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初,正在平津地区休整的东北野战军,实际指挥的总兵力已高达100万人!包括入关的80多万精锐,以及负责改编的北平起义部队20万人,成为我军当时最大的重兵集团,而2月间由华野改编完成的第三野战军,总兵力不过58万人,也就是说,两个野战军的兵力整整相差一半!
(首任海军司令员)
不过北平起义部队完成改编后,真正保留下来的数量并不多,起初编成了25个独立师,但其中大部分的中央军部队,因为思想较为顽固,经过教育改造后,基本撤销建制遣散官兵,最终补入我军的只有12万人。
即便是这12万人,又拨了一部分补充华北军区部队,因此东北野战军在3月14日,正式改称第四野战军之际,去掉平津战役的伤亡再加上补充的兵员,总兵力保持在88万人左右,但是仍比三野多了整整30万!
按当时兵团建制的基本规模,这30万人再编组两个兵团,简直是绰绰有余,当时二野的一个兵团才10万人。军委在最初的方案中,也确实给四野预留了六个兵团的番号:第12、第13、第14、第15、第16和第17兵团。
众所周知,第四野战军初期只编成了四大兵团,弃用了第16和第17兵团的番号,至于幕后原因,后世多解读为是出于“低调”的原因,也就是不能让其他三大野战军,感到相形见拙,其实是不准确的!
(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
一、四野和三野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
以1947年7月为时间节点,东北民主联军和华东野战军的编成和序列,大致类同,“东总”指挥下的野战部队,有九个纵队(第二批四个纵队开始编组)和六个独立师,兵力已突破30万人,注意不包括各二级军区的地方部队。
而华野司令部指挥的也是九个纵队,总兵力达到27万人,也不包括华东军区所属的地方部队。并且两大野战军的指挥层级,也是基本相同的,即总部直接指挥到纵队、纵队负责指挥所属各师的作战。
然而随着华野的七月分兵,两大野战军的作战和发展,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东北我军继续实行“集中制”,即所有野战部队,仍由“东总”统一指挥;而华野事实上分成了三到四个战役集团,在不同的战场遂行任务。
(东野101)
包括挺进中原的华野主力“西兵团”,以及坚持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苏北兵团,期间一度准备正式编组为四个兵团,形成了粟裕、陈士榘、许世友、韦国清各领一军的格局,在一年多的分兵作战时期,各兵团的指挥机构日趋健全。
这就为华野后来的集中和整编,提前创造了一个较好的条件:至少拥有了四个相对成熟的兵团部,未来三野在正式组建兵团时,只需要任命兵团军政主官即可:王建安第7兵团的司令部机关,就是以山东兵团司令部为主体改建的。
陈士榘第8兵团司令部机关,由华野司令部的一部分改建,即“陈唐兵团”的指挥班子;宋时轮第9兵团的司令部机关,由苏北兵团和山东兵团司令部的各一部分,合编组建;叶飞第10兵团的司令部机关,则以苏北兵团司令部为主体改建。
(东野102)
一个兵团司令部,可不是光有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就行了,还需要相当数量的参谋、情报、后勤班子,也就是常说的“司政供卫”四大单位: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卫生部,以及必要的警卫部队和直属队,人员尤其是干部数量可是不少。
以刘亚楼第14兵团为例,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奉调北上,组建空军司令部机关时,登车出发的有2515人!萧劲光第12兵团机关和直属队,北上组建海军司令部机关时,经过精简以后仍有1900余人,可见兵团部的规模之大。
东北野战军的司令员,是由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兼任的,绝对权威的三重身份,自然形成了独特的指挥风格,作战不仅直接指挥各纵,有时干脆直插到各师,暂不设兵团一级编制。
到1948年8月成立的两个兵团部,并没有固定所辖的纵队,各纵队仍在“东总”的直接指挥之下,只是在局部战役期间,兵团部可根据“东总”的命令,临时指挥若干纵队的作战,注意只是临时!
(东野103)
二、四野改编期间面临实际困难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之前,曾突击将12个独立师,分别编入了12个军(纵队已改称),形成了各军下辖四个师的超编状态,这样的编制看起来好像威风凛凛,实际却是有苦难言!
