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何以中国》| 万有引力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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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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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中国》

作者：葛剑雄

ISBN：978-7-218-18288-9

定价：118.00元

精装 ·532页

出版时间：2025年3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何以中国（代前言）

1963年8月，陕西省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东北郊贾村出土的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何尊”。1975年，考古学家发现在何尊底部铸有一篇122字的铭文，其中有“宅兹中国”一句。何尊铸造于周成王初年，约公元前11世纪后期，距今已有三千余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两字。

铭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大意是说，周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王都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在中国安家（建都）了，统治民众。显然，“中国”就是指周武王的王都。

为什么周武王的王都可以称为“中国”呢？这还得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说起。

何尊铭文

一、“中国”的由来

5800年前，文明曙光在中华大地出现。距今5500年到3500年在今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形成都邑性遗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形成其他中心性遗址。距今5100年到4300年，一些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距今4300年至4100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政治、经济、文化持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了基础。夏朝建立后，经过约二百年的发展，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建造了同时期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都邑，在中原各地形成不少人口集中的聚邑。

这些都邑和聚邑，被称为“国”（國）。“國”是一个象形字,中间的“口”代表人、人群，下面的一横代表一片土地。由于这片土地是这群人生活和生产的基础，必须有人拿着戈守卫着。为安全起见，周围还要建一圈墙——外面的一个大“囗”。何尊中那个“國”字的写法还没有外面这个大“囗”。这样的国当时已有很多，所以有了“万国”的说法。“万”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形容词，“万国”形容国之多。相传大禹在涂山（一般认为在今安徽蚌埠市禹会区淮河东岸）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到夏朝，尽管国的数量仍不可能达到万，但肯定会比大禹时代有所增加。

商朝的统治范围和影响所及比夏朝更大，国的数量应该更多。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和强化，以及行政中心功能的完善，商王的驻地由不断迁移转变为长期稳定，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国。盘庚迁殷后的二百多年间，商朝的首都一直在殷（今河南安阳殷都区）。殷虽然也是“万国”之一，但其地位与重要性已远在其他任何国之上，因而被称为“中国”。“中”本来是商人制作的一面特殊的大旗的名称，用作集合部众。每次召集时部众都会围绕聚集在这面大旗“中”的周围，时间久了，“中”就衍生出“中心”“中央”“最重要的”等含义。中国，就是万国的中心、中央，万国中最重要的一个国，也就是何尊铭文中的“大邑商”。所以周武王在攻克商朝的首都“大邑商”后，可以向上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不言而喻，到了周朝，周朝的首都——原来的宗周和新建的成周——就是中国，其地位高于万国，也高于所有诸侯国的都城。直到东周初，“中国”还是周天子所在的周朝首都的专名，诸侯国的都城只能称“都”。

进入春秋时代，周天子的权威逐渐丧失，“天下共主”的地位名存实亡。强大的诸侯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相互争夺兼并，对因灾祸而亡的小国不再兴灭继绝，而是直接吞并。春秋时有名有氏的国还有1000多个，到了战国时已经只剩下秦、楚、齐、燕、韩、赵、魏七国和若干个附庸小国。周天子的实际地位已经降到了与附庸小国相当的程度，他的首都已不如七国中稍大一点的都城。七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比他拥有更大的土地、更强的实力。“中国”早已不是周天子的专属，诸侯国，特别是地处中原的诸侯国，都已将自己的都城或自己统治的国当作中国。中国还被称为“赤县神州”，或称为“神州”。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实现统一，他的首都咸阳当然稳居中国的地位，而六国的首都和疆域也都成了他的统治范围，各自的“中国”概念也得以延续，所以整个秦始皇的统治区都成了中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琅邪台刻石中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这一广阔的疆域都成了中国。

但秦朝的存在时间太短，这个“中国”概念尚未普及，在西汉前期还与传统的、狭义的“中国”概念并存。狭义的“中国”相当于中原地区，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中国人民”即指中原的居民。一方面，“中国”就是汉朝的代名词，尤其是对外而言，如在汉宣帝议定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朝见仪式时，萧望之提出的原则是“使于中国不为叛臣”。另一方面，在汉朝内部，“中国”的定义还不一致，如对边疆新设置郡县的地区，当地民众已经认同中国，但此前已经设置郡县内的民众还不将这些地方当作中国。汉朝疆域内一些尚未设置郡县的区域和非华夏的部族聚居区，也往往被认为不属于中国。

此后建立的中原王朝，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无不以中国自称，无不以中国为本朝国号的代名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皇帝如何易姓，中国的名称始终延续，从未间断。在分裂时期，分裂的双方和各方，只要有统一的愿望，或者为了取得合法性，都会以中国自居，而不承认对方为中国。但当统一恢复，双方或多方都成了下一朝修正史的对象，即都被承认为中国。非华夏族一旦建立政权，统治了华夏，或者入主中原，或者统一了全国，也必定会以中国自居，如西晋、十六国时期匈奴建的汉、前赵、夏、北凉，巴氐建的成汉，羯人建的后赵，慕容鲜卑建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氐人建的前秦、后凉，羌人建的后秦，乞伏鲜卑建的西秦，秃发鲜卑建的南凉；南北朝时期拓跋鲜卑建的北魏、东魏、西魏；以及后来的南诏，大长和，大理，渤海，契丹建的辽朝，党项建的西夏，女真建的金朝。就连藩属国朝鲜、越南、琉球，也要强调自己属于中国，是中国的一部分。

