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毛主席前往南方视察，中途在济南进行了短暂停留。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济南城内许多老建筑都已经被拆除，但依然保留一小段旧城墙。
如果抵近查看，城墙上的些许弹坑依然诠释着十年前那场战役的惨烈。回想起济南战役毛主席语重心长的对李银桥说：“粟裕打仗真是一把好手，是人才、将才、帅才。”
同为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天才，林彪也曾评价粟裕“尽打神仙仗”。
作为三野军事上实际的一把手，粟裕在战场上的确交出了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国民党一半的兵力都是在他的指挥下消灭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军事天才，却没能争取到所有人的肯定，曾有一位三野猛将一生都不服粟裕，直到晚年依然对老上司有意见，此人便是开国上将——宋时轮。
有情有义的铁血将军
宋时轮，湖南醴陵人士，1907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因祖上几代艰苦打拼，积累下了几亩良田，宋家的生活相比其他贫农家庭要滋润许多。
回顾宋时轮的军旅生涯，一直以脾气火爆而闻名，很多人都以为他和别的“泥腿子”将军一样，都是半路从军，然后在战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将军。
其实不然，宋时轮其实最初也是个读书人，六岁起就被父亲送到了当地比较好的私塾，并且读完了小学、高小、中学，这在当时来说绝对算是文化人，只是后来进入了部队，部队的环境让他逐渐抛弃了读书人温文尔雅的气质。
1923年，完成学业的宋时轮入伍参军，最开始在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学习，但是旧军阀的军官们各个犹如行尸走肉，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唯独打仗不行。
宋时轮一向性格直率，因看不惯同僚们的做派，多次与其发生口角。1925年，不愿与旧军阀为伍的宋时轮听说广州的黄埔军校专招有志之士，于是辞掉的军官教导团的工作，只身前往了广州。
在前往广州的途中，宋时轮因忘带路费，不得不返乡，好不容易来到了学校报到，没上几天课就染上了一场大病，按照原计划，宋时轮应该是和林彪、张灵甫等人同为黄埔四期，如此一折腾，他实际上是与六期学员一起毕业的。
别看宋时轮脾气暴躁，实际上却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早在入伍之前，宋时轮曾有过一桩包办婚姻，与同村的邹氏结婚后育有一女。
后来在黄埔军校期间，宋时轮成功入党，但仅仅三个月，蒋介石就掀起了反共浪潮，宋时轮还因此入狱。
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几乎是零容忍，乡下民团为了向蒋介石献媚，经常会骚扰革命人士的家属，为了不连累邹氏，宋时轮忍痛与其离婚。
后来宋时轮在延安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郑继斯，两人相濡以沫，在战场上天不怕地不怕的铁血将军，回到家中却成了“妻管严”，如此巨大的反差也说明了宋时轮对妻子的爱。
可惜的是，郑继斯在1967年时就因为癌症离世，在爱妻去世前的一个月内，宋时轮每天都在病房内陪伴妻子，夜深人静之后他不知偷偷流了多少泪。
除了爱自己的家人之外，宋时轮还是个爱兵如子的好将军。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爆发后，宋时轮所率的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与美军血战数月，这场战役极其艰难，第九兵团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952年，第九兵团被调回国内，宋时轮在抵达鸭绿江畔时命令司机停了下来，然后摘下帽子朝着来时的方向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双眼泛红。
“当年是我把他们带到朝鲜保家卫国的，他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娃，但他们永远都回不去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60年代，宋时轮的处境也十分艰难，但目睹众多老部下身陷囹圄，他依然不惧怕被反革命集团抓住把柄，伸出了援助之手。
许多人可能会好奇，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又能打硬仗的将军，究竟和粟裕什么仇什么怨，以至于他直到晚年都对粟裕有意见？其实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截然不同的人生
首先，两人在性格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宋时轮性格执拗，脾气火爆，但在工作中敢于承担责任，因经常仗义执言，所以也得罪过不少人。
宋时轮的暴脾气在党内是出了名的，当年担任第九兵团司令时，中央打算派陶勇去当他的副手，陶勇得知消息后一再推脱，声称自己“镇不住宋司令的脾气”，“宁可让我去第九兵团当个副团长，我也不要成为他的副手”。
宋时轮虽说恃才傲物，不好相处，但也并非油盐不进，他内心对陶勇的工作能力非常肯定，得知陶勇的难处之后，他亲自给陶勇写信，态度十分诚恳的表达了想要与其一起工作的愿望。
宋时轮的这封信打消了陶勇的顾虑，于是他欣然来到了第九兵团司令部报道，宋时轮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遇事从不独断专行，大小事宜都会和陶勇商量，两人共同铸造了第九兵团辉煌的战绩。
反观粟裕，性格比较内敛，为人十分谦和，一生虽战功赫赫，但从不居功自傲，经常把功劳归功于底层战士。
当年粟裕在率部打赢豫东战役后，中央要求粟裕完成一份战后总结报告，粟裕用大量篇幅来强调集体的力量。
当与同僚的意见发生分歧时，粟裕通常会保持沉默，如果中央作出的决定与自己的意见相悖，他依然会全力执行。
