，前者由大司徒直接掌管，后者则由作为采邑主的王子弟、卿大夫管辖，故而未设专门的职官。不过六乡六遂往往并举、公邑采邑亦可转化，‎⑯因此六乡、采邑的规划与营建方法应当近于六遂和公邑。无论王畿还是作为其子单元的乡遂和都鄙地区的空间营建，都以区域整体开发为目标，以城乡连续统一体为对象，同时涵盖城市建设和农业生产两方面内容，是区域规划在不同空间层级的应用。

“天下—王畿—乡遂/都鄙 ”构成了《周礼》规划体系的三个层级，大司徒执掌的天下规划为王畿区域规划奠定了基础，乡遂/都鄙地区的规划则对王畿区域规划的原则予以落实。多层级嵌套是王畿区域规划方法的一项鲜明特征，保障了区域空间结构在垂直方向上的有机整合。

表1 《周礼》中与区域规划相关的职官及其职能

3.2 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布局

《地官司徒·大司徒》有言：“乃分地职，奠地守，制地贡，而颁职事焉。”‎[7]223《地官司徒·小司徒》也提到：“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职而平其政。”‎[7]239都意在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子单元，因地制宜确定空间布局并派遣相应的职官。由此可见，区域内部同一层级空间的差异化布局是王畿区域规划方法的另一重要特征。

区域内部的差异化布局在空间用途方面体现得最为直观。基于以王城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王畿内不同单元的空间用途亦有所不同。如《地官司徒·载师》所言：“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7]279城邑用地、园地、牧草地以及各类所有权不同的耕地都被严格地限定在特定单元内，差异化布局的细致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王畿内不同单元的田制划分方式亦有所区分。《周礼》记载了两种不同农田划分方式，其一见于《地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7]331其二则如《地官司徒·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7]238按孙诒让的说法，前者为沟洫制，施于都鄙地区；后者为井田制，行于乡遂地区。‎[7]332十进制的沟洫制与四进制的井田制分别与乡遂、都鄙两个地区的聚落组织形式相适应。‎⑰

3.3 区域整体的关联协调

基于单元划分的差异化布局并不意味着王畿内各单元之间是相互割裂、各自独立的。通过综合运用财政赋税和社会治理等政策工具，《周礼》在王畿内部各地区之间实现了紧密的关联协调。

赋税均平是王畿内部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地官司徒部设有均人和土均二官，皆以“均地政”为职责，分别负责王畿内不同地区的赋役征派，前者掌管乡遂和公邑，后者则行于都鄙地区的采邑。均人和土均所执行的是大司徒的“土均之法”，即“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7]219土均之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过对土地出产情况进行调查，为各地区制定相应的税率。虽然土均的手段仍是差异化的，但其根本目标是“均地政”，亦即维持区域内的税赋征收相对公平均等，基于生产力禀赋实现区域间的平衡与协调。

以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区域整合普遍施行于乡遂地区。《地官司徒·大司徒》曰：“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7]227《秋官司寇·士师》亦有：“掌乡合州党族闾比之联，与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罚庆赏。”‎[7]750在六乡之中，各级的州、党、族、闾、比不是一个个相互分割的聚落单元，而是基于不同的类型的社会活动形成了紧密的区域整合。从治安(保)、居住(受)等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到丧葬(葬)、救助(救)、周济(赒)等社会福利的保障，再到人才选拔(宾)机制的补充，通过区域整合，居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最终达成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4]

王畿区域规划的思想背景

区域规划作为一套技术方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也集中承载着一定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要研究历史上的区域规划，对其政治思想背景的考察不可或缺。《周礼》所建构的王畿地区空间组织模式和规划技术方法具有多元复合的鲜明特点，反映出先秦时期区域规划思想的三个不同侧面。

其一是血缘宗法。在《周礼》政治体制中，行政管理与土地开发实际对应的空间单元实体有两类：在邻近王城的郊、甸之地是六乡六遂；在距王城较远的野地则是三等采邑与四等公邑，或曰都鄙。都鄙由邑和附属于邑的采地组成，结构类似“国野”，具体而微，其边境有土墙(封)、沟洫(沟)为界，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治理单元。“野地”占据王畿地区的大部分空间，对于广大“野地”的开发与治理，则是通过大大小小的都鄙单元施行的。都鄙的规模和位置则取决于领主的等级，对应宗法体系中公、卿、大夫三等层级，采邑亦分为大都、小都、家邑三等。而王作为天下之大宗，其所居之王城也成为区域城邑体系的核心。因而在《周礼》政治制度中，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城邑分封是区域空间体系的基本框架，反映了维护礼乐秩序的政治目标。

