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九月，盘踞湖南的武安军（即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节度 使周行逢（？—962）卒，子周保权（952—985）嗣位，但周行逢的部下 衡州（今湖南衡阳市）刺史张文表（？—963）不服。是年十月，张文表 借往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吊问为名，领兵道过潭州，杀知留后廖简，自称权留后事。年方十一的周保权于是遵照亡父的旨意，向太祖归顺，并请太祖出兵讨伐张文表。同年十一月，荆南（即江陵府，今湖北荆州市）节度使高保勖（924—962）卒，其侄高继冲（943—973）代领其众，但人心不附。这给予太祖同时平定荆湖的良机。
同年十二月三日，大概是听取了赵普与李处耘的建议后，太祖加封周保权为武平军（即朗州）节度使，以安抚其部众。同月二十日，又派使者宣谕潭州和朗州，命张文表入京，看他的反应。另一方面，又命荆南高继冲发兵助周保权，对抗张文表。当出使荆南回来的酒坊副使卢怀忠（919—967）向太祖奏报“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并指出“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时，太祖即准备借出兵平张文表的机会，以借道出师的理由，先取 “江陵四分五裂之国”。
翌年（按：太祖是年十一月改元乾德）正月五日，太祖遣卢怀忠、张勋与染坊副使康延泽（？—971后）率步骑数千人任先头部队前往襄州（今湖北襄阳市）。两天后（七日），太祖命有病在身的宿将、山南东道（即襄州）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担任主帅讨荆湖，而委任李处耘以枢密副使充都监。同时遣使十一人，调发安州（今湖北安陆市）、复州（今湖北天门市）、郢州（今湖北钟祥市）、陈州、澶州、孟州、宋州、亳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市）和光州（今河南信阳市潢川县）等州兵会集襄州，进讨不肯入朝的张文表。同月九日，李处耘离京前，太祖授以机宜，命他到襄州会合慕容延钊，先取荆南，再平湖南。十日，太祖再命太常卿边光范权知襄州，替代出征的慕容延钊，又命户部判官滕白为南面军前水陆转运使。十三日，正式委任张勋为南面行营马军都监，卢怀忠为步军都监。这次随同李处耘出征的将校，还有内外马步军副都军头解晖、谭延美（921—1003），东上 门使丁德裕（？—976），禁军悍将田绍斌，淄州刺史尹崇珂（932—973），申州（今河南信阳市）刺史聂章（？—963后），郢州刺史赵重进（？—963后），判四方馆事武怀节（？—963后）等。
太祖采假途灭虢之策，同月二十三日，诏荆南发水兵三千往潭州助战。高继冲即派亲校李景威（？—963）统军前往。二十七日，太祖又加封高继冲为荆南节度使，既削弱荆南的兵力，又稳住其心。当太祖大张旗鼓地出兵讨伐张文表时，是月底，张文表已被周行逢的大将杨师璠所擒杀，后杨军取道回潭州。当然，宋军志在夺取荆湖，并未因张文表之死而退兵。
二月初，李处耘抵襄州，与抱疾的主帅慕容延钊会合。李处耘派丁德裕往江陵府见高继冲，谕以借道之意，并命他准备柴薪食水等供应，以待宋军。高继冲和他的僚属商议后，托词江陵的民庶恐惧，要求改在江陵府百里外供应粗粮。李处耘收到丁德裕报告后，再派丁前往荆南，坚持要在江陵府停留。执掌荆南大权的节度判官孙光宪（？—968）与衙内指挥使梁延嗣（896—976）就答应了这一要求。他们否决兵马副使李景威在荆门（今湖北荆门市）中道险隘处奇袭宋军之建议，看出了太祖的企图，而自问无法抵挡宋军，主张不如主动“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因孙、梁二人的“识时务”，荆南没有作出抵抗宋军的任何行动。然高继冲仍心存侥幸，他派梁延嗣和他的叔父高保寅（？—988后）往李处耘军犒师，窥探宋军的意图。二月九日，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的大军抵荆门，李以礼接见梁延嗣等，并说让他们第二天回去。梁延嗣以为宋军没有夺取荆南之意，就派人马上回报高继冲，叫他放心。荆门距离江陵府只有百余里，当晚慕容延钊召梁延嗣等到其帐宴饮，而李处耘则出其不意地亲率轻骑数千倍道前进。高继冲上当，以为梁延嗣回来，忽然见李处耘的军队杀到，只好仓皇出迎，在江陵府北十五里迎接李处耘。