修正一下部分军迷的认知,单位建制所辖的官兵数量,不是越多就越牛叉越厉害!而是应尽量接近于规定员额,达到满编状态就好,严重超编不仅妨碍部队管理,还会因为各级指挥员能力的差异,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至于军辖四师制,更不利于军部的管理和指挥,比如抗战中期,中日两军分别取消了旅级和“旅团”建制,形成师辖三团或者师团辖三个步兵联队的的状态,因为战争事实证明,“三角师”要比“方块师”更适合战场。
(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东野为什么把12个独立师划入各军,而不是重新编组4个新的军呢?因为入关实在仓促,东野严重缺时间缺干部,来组建4个新的军部,如此操作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新军长和新指挥班子的产生,都需要时间。
既然无力新增军一级指挥机构,还要尽量增大入关兵力,那么12个独立师,只能暂由各军节制。也正因为如此,四野大军南下后,各独立师纷纷调出各军,划给新解放区的二级或三级军区,从而保证各主力军仍是“三三制”的编成状态。
在我军仍然是轻步兵性质的年代,一个军有4、5万人尚属合理,如果已达到6、7万人,那是必须要进行“瘦身”的,这是军事常识,当时总参调查小组深入四野部队调研后,专门提出了这条意见。
(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
因此在组建兵团这个问题上,四野面临着同样的实际困难:缺乏预培养的兵团军政主官、缺乏组建新兵团部所需的干部、缺乏组建新兵团建制的时间,是故第14和第15兵团,均未能在3月份授予番号。
这个实际困难,光靠四野兵多将广,是不能尽快解决的,因为第12兵团和第13兵团部,已是比较成熟的兵团指挥机关,分别由辽东军区、冀察热辽军区的机关改编而来,组建时间已在两年以上。
萧劲光和程子华两位名将,均为东北我军早期的主要首长,下来担任军区司令员、前方指挥所指挥员和兵团司令员,当然实至名归,野战军改编期间,只需要给这两个兵团部,划入固定下辖的三个军即可。
然而若要组建新的兵团,麻烦就比较大了,军政主官分别选择哪位名将?兵团部以什么单位为主体来改建?军委又命令四野提前南下,酝酿和讨论的时间够不够?这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
三、四野暂时只能编组四个兵团
四野名将如云,在这个节点反倒成了负担,理论上说,1955年授上将衔的军长们,比如李天佑、韩先楚、黄永胜、陈伯钧、洪学智、邓华等等,都有资格出任新建兵团的司令员,军委和野司需要认真遴选。
新兵团司令部机关的组建,也是一道难题,最终第14兵团部以“东北军区热河整训司令部”为基干改编,第15兵团部则以“东北军区整训第4师”为基干改编,看见了吧,已经不得不调用非野战军系统的二线单位。
也许有人会问,四野有大量军政干部,各单位随便抽个几百人,组建个兵团部又有何难?那可是战争时期,如果一个兵团指挥机关是临时凑起来的班子,干部之间既不熟悉也无磨合,怎么可能正常运转?
(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李天佑)
另外一个条件限制,是四野虽有88万大军,主力军番号却仍只有12个,这跟之前12个独立师没有新编成军,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每个兵团下辖三个军的大原则下,四野暂时最多可以编成四个兵团,简单的数学题。
两个新兵团的司令员,最终确定为野司参谋长刘亚楼和第44军军长邓华,其他几位名将,只能暂时屈就各兵团副司令员,这种情况在三野就没有出现,根本未设兵团副司令员的职务,可见四野当时面临的窘境。
许多军史文章,把四野放弃六个兵团的建制,解读为不想让其他野战军难堪的“低调”,显然是缺乏依据的,四野当时的真实兵力和强大战力,无论敌我双方都了解的八九不离十,仅仅辽沈战役,就一口吃掉了50万敌军!
(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
入关以后,还能够同时包围北平和天津的40万守敌,兵力大致几何,稍有军事常识,猜也能猜出来啊!难怪傅作义接到“发现狗皮帽子”的报告后,立知大势不妙,说句玩笑话,四野就算想低调,实力也不允许啊!
四野拔营南下时只有两个兵团番号,新增两个兵团的正式命令,在不断召开会议和电报往来后,一直到4月28日才下达!此时四野先遣兵团,已经进至武汉以北的长江边上,从3月14日野战军更改番号算起,整整过去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新兵团“难产”的背后当然是有实际困难,命令发布时,第十四兵团部刚刚在天津完成改编,而刘亚楼司令员还在平津地区继续“招兵买马”,因为兵团部机构的完善和健全,确实是一项复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