其二是地缘结合。与都鄙地区不同，乡遂地区的规划策略淡化了血缘宗法的纽带作用。《地官司徒·遂人》记载：“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7]331可见国家授地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相应地，兵役征派也是家庭通过垂直管理体系直接向国家负责，这显然与以宗族为单位的土地占有和分封制下层层隶属的政治关系有所区别。现有的大量研究表明，《周礼》中乡遂地区的居民组织与国家的军事组织精准对应(见表2)，实际上是以军制为基础的“编户齐民”，即以户籍编制为基础实施授田、税收、征役等社会管理措施。‎[10-12]编户齐民制一方面通过授田保障了平民的生产资料占有，提高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使国家直接把控税源，充实了财政和军事实力。国家通过地域结合的原则对“编户民”进行组织和管理，个体家庭之间进行地域结合的基本单位则是闾和里。闾和里既是国家政令传导的最小单位，也是有一定实体和边界的相对独立的聚落单元。因此在乡遂地区，以闾里为单元的地域性联合是区域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也是区域规划的主要对象，徭役、教化等社会控制最终是落到聚落空间中施行的，其主要目的是实现国力的提升。

表2 《周礼》中乡遂居民组织与军事组织建制对比‎⑱

其三是中央集权。正如前文所述，向心式的圈层结构反映了以王城为中心向外逐级扩散的空间秩序体系，这是中央集权原则鲜明的空间象征。在王畿地区，朝廷对于乡遂、都鄙地域都实行了严密的控制。乡遂因其藩卫王城且为兵源所出，社会控制之严密程度尤甚。通过以军制为基础按地域进行的编户齐民和层级森严的垂直管理体系，中央将所有家庭单位纳入到国家权力机器的管控之下。在都鄙地区，虽然公邑之外的采邑名义上属于公卿大夫的封地，但并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有研究表明，三等采邑实质上是直辖于王的一级行政机构。‎[13]《天官冢宰·大宰》记载：“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二曰法则，以驭其官。三曰废置，以驭吏。四曰禄位，以驭其士。五曰赋贡，以驭其用。六曰礼俗，以驭其民。七曰刑赏，以驭其威。八曰田役，以驭其众。”‎[7]30大宰所掌“八则”包揽了祭祀、人事、赋税、司法、教化等几乎全部的政治活动。可见中央对都鄙地区实行了完全的控制，采邑领主享有的政治管辖权力十分有限。以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贯穿王畿地区的每一单元，是王畿区域规划的根本目标。

综上，血缘宗法、地缘结合和中央集权共同构成了王畿区域规划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央集权思想贯穿王畿全部空间地域，血缘宗法思想支撑了都鄙地区的城邑布局，地缘结合思想则统摄了乡遂地区的空间组织(见图5)。依据当下《周礼》研究的主流观点，《周礼》中的政治制度不大可能是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忠实记录，宗法分封是为西周旧制，而以闾里为单位的编户齐民则肇端于战国、兴盛于秦汉，中央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又与春秋之后逐渐兴起的郡县制相近。不同制度脱胎于各自的时代背景，亦承载着相异的政治关切。因而《周礼》建构出的王畿区域规划的理念与方法实质上是先秦乃至汉代各种政治观念融合而成的理想蓝图，体现了制度设计者统合多重目标的努力。

图5 《周礼》中王畿区域规划的思想背景‎⑫

结语

通过考察文本，我们揭示出《周礼》王畿区域规划的整全面貌。首先，《周礼》构建了王畿地区以圈层结构为基底、乡遂制和都鄙制并行的空间组织模式，是王畿区域规划的基础和对象。其次，王畿区域规划的技术方法呈现出多层级嵌套、差异化布局和关联协调三个主要特征，以保障区域内部纵向和横向的空间整合。最后，王畿区域规划有着复杂的思想背景，是多重政治目标的综合反映。一方面强调通过中央集权加强君主对区域空间秩序的统摄，推行地域结合促进生产、提升国力；另一方面又为维护儒家礼乐秩序而保留了宗法封建体系。

《周礼》所见之区域规划理念和方法，是中国传统区域规划思想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不论具体成书年代几何，《周礼》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形塑力量是毋庸置疑的，新莽之后历代王朝的制度设计无不对其有所参考，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间京畿地区的规划与治理。时至当代，随着中国城镇化过程的逐步推进，区域规划作为空间规划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空间管治与综合协调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14]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更是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区域问题愈加凸显、区域规划工作日益紧迫的当下，重新认识《周礼》的规划史价值，不断从传统规划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对于当下区域规划尤其是首都圈规划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和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注释

① 《周礼》成书年代自周公至西汉，众说纷纭(彭林. 《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然而无论《周礼》一书确切成书于何时，其记载或者部分反映先秦尤其西周的政治制度和思想当无疑问，正如贺业钜先生所言，《周礼》有真有伪，有古有今，只要加以审慎辨别，仍不失为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珍贵材料(参考文献‎[2]，第96页)。

