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1944年的波兰抗德敌后战场,以国家武装部队(NSZ)为首的右翼游击队和以人民卫队(GL)为首的左翼游击队经常就立场和利益问题发生闹出人命的军事冲突,虽然很难说最初到底是谁先开始打谁,但发生于1943年8月的博罗夫村事件却确实是右翼武装针对已经放下武器的左翼游击队员的一起不折不扣的屠杀事件。



正在检阅手下官兵的兹达诺维奇

博罗夫村事件的肇事者是英国特工兼NSZ基层指挥官伦纳德·施琴斯尼·祖布-兹达诺维奇(Leonard Szczęsny Zub-Zdanowicz),在战争期间曾以“獠牙(Ząb)”、“多尔(Dor)”和“跳跃(Szprung)”为代号。此人于1912年11月6日出生于波兰东部波波夫齐村(今属乌克兰赫梅利尼茨基州斯塔罗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区)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是奥波莱省的一名农业官员。

1930年8月16日,兹达诺维奇考入波兰第二共和国骑兵训练中心第五期,一年后被分配到驻加尔沃林的第一骑兵团,一年半后晋升为预备役骑兵少尉,退伍后取得卢布林天主教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并在当地税务局工作。二战爆发前夕,兹达诺维奇被征召回部队,并经过培训成为第29步兵师的一名宪兵军官。波兰战败投降后,不肯向德国人屈服的兹达诺维奇离开祖国,辗转抵达法国参加波兰流亡军队,甚至还参加了1940年4月流亡军在挪威纳尔维克的远征战斗。



兹达诺维奇的特工证件照

随英法联军退回英国本土后,兹达诺维奇加入了波兰第一伞兵旅,后又志愿接受敌后特战训练,并于1942年9月1日夜,搭乘英国皇家空军第138中队的哈利法克斯轰炸机,与其他五名波兰特工一起被空投回波兰本土。回国之初,兹达诺维奇在波兰国家军的破坏组织瓦赫拉兹(Wachlarz)第三分队服役,1942年底瓦赫拉兹停止活动后,兹达诺维奇一度无事可做,虽然他曾向国家军总部也打报告要求下基层去农村游击队工作,但因其“英国特工”的敏感身份而被拒绝。

于是,1943年5月底,在几个NSZ朋友的一再劝说下,兹达诺维奇最终同意加入NSZ,一个月后,他被授予NSZ上尉军衔,并被分配到活动于卢布林省的“亚历山德罗夫卡 (Aleksandrówka)”游击队担任指挥官,以取代该部队原先的指挥官亨利克·菲古罗-波德霍斯基(Henryk Figuro-Podhorski,1910-1987)上尉,这里顺带提一笔的是,这个波德霍斯基和兹达诺维奇一样,也是个右翼摩擦专家,战后也都逃亡去了捷克并最终在美国去世,可谓是殊途同归。



亨利克·菲古罗-波德霍斯基

应该说波兰国家军高层的考虑不无道理,兹达诺维奇在破坏组织工作的时候,就曾杀害过无辜犹太人,这回下基层当了指挥官,更如虎兕出柙一般,没人管得了他了,才几天功夫,他就下令杀害了几名被游击队发现的、躲藏在森林里的犹太人,理由是,他认为这些犹太人是为盖世太保服务的犹太特工。随后,这个由英国人培训出来的搅屎棍又把目光锁定在驻地附近的一支左翼游击队身上,试图挑起敌后左右翼游击队之间的冲突。

被兹达诺维奇盯上的是由斯克日佩克指挥的“扬·基林斯基 (Jan Kiliński)”游击队,斯特凡·斯克日佩克(Stefan Skrzypek),1913年出生于卢布林省克拉希尼克的一个农民家庭,在战前是波兰军队的一名士官。波兰战败后,斯克日佩克收拾起被军队遗弃的武器开始参加敌后抵抗运动,他起初参加的是效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武装斗争联盟(国家军的前身),但在1943年转投左翼游击武装GL,并于当年7月被任命为扬·基林斯基游击队的指挥官,代号“夜莺(Słowik)”,以取代之前的指挥官斯洛维克(Słowik)。

据博罗夫村事件中的幸存者之一、代号“荨麻(Pokrzywa)”的GL游击队员斯坦尼斯拉夫·巴别拉茨基(Stanisław Babieracki)回忆,1943年8月8日那天,他所在的游击队转移至博罗夫森林并在那里安营扎寨,包括两名指挥官在内,这支游击队一共有28名官兵,他们的任务是在当地等待苏联空军过来空投武器。扎营后没不久,当地4名亲左翼的农民就来到游击队营地,他们此行是要报告一个重要情报——一支85人的NSZ游击队正驻扎在附近。

面对这份情报告,游击队副队长斯洛维克并不显得十分紧张——虽说NSZ游击队的规模比他强大的——他向斯克日佩克解释说,在犬牙交错的波兰敌后战场,两支不同阵营的游击队扎营挨到一块儿是常有的事情。参加过国家军的斯克日佩克则早就听说过NSZ抗拒国家军收编的事情,所以对这群激进分子印象很不好,但鉴于他初来乍到,在游击队员中没有威信,也就听从了斯洛维克的建议。



兹达诺维奇与其他游击队指挥官们

随后三名NSZ游击队员来到扬·基林斯基游击队的营地,声称要与他们商谈对德联合作战的事情,斯克日佩克觉得这是可以商量的,再加上斯洛维克的怂恿,大家便毫无防备的前往NSZ在博罗夫村的营地。会议一开始,双方确实交流得很愉快,还互相交换了口令,据在事件中幸存的游击队员亚当·斯科拉(Adam Skóra)回忆,此时正值上午,NSZ一方开始煎一些烤肉,还请他们坐下来喝几杯伏特加,一切都是那么的惬意。