李命他在原地等候慕容延钊，自己则率亲兵先入城，入城前他下令：“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斩。”宋军秋毫无犯地入城，并登上北门的城楼。等到慕容延钊与高继冲回到江陵府，李处耘的部队已分据城中 要冲，布列街巷。高继冲只好向慕容延钊献纳荆南节度的牌印，派客将王昭济与萧仁楷奉表以三州、十七县、十四万二千三百户归降。太祖即派御厨使郜岳持诏安抚高继冲，又命枢密承旨王仁赡为荆南都巡检使，同年六月兼知军府事扼守荆南。对于主动归降的高继冲，太祖赐以衣服、玉带、器币及鞍勒马，仍封他为节度使，梁延嗣以下及高氏族人，均授以官爵。这次在李处耘的精心安排下，宋军不费一兵一卒，便取得荆南，李处耘居功至伟。
宋军取得江陵后，立即调发江陵兵万余人加入宋军，日夜兼程直取周保权所据的朗州。周保权大为恐惧，本来他已听从观察判官李观象的意见，打算向宋廷纳土归降。但周麾下的指挥使张从富等不从，准备设守以抗宋军。慕容延钊派丁德裕前往招抚，但张从富等不纳，而且尽撤部内桥梁，又沉船舫，伐木塞路。丁德裕带兵不多，不敢与战，就回去复命。二月底，慕容延钊派战棹都监武怀节、解晖等率本部兵及部分江陵降兵攻取岳州，大破湖南军于三江口，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级，并攻下岳州，擒守将黄从志及将校十四人。
三月八日，太祖收到慕容延钊的奏报，即下旨斥责周保权，并下令慕容延钊等进兵朗州。张从富等出兵迎战，在沣州（今湖南沣县东南）南遇上李处耘的大军。未及交锋，张军已自溃。李处耘从北面追击敌军至敖山寨，敌军弃寨而逃，宋军俘获甚众。李处耘为震慑敌人，故意将俘虏中体肥的数十人杀死并与众军分食，而将少健的黥面放回朗州。当晚李处耘宿于敖山寨中。第二天早上，慕容延钊的大军赶至。李处耘放回的敌兵返回朗州后，便告诉城中守军有关宋军杀食俘虏之事。一如李处耘所料，朗州守军果然大为震恐，决定弃城逃走。他们火焚州城之庐舍廪库，并劫掠居民一番，教城郭为之一空后，就逃往城外的山谷。三月十日，宋军攻入朗州，擒杀张从富于西山下。周保权的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及其家属亡匿于江南寨岸的僧舍中，李处耘派麾下将田守奇领军渡江前往追捕。汪端弃周保权而逃，田守奇擒获周保权后，宋军即进入潭州。于是湖南全境平定，共得十四州、监一、县六十六、户九万七千三百八十八。是月十八日，太祖命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四月四日，太祖再命刑部郎中贾玭等通判湖南诸州，又特命给事中李昉（925—996）祭南岳，未几命昉权知衡州。四月二十五 日，再命枢密直学士、户部侍郎薛居正（912—981）权知朗州。六月十七日，再命王仁赡权知荆南军府事。太祖出动了多位心腹重臣，坐镇荆湖。
李处耘收复荆湖，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他在潭州郡邸娶得本属湖南马氏、原名胡希圣（942—1017）、法号妙善而自幼茹素向佛的一名姬妾。李处耘死后，妙善往洛阳天女寺剃发出家，她往来开封与洛阳之间，史称她“高行著闻”。太宗以她是明德李皇后之亲属，就赐以广慧大师之号及华服。京师有大姓袁溥舍第建佛寺，太宗赐额名妙觉禅院，以妙善主持之。她除了一直受李皇后及李继隆的尊礼外，从太宗到真宗及章惠杨太后（984—1036）都对她尊礼有加。她得年七十六，是李处耘妻妾中最高寿的，也是经历最特别的。太祖这次只花了三个多月，而且在伤亡甚少的情况下，取得荆湖十七州、一监、八十三县、二十四万户的土地与户口。身为都监的李处耘厥功至伟，最难得的是宋军军纪良好，对荆湖州县几乎秋毫无犯。令人惋惜的是，从平荆湖诸将自主帅慕容延钊以下都获升赏，然功劳最大的李处耘不但未获厚奖，1 反而在同年九月因与慕容延钊的相争而被贬责。
