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金兵把宋徽、钦二宗和他们的大臣都绑到了遥远的北方。
但来不及悲伤，群龙不能无首。
于是，当年的五月初一，康王赵构便在应天府（商丘）匆匆宣布登基，史称“南宋”。
当皇帝容易，但保护江山社稷和身家性命却成了一个难题。
汴京城里的金兵晚上喝酒划拳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了，应天府又能撑得了几时？
所以，逃跑，不，迁都成了眼下燃眉之急。
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坐中间，几百新晋大臣开始商议迁都的事儿。
主战派李刚提出了“三都制”：
“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
但其他人不想搞得这么复杂：
宗泽为代表的老臣力主回汴京，而汪伯彦、黄潜善等主和派则要求移步东南。
所以，这场会议的关键焦点就变成了：
坚守中原还是迁都东南？
建炎三年(1129)二月，正在赵构犹豫不决，左右危难之际，金兵攻打扬州，准备断了朝廷的退路。
于是，皇帝和群臣慌慌忙忙渡江了。
走晚了，估计也就完了。
御营都统制王渊上前一步“请幸杭州”，高宗痛下决心拍板儿由苏州“径趋杭州”。
于是，南宋正式迁都杭州。
但后来金人有杀过了长江，皇帝和众大臣只好一路逃到永嘉（温州），后来又跑到越州（绍兴）。
到越州后，赵构先是将来年的年号改作“绍兴”，取义“绍万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想通过改名给天下子民传递要承续中兴大业意志。
但几个月后，皇帝忽然发现：
其实“绍兴”这地方不也挺好吗？
这地方古称会稽，大禹时就是九州之一，一直也是江南地区的中心地块，历史上的地位比杭州好的多嘛。
况且，有吃有喝还有美女无数。
眼看皇帝乐不思汴，大臣吕颐浩十分不满：
神京已经被人占了，百官也都被冲散了，老百姓都不知道朝廷还有没有了。这种情况下你不想着联络天下，重拾民心，恢复中原，却想着偏安江南在绍兴安家落户，就这你还好意思打着“立志中心”的旗号吗？
吕颐浩的不满颇有道理，但可惜对皇帝享福的决心影响并不大。
真正迫使皇帝继续迁都到临安的决定性因素，其实就是一条河。
绍兴位置不错，也很富庶，但一下子皇帝带着百官还有家属到这里避难，于是就出现了“供应不起”的局面。
庙小，从来都容不下大神。
一大堆人可以不打牌不赌博不娱乐，但不能不吃饭。
而粮食想要从杭州运到绍兴要走运河。
而走运河就不可避免碰到一系列的麻烦事儿。
一开始，要面临运河水位要比钱塘江低的现实问题。粮船想过龙山闸进钱塘江，费时又费劲。
就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船拉入钱塘江，还得提防凶猛的大潮轻轻一拍，就尽沉水底。
就算运纲船好不容易渡过江去，又得从西兴渡口将货驳运到浙东运河中的船上，再费一番周折。
不要以为困难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大的困难还在后面。
运河要穿过“钱清江”，而运河水位居然比“钱清江”高出一丈有余。
为了保证运河水位正常，就要在运河和“钱清江”交汇处修堰闸，然后通过复杂的操作大船换小船装粮食，再耗长时间等待水位下落把船放出去。
这样做不但费时费力，而且水位落差频繁转换导致运输环境异常凶险，出事儿十之三四。
举个栗子：
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三月，赵构的棺木走这条路运往绍兴府永思陵入葬，经过这个堰口的时候，就因为水流实在汹涌，差点把棺椁都打到水底去。
所以，风浪越大粮越贵。这一趟粮食运费的价格，都得几十倍粮价了。
这种地步，就算是皇家也吃不起了，更何况还有满城黔首？
穷则思变。
一天饿三顿的日子总是让人清醒。
皇帝也认识到，如果再不走出舒适区，到上游去，人心就散了，队伍也就不好带了。
于是，听从了吕颐浩的劝谏，重回临安。
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十，御舟驶出绍兴城的西门后，望着落日下的绍兴城门，皇帝和大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放下了。
暗自感叹：
一条运河，竟然锁住了帝国！
我是学历史的，以后有时间了，还是多给大家讲一些故事算了。
在我看来，历史从未消亡，甚至也从未成为历史。
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