到接近中午11点的时候,巴别拉茨基注意到,有一支40多人的NSZ部队成战斗队形接近了原本欢声笑语的博罗夫村,他们每个人都脸色阴沉,腰带上还都插着一把斧头。在外围警戒的GL游击队警卫询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方则回复说:“举起手来!下面商量部队改编事宜,不得携带武器!”大家这才意识到不妙,这时斯洛维克却突然喊道:“大家不要动手啊,切莫一时冲动破坏了团结……”

趁着所有人的迟疑的功夫,NSZ部队很快冲入营地,把扬·基林斯基游击队的所有队员——包括五名一同来蹭吃蹭喝的亲左翼波兰农民——给两人一组背靠背五花大绑起来,但奇怪的是只有斯洛维克和他的警卫员比·约瑟夫(Ul Józef)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斯特凡·斯克日佩克被押解到营地旁的小河对岸,在经过短暂审讯后,斯克日佩克就被枪杀在河边。

就在斯克日佩克牺牲的同时,留在营地里的扬·基林斯基游击队员们也正以两人一组的速度被杀害。巴别拉茨基是首先看出事情不对劲的人,所以当NSZ试图枪毙他时,他立马奔跑起来,但最终还是被一枚子弹击中了脖子,并昏死过去,当NSZ以为他已经去世时,他却又偷偷苏醒过来,并趁着现场的混乱偷偷爬进一堆土豆里躲藏了起来。



兹达诺维奇与其妻子

代号“鹧鸪(kuropat)”的游击队员斯坦尼斯拉夫·帕夫洛夫斯基(Stanisław Pawłowski)是第三名幸存者,据他所述当他被NSZ那帮家伙折磨并被威胁要“打爆他的脑袋”的时候,游击队的副指挥官斯洛维克居然坐在一旁围观,还边抽烟边放声大笑。最终与帕夫洛夫斯基绑在一起的基尔宾斯基被NSZ打死,而帕夫洛夫斯基则因为吃了一颗哑弹的缘故得以幸存,随后他找准机会爬出死人堆并迅速跳入一旁的森林里,反应过来的NSZ官兵冲他追着打了几枪但没有打中。

很明显,据三名幸存者的描述,可以知道扬·基林斯基游击队的副指挥官斯洛维克出卖了他的战友们,并把他们送入了NSZ预先设置好的屠宰场。据波兰历史学家分析,可能兹达诺维奇搞这次摩擦事件的主要目的,就是干掉被视为国家军叛徒的斯特凡·斯克日佩克,斯洛维克虽然也是从NSZ跳槽到GL,但因为和兹达诺维奇达成了出卖战友的私下协议,所以得以保住了自己的狗命。不过另据亚当·斯科拉回忆,斯洛维克最后还是被出尔反尔的NSZ给干掉了。

据统计,在博罗夫村事件中,共有26名GL游击队员及亲左翼农民遇害,除斯洛维克及其警卫员和上文提到的三名幸存者得以幸存外,另外两名幸存者为一名亲左翼农民和一名代号为“科拉(kola)”的俄罗斯人。在如今的波兰历史学界,出于贬斥左翼游击队的目的,便声称扬·基林斯基游击队是一帮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的土匪,兹达诺维奇是为了替天行道才将他们集体绳之以法的。



兹达诺维奇在美国墓地

到1943年秋,兹达诺维奇的手下已经发展到300余人,并被改编为NSZ第三卢布林军区第1维斯瓦步兵团,作为一名专业的摩擦专家,1944年4月22日,兹达诺维奇指挥他的部队在马里诺波尔地区与波兰人民军(AL,即改名后的GL)的三支游击队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1944年6月,兹达诺维奇的部队转移到凯尔采地区,改称NSZ第204步兵团,共有官兵450余人。当月20日,兹达诺维奇还亲自前往华沙,向NSZ总司令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

1944年8月,在波兰东部逐渐被苏联红军和波兰人民军控制的现实下,包括第204步兵团在内的NSZ残余部队在乌列加德·米尔斯基(Olgierd Mirski)的领导下组成了臭名昭著的圣十字旅,继续从事抗苏斗争。1945年1月,苏联红军发起解放波兰西部的战役时,圣十字旅为了不被苏军俘虏,甚至与德军达成暂时合作协议,转移到了捷克境内。到1945年5月5日,眼看德国人即将不行了,兹达诺维奇又率部反戈一击,“解放”了霍利索夫的纳粹女子集中营,营救了数百名被关押的犹太妇女和波兰妇女。

二战结束后,得益于最后关头的倒戈表现,兹达诺维奇得以进入流亡西欧的波兰第二军团服役,并被授予上尉军衔。1946年秋,兹达诺维奇携家人移居英国,五年后又搬迁至美国,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精密机械公司担任工程师。虽然流亡美国,但兹达诺维奇也一直为波兰国内的工运活动出钱出力,最终他于1982年8月12日去世,终年70岁,其遗体被安葬于宾夕法尼亚州道尔斯敦的的波兰退伍军人公墓。



兹达诺维奇纪念牌匾

苏东剧变后,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需求,当年博罗夫村屠杀事件的肇事者兹达诺维奇自然得到了“恢复历史名誉”的机会,1993年6月13日,波兰新政府在兹维日涅茨教区的教堂里为他竖立起一块纪念牌匾。2009年,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还宣布追授他波兰复兴十字勋章一枚,以表彰他为波兰独立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该勋章直到2013年3月18日才终于被移交给兹达诺维奇在美国的儿子手中,可见他的两个儿子早已对这个波兰祖国失去了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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