李处耘与慕容延钊的不协，早在他领军至襄州时就已开始。李处耘以枢密副使、宣徽南院使的身份为南征部队的都监。据《长编》和《宋史》本传所记，他“以近臣护军，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报，故临事专制，不顾群议”。他初至襄州时，碰到街头卖饼饵的人倍取军士的价钱，他捕得抬价欺人最甚的二人送予慕容延钊处置。这二人大概得到慕容手下的包庇，故慕容不肯处置他们。李处耘不管，三番四次要慕容依法处置，最后李自行将二人斩于市。李处耘为了军纪而不顾主帅的面子，自然招致慕容延钊的不快。攻下荆南时，慕容延钊的小校司义恃势占据荆州客将王氏之宅，而且借酒做出凶暴的行径。王氏向李处耘申诉，李召司义斥责了一番。司义怀恨，就向慕容延钊谮告李处耘。慕容与李的嫌隙于是加深。到了白湖，李处耘看见有军士走入民舍，不久舍中人大呼求救。李处耘派人拘捕犯事的军士，竟是慕容延钊的圉人。李处耘为了整顿军纪，就不管是否开罪主帅，即将该军士鞭责。慕容延钊得报，在颜面大损的情况下，怒斩其圉人。慕容延钊与李处耘自此水火不容，二人交相论奏对方的不是。可惜这时权知襄州的吕余庆遭母丧，无法排解二人的争端。太祖收到二人互相攻讦的奏报后，权衡轻重，接受朝议，以慕容延钊是主帅兼宿将，就赦免其罪。太祖与慕容延钊一向交好，并以兄事之，这时慕容仍抱病在身，太祖这次就只好委屈了功大过小的李处耘。是年九月十八日，太祖将李处耘贬为淄州刺史。李处耘大概晓得太祖的难处，就没有再为自己辩护。据《李继隆墓志铭》的说法，当李处耘“大勋既集，飞语乃生，卒致投杼之疑，且有传车之召。属吏问状，耻于辨明”。因他被贬，他的长子李继隆在随侍他往淄州后亦被“当途者”除籍。稍教李处耘告慰的是，他的次子李继和在是年诞生。1 《宋宰辅编年录》载有李处耘被贬的制文，制文说：
昨者南出师徒，俾令监护，所宜宣力，以副朕心。但闻动恣胸襟，每多率易。既乖倚注，合正刑章。尚念已著徽劳，特从宽典，俾提郡印，用示优恩。
这次太祖对人不对事，将有功的李处耘贬责，对处理主帅与监军的纷争开了一个坏的先例。李处耘尽忠职守，不买主帅的账，以监军身份执行军纪，本来太祖应予以嘉奖；但太祖偏偏维护与他有特殊
关系的慕容延钊，而贬责了李处耘，这就教后来出任监军的人只问权势，不问是非。乾德二年（964）正月，继李处耘任枢密副使的王仁赡，就是只问权势，不问是非的典型例子，他在是年七月以监军征蜀，一味附从主帅王全斌，当王全斌军队在平蜀后肆意杀降，并放纵手下军士劫掠时，王仁赡并没有履行他监军的责任，反而狼狈为奸，结果激起全师雄之变。
李处耘被贬，除了因太祖要维护慕容延钊外，笔者认为亦与赵普的排挤有关。过去，学者谈论赵普与李处耘之间关系的尚不多，研究赵普成绩卓著的亡友张其凡教（1949—2016）曾留意到赵普晚年时曾推荐李处耘的侄儿李继凝。不过，对太祖朝赵普与李处耘的关系如何，却没有深究。 赵普与李处耘是陈桥兵变的策划者，他俩双双从太祖征李筠，当赵普拜枢密使时，李处耘就是他的副手。本来从渊源关系来看，二人关系应不差。但《李继隆墓志铭》却记李继隆在其父贬官时“侍行淄川，为当途者除其籍”。又记当李处耘丧事完结后，李继隆复官时，“当时用事者或先王有憾之人，方邀宠于明庭，思敌怨于后嗣，公之所厚为公危之”。而《宋史·李继隆传》亦记李继隆初出仕时，“权臣与处耘有宿憾者，忌继隆有才”。二书中这个呼之欲出、史臣讳言其名，与李处耘有“宿憾”的“权臣”，并除掉李继隆官籍的“当途者”，除了赵普外，实不作他人想。二人宿怨何来？笔者以为出于赵普对李处耘的嫉妒。史称赵普“多忌克”，曾屡次排挤太祖信任的人。赵普大概见到李处耘再次立下大功，怕太祖对李的宠眷超过自己，于是借慕容延钊攻击李处耘的机会，以“朝议”之名指责李处
耘行事专断，不顾众议，并以太祖与慕容延钊的特殊关系劝服太祖，以牺牲李处耘来安抚慕容延钊以下的宿将。赵普当时是枢密使，是李处耘的顶头上司，论职权，论和太祖的关系，赵普对慕容、李相争的意见，太祖是非听不可的。依赵普的盘算，李处耘这次被贬，就无法再上一层楼，威胁他的地位。李处耘这次平定荆湖，若非发生与慕容延钊相争的事，他升任枢密使是顺理成章的事。李处耘文武双全，又得太祖宠信，若再立功勋，谁能保证他有一天不会取赵普的位置而代之？故此赵普要尽早挤走李处耘，改荐他可以驾驭的人做他的副手，这是他专权固宠的必要手段。
李处耘被贬，为何他“惧，不敢自明”？2 笔者认为这是李处耘聪明的地方。杨亿在《李继隆墓志铭》用了《战国策》中曾参被谣传杀人，最后其母不免半信半疑而投杼越墙的典故，似乎隐喻当时太祖已为危言所惑。大概李处耘知道赵普之言已先入，即使太祖召见，给他自辩的机会，也敌不过赵普背后伤人的暗箭，倘一时说话不慎，激怒太祖就更不妙，故他选择不自辩。