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北，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疆域北至唐努乌梁海（今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使中国的概念扩大到1300万平方千米的空间范围。但清朝的国号、正式名称还是“大清”“大清国”，清朝与外国签订的条约，除《尼布楚条约》因没有中文文本（是满、俄、拉丁三种文本）而使用“中国”一词外，其他全部称“大清国”。“中国”一词还有两种用法，有时是指清朝全部疆域，有时仅指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省，而不包括满洲（东北）、新疆、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大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新疆各一小部分地区）、青海、西藏等。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在多数场合即称“中国”。从此，“中国”成为我们国家的正式名称，其空间范围覆盖我国的全部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作为国号和国名的概念和涵义延续至今。

二、中华民族的形成

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就在这片土地上形成、发展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体的56个民族的大家庭。

五千多年前散居各地的部落，在生存的过程中逐渐结成部落联盟，以迁移来规避和抵御天灾人祸。经过无数次的试错，其中一支较大的部落联盟迁入当时最适宜的生存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经过在夏朝数百年的聚居，形成了部族集合体——夏人。由于聚居区域还比较分散，部族间的交往也不可能频繁，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合为一个种族，因而被称为“诸夏”。

商人来自诸夏聚居区之外，尽管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夏人，并建立了商朝，但始终无法改变诸夏在人口数量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商朝期间，尽管主流文化已经是夏、商文化融合的产物，但人口的主体仍为夏人。商被灭后，残余的商人被强制迁移和监控，散处的商人成了诸夏的一部分。

周人虽是灭商的主力，但直到周朝建立，周人在总人口中还居少数。周朝分封的范围几乎都是诸夏的聚居区，被封的诸侯与他们的宗族、部属、军士、仆从在封邑也往往居少数。因而除了在关中周人的旧地，占人口大部分的诸侯国的民众仍为诸夏，仍以诸夏自居。到周平王东迁时，经过近三百年的融合，江淮以北的诸侯国范围内的民众都已成了诸夏、夏人。

华，本义是花，引申为美丽、典雅、高尚，由赞扬夏人服饰之“华”扩展为形容夏人之“华”，如今日之称“美丽中国”。诸夏、夏人乐意接受，并逐渐以此自称“华夏”。以后，华夏亦被简称为“夏”或“华”。

华夏以外的部族、种族还有很多，到东周时，被泛称为胡、戎、狄、夷、蛮等，并根据分布区域、方位、特征被细化为林胡、山戎、北戎、伊洛之戎、赤狄、长狄、东夷、淮夷等，或者还保留各自的名称，如彭戏氏、白翟、楼烦、屠何、东莱等。随着华夏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区的扩展，一部分非华夏部族由牧业、狩猎或采集转化为农耕，并与华夏融合，一部分迁往北方。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长城之内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已没有聚居的非华夏部族。

秦汉期间，华夏人口从中原迁入河套地区、阴山南麓、长江两岸、巴蜀、岭南、辽东、朝鲜。在两汉之际、东汉末年至三国期间、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后期、安史之乱至唐朝末年、靖康之乱至宋元之际，一次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使华夏人口遍布于南方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南方的三苗、百越（如山越、瓯越、闽越、于越、骆越等）、巴、氐、蛮、滇、僰、爨、僚、俚、僮等，大部分逐渐融入华夏，一部分退居山区或边僻地区，形成或组合为不同的少数民族。

从秦朝到明朝，一部分华夏人口主动或被动迁入匈奴、乌桓、鲜卑、朝鲜、高句丽、突厥、吐蕃、南诏、回鹘、契丹、渤海、党项、大理、蒙古、女真、满族的聚居区，在与这些民族融合的同时，传播了华夏的制度、礼仪、文化、技艺、习俗、器物等，扩大了中华文明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逐渐形成。到了近代，成百万上千万的内地移民闯关东，走西口，渡台湾，迁新疆，开发和巩固了祖国的边疆，也继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融合。

历代王朝的疆域内，特别是中原地区，一直在大量吸收境外或周边区域的非华夏移民。匈奴、东瓯、闽越、南越、乌桓、鲜卑、西域诸族、昭武九姓、突厥、粟特、吐谷浑、吐蕃、党项、高丽、新罗、百济、契丹、奚、女真、蒙古等先后迁入，这些民族的整体或大部分人口最终融合于中华民族之中。

魏晋南北朝期间，面对大量迁入的非华夏种族和已经认同华夏的非华夏人口，华夏的主体更强调自己属于“中国”的华夏，即“中华”。以后，中华与华夏并称，“华”成为中华与华夏的简称，也可以是中国的简称。

在不同的朝代，特别是历年长久的统一王朝，该朝疆域内的华夏和非华夏人口，均可以国号冠名相称，如汉（大汉）人、唐（大唐）人、明（大明）人、清（大清）人，并会在朝代以后长期沿用，如汉以后至南北朝都有“汉人”之称，此后往往以“汉”称华夏，以区别于非华夏的“胡”。在清朝，内地十八省纳入编户的人口都称为汉人，以“满汉”象征全国人民。而“唐人”一直用至近代，尤其是在海外华人中。

清朝末年筹办宪政，提出“五族”的概念，即满、汉、蒙、藏、回。中华民国建立时，定五色旗为国旗，象征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共有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本文摘自《何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