② 朱熹《诗集传》解释“邦畿”句曰：“言王畿之内，民之所止，不过千里，而其封域则极乎四海之广也。”(参考文献‎[6])。即将“邦畿”与王畿等同起来。“邦畿”与《周礼》中的王畿的范围都是一千里，也可见两者所指的是同一类区域。

③ 周秦汉三代里的长度均为415.8米，约合今市里的83.16%(杨生民, 2005. 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J]. 中国经济史研究, (01): 143-144.)。

④ 清代焦循有言：“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又城内为国，城外为郊。”(顾廷龙. 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影印本)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607.)。具体到《周礼》中的王畿地区，即“一国”范围内，则王城及其方圆百里之内的郊地为“国”，王城与郊之外的广大区域为“野”。郑玄注：“野，谓远郊以外也”(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04.)，也可予以佐证。

⑤ 《周礼》全书共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其中《冬官》存目无文，汉人补之以《考工记》。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别执掌“邦治”、“邦教”、“邦礼”、“邦政”、“邦禁”、“邦事” (参考文献‎[7]，第 9-10页) 。

⑥ 关于“国”、“野”概念的空间意涵，《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周礼> 所见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一文有详尽精当的论述，具体可见：参考文献‎[4]。

⑦ 王畿内部的圈层结构可以被看作畿服制的延伸。畿服制是以王畿作为中心，其外分“服”环绕一系列诸侯国，组合成王国的空间体系，如《尚书》之五服(孙家鼐. 书经图说[M].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和《周礼》十畿(参考文献‎[7]，第703页)。

⑧ 据贾公彦疏，国中及四郊皆是乡民所居(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274.)。

⑨ 参见《地官司徒·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参考文献‎[7]，第227页)。

⑩ 参见《地官司徒·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参考文献‎[7]，第329页)。

⑪ 据郑玄《注》，家邑是大夫的采邑，小都是卿的采邑，大都是公和王子弟的采邑。又据贾公彦《疏》，家邑方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大都百里(参考文献‎[7]，第281页)。

⑫ 王城及各采邑城市的大小参照《考工记》确定，具体论述见：参考文献‎[2]。

⑬ 所谓区域规划，“就是要整体地、动态地分析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就是要探究影响事物地发展过程，探究影响事物发展地因素及其作用规律，而不是就事论事。”(张勤. 比区域规划更重要的是区域观念[J]. 国外城市规划, 2000 (02): 2.)。

⑭ 《诗经》有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参考文献‎[6]，第175页)，‎大司徒执掌的空间亦被称为“天下”。

⑮ “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 (‎[7]，第234页)，“四郊都鄙”是为畿内的代名词，孙诒让释之曰：“不言六遂及公邑者，以内举国中、四郊，外举都鄙采地，则六遂公邑已包于其中，故文不具也。” (孙诒让等. 周礼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933.)。可见小司徒是统领王畿地区的主要职官。

⑯ 乡、遂在田制、军制、空间格局上有诸多差异，但也存在区别，具体参见：参考文献‎[2]，第105页。

⑰ 沟洫制与乡遂地区的聚落组织形式相适应。以遂地为例，十夫是两邻之地，百夫是一酂之地，千夫是两鄙之地，万夫是四县之地。井田制与都鄙地区的聚落组织形式相适应。四都之地方百里，相应地，四县之地方五十里，四甸之地方二十五里，这与都鄙地区的三等采邑规模大体吻合。

⑱ 《周礼》军制参见《夏官司马·叙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伍，伍皆有长。”兵役派遣的原则是“毋过家一人”(参考文献‎[7]，第588页)。

参考文献

[1] 武廷海. 区域规划概论中国近现代[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2] 贺业钜. 《周官》王畿规划初探[M]. //建筑理论及历史研究室编. 建筑历史研究第1辑. 北京: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 1982: 96-118.

[3] 孙施文. 《周礼》中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J]. 城市规划, 2012, 36 (08): 9-31.

[4] 郭璐, 武廷海.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周礼》所见中国古代空间规划体系与技术方法[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2 (06): 36-54+194.

[5] 武廷海, 戴吾三. “匠人营国”的基本精神与形成背景初探[J]. 城市规划, 2005, (02): 52-58.

[6] 朱熹, 王华宝. 诗集传[M]. 南京: 中华书局, 2007: 286.

[7] 徐正英, 常佩雨. 周礼[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8] 金履祥. 书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94.

[9] 张慧, 王其亨. 中国古代国土规划思想、理论、方法的辉煌篇章——《周礼》建国制度探析[J]. 新建筑, 2008 (03): 98-102.

[10] 史建群. 《周礼》乡遂组织探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02): 51-57.

[11] 张荣明. 《周礼》国野、乡遂组织模式探原[J]. 史学月刊, 1998 (03):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