当然，脾气再好的人也难免与同僚产生矛盾。为了配合刘邓大军挺近大别山，华野兵分三路向南麻、临朐等地发起进攻。
粟裕在率部进攻临朐时久攻不下，部队损失惨重，后来他本人也向中央作出了检讨。但华野元老谭震林却不依不饶，怒批粟裕“粗心大意，缺乏远见”。
面对谭震林的批评，粟裕欣然接受，面对粟裕的大度，谭震林也没有继续上纲上线，后来两人又共同指挥了淮海战役，粟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换来了谭震林的肯定。
由此可见，宋时轮和粟裕本身就性格迥异，几乎是两个极端，而性格决定了处事风格，所以在工作中产生些许分歧也是比较正常的。
再说资历，宋时轮和粟裕虽说是上下级关系，两人资历其实不分上下，甚至宋时轮还要更胜一筹。
前文提到，宋时轮中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军队，并在大革命期间考入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大门上的横批写道“革命者来”，由此可见，宋时轮参加革命的时间要早于粟裕，毕竟此时的粟裕还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
南昌起义之后，国民党因为没有掌握有力证据，不得不将宋时轮释放，之后他便在家乡醴陵一带领导游击战争，并拉起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宋时轮可以算是人民武装的创建者，而粟裕在南昌起义时仅仅是个见习班长。
土地革命时期，粟裕因战功卓著，职位方面后来居上，但也仅仅是和宋时轮持平。
两人最高职位都是军参谋长，但粟裕所担任的是红4军参谋长，这支部队经常受毛主席直接指挥，反观宋时轮所在的红21军，大多时候都是独立进行决策。
长征时期，粟裕留在了南方打游击，最多指挥兵力也就一千人左右，而宋时轮则是担任了红30军军长、红28军军长，两人的差距开始越来越大。
粟裕的职位再次追赶上宋时轮的时间是皖南事变之后，当时粟裕升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而宋时轮则是冀察热疗军区司令，两人虽说是同级，但职务的含金量明显宋时轮要更高，因为新四军的作战强度是远远小于八路军的。
1946年，中央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由粟裕全权负责军事。
所以对于山东野战军来说，粟裕算是个空降司令，隶属于山东野战军的宋时轮对粟裕的能力并不了解，再加上宋的资历本身要强于粟，所以之前的“业务骨干”不服“空降经理”也算是正常。
两人的误会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原山野将领的信任，宋时轮对粟裕的印象也有所转变。
但是，粟裕用人有一个习惯，凡是遇到攻坚战，依然会重用老部下叶飞、陶勇、王必成等人，至于隶属于山野的许世友、宋时轮、韦国清等人，经常会被安排阻击任务。
其实粟裕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华野刚刚成立时所面临的的都是恶仗，经常会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这种情况下，粟裕自然会重用一些常年和自己在南方打游击的将领。但宋时轮却认为，粟裕是在以公谋私，对山东野战军将领区别对待。
1947年，宋时轮指挥的第10纵队奉命掩护刘邓大军侧翼，在梁山一带牵制国民党的第5军和整编84师，但因战场形势发生了变化，华野参谋长给了宋时轮一个口头命令：率部渡过黄河。
宋时轮按照命令执行，但第10纵队被邱清泉打了一记闷棍，部队损失惨重，后来中央追究这件事，宋时轮险些被撤销职务，调回延安，多亏粟裕力保，宋才保住了职务。
但是，宋时轮并不了解华野司令部所发生的事，他以为这个命令是出于粟裕之口，因此便对粟裕心有成见。
济南战役打响之后，华野诸多将领在召开战前动员会时都表示支持粟裕的计划，唯独宋时轮表示：“第10纵队刚刚经历一场恶战，损失较大，无法胜任阻击任务。”
实际上，宋时轮是心中对粟裕有成见，对第10纵队被安排阻击任务表示不满，宋时轮还说，自己身体异样，想要去东北养病，然后摔门离开了会议室，留下众人面面相觑。
无奈之下，粟裕只好到毛主席那里去诉苦，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说宋时轮没有大局意识，更没有一个革命军人的觉悟，还说要将其撤职。
粟裕再次为宋时轮求情：“大战在即，临阵换帅恐怕对战事不利，只希望主席能够出面求情，让宋时轮指挥部队参加战斗。”
后来在毛主席的一再要求下，宋时轮最终回到了指挥岗位，并为之前的事作出了检讨。济南战役虽说胜利了，但宋时轮却以为粟裕在毛主席面前打小报告，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新中国成立后，宋时轮率部出兵朝鲜，与美军打了不少艰难的战斗，而粟裕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在调养身体。
但回国之后，两人的境遇却截然不同，粟裕已经升任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而宋时轮却离开了一线部队，在高级步兵学校担任校长，宋时轮认为，自己仕途之路如此坎坷，主要是因为粟裕这个老上司没起好作用。
1958年，粟裕被调往了军事学院任职，两人再次聚头，虽说粟裕依然是宋时轮的上级，但两人交流的次数十分有限。
其实宋时轮只是单方面对粟裕有偏见，粟裕对此并不在意。60，70年代，军事学院内恶意中伤举报宋时轮的匿名信有很多，粟裕不顾自身安危将这些信件扣了下来。
粟裕生前多次力保宋时轮，只是因为其内敛的性格，粟裕很少去宣扬这些事，这导致宋时轮一直对他心存误会。
结语
1984年2月，粟裕去世，宋时轮前来参加追悼会，得知老领导之前所做的一切后，他感激涕零，握住粟裕遗孀楚青的手说道：“感谢老领导多次保我。”
其实无论是粟裕还是宋时轮，两人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都是毋庸置疑的，在战场上或许会有分歧，但绝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恩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