《名臣碑传琬琰之集》、《长编》和《宋史》都有一则称扬吕余庆人品的记载，可作为笔者上述看法的旁证。三书均记在乾德二年四月，即李处耘获罪贬淄州半年后，太祖向刚从江陵府还朝的吕余庆“委曲”地询问关于李处耘得罪的事。据曾巩的记载，“及除执政而处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上问处耘，第以实对”。其时慕容延钊已死（慕容延钊卒于乾德元年闰十二月），而赵普已在这年正月拜相，宠眷正隆。太祖忽然重提旧事，有两个可能：一是他受人挑拨，余怒未息，想从吕余庆身上寻找李处耘更多的过错，再将他重谴；一是省悟李处耘受了委屈。笔者倾向于后者，盖李处耘长子李继隆本来除籍，但他第二年随母入贺太祖生辰时又得太祖特恩复官，可见太祖仍对李处耘顾念旧情。史载当太祖问吕余庆关于李处耘事时，吕“以理辨释”，并因此得到太祖欣赏其诚实，而擢拜参政。教人玩味的是，在这条记载后，三书跟着记在开宝六年九月赵普失宠罢相后，吕余庆没有像太祖的左右般向赵普落井下石，反而厚道地为赵普辩护。三书的作者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论述。当然是想告诉读者吕余庆的可敬处在于他不畏权势，肯说真话。吕余庆不畏何人？我们倘结合当时的环境去看，便知道在乾德二年权势最大的人就是炙手可热的赵普，而在开宝六年却是将赵普打倒的太宗。三书的作者展示给读者强烈的对比：赵普在乾德二年时如日中天，在开宝六年却失势被贬。我们再从吕余庆被认为不畏权势这点去看，他在乾德二年对太祖所言，必是冒犯违逆赵普的事。事涉李处耘而最可能开罪赵普的，当是揭示赵普当年对李处耘的指控并非完全属实。
这里附带一谈的是，赵普打击李处耘的动机，究竟纯出于个人对李的嫉妒，还是别有缘故？蒋复璁教授（1898—1990）和张其凡教授曾先后撰文论述在太祖朝，太宗与赵普曾长期明争暗斗，并用尽手段打击对方集团的人物。不过，在两位教授的著作里，均没有谈到李处耘之贬是否为赵普打击太宗的手段。1 我们从种种蛛丝马迹去看，自陈桥兵变开始，李处耘与太宗的关系已非泛泛，后来李处耘的女儿更成为太宗的晋王妃。笔者认为，赵普打击李处耘时，他与太宗尚未成为权力的角逐者。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赵普当时已处心积虑去削除最有资格成为太宗羽翼的李处耘。不过，他出手打击李处耘时，若说完全没有考虑太宗的因素，亦于理不合。笔者以为赵普当时打击李处耘，还是出于个人私心嫉妒居多。
太祖在慕容延钊死后，而李处耘委屈大白之时，仍然将李贬于淄州，投闲置散，最可能的解释是赵普反对马上起用李处耘。太祖在乾德二年八月，首命潘美、丁德裕、尹崇珂、张勋攻克南汉的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做稍后攻取南汉的准备。2 然后在同年十一月，展开他统一天下的第二波军事行动，目标是四川。太祖分两路攻蜀，他命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使、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为副，而以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率主力部队攻蜀。另命宁江军节度使、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统偏师助攻，并命藩府旧人给事中沈义伦为随军转运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刺史曹翰（924—992）为西南转运使。太祖在大军出发前，特别叮嘱诸将，“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又表明“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刍粮，悉以钱帛分给战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李处耘在淄州一任三年，从乾德元年九月至乾德四年闰八月，在淄州的事迹，可惜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他的长女嫁平卢节度使郭崇之子郭守璘，可能是李处耘守淄州时所结下的亲事。征蜀部队的胡作非为，大概他在乾德四年二月后，从原本任渝州（今重庆市）刺史，后以一度降全师雄而被贬为淄州教练使的陈守习处可得知一二。可惜 他未及见蜀乱平定，以及再被召立功，在乾德四年闰八月二十四日便 在淄州赍志以殁，得年仅四十七。教他遗憾的是，爱子李继隆当时在京师供职，未及见最后一面。闻鼙鼓而思良将，太祖得知李处耘的死讯，虽然李的官阶不高，但仍然特别废朝一日，赠李处耘宣德军（即湖州，今浙江湖州市）节度使、检校太傅，赐地葬于洛阳偏桥村。
选自何冠环《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2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