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良好生态环境蕴含的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但各地根据自身生态禀赋和发展条件，积极探索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努力破解难题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松
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塞罕坝机械林场（2024年8月2日摄） 王龙摄 / 本刊
近日，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生棋村的林农杨盛谋通过“卖空气”获得了4万多元的收入。这源于2024年5月底，杨盛谋等10名林农获得了湖南首批林业碳汇权证和林业碳券。杨盛谋的712亩林地首期核发碳减排量达1292吨二氧化碳当量，他与通道大锅冲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交易了551吨碳减排量，每吨价格为76元。
这一成功案例是怀化市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体现。2024年6月5日，怀化市被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首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名单，成为湖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
生态产品总值（GEP）是衡量生态系统对人类物质和服务贡献的指标，而特定地域单元的生态产品价值（VEP）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中应用更为广泛。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科学合理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机制旨在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合理路径，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为经济和社会价值。
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或实施方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永伟认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良好生态环境蕴含的价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尽管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等问题，但各地根据自身生态禀赋和发展条件，积极探索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努力破解难题，丰富和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破解四大难题成效显著
生态产品是指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主要分为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大类。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包括粮食、水果、木材等；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涵盖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固碳等；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则涉及旅游休闲、康养服务等。
自201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提出“生态产品”概念以来，我国不断推进调查监测，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完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制度体系、完善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制度、推动出台生态产品目录清单编制工作指南等，摸清生态产品底数。在此基础上，我国已初步构建起系统有效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包括生态产品的调查评价机制、保护修复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市场化运营机制等多种机制，并取得显著发展成效。
开展价值评价，破解“度量难”。生态资源具有难以移动、牵扯面广、协调难度大的特点，价值核算体系复杂、指标多元，相关部门核算业务不熟练使价值核算难以推进。近年来，我国在建立核算体系、制定核算规范、推动核算结果应用等方面加大创新，积极破解“度量难”。
2022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明确指标体系、具体算法、数据来源和统计口径，推进核算标准化和智能化。在全国层面开展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价值核算，组织13个省（区、市）开展生态产品总值试算，推动核算结果进考核、进监测、进评估、进规划、进项目、进决策、进补偿、进赔偿。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浙江省湖州市、安徽省黄山市探索开展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评估，推动评估结果在经营开发、担保信贷、权益交易等方面开展实际运用。
创新绿色金融，破解“抵押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由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整体的“生命共同体”，具有不可分割的特点和显著的非标性，因而不能直接作为银行信贷的抵押品，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和金融部门很难对接，难以通过抵押直接获得金融支持。
我国探索引导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创新绿色金融，积极破解“抵押难”。2021年7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环境权益融资工具》金融行业标准，为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环境权益融资活动提供指引。截至2023年底，全国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是2020年末的2.5倍，绿色贷款规模连续四年保持20%以上的高速增长。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创新，2020年以来共有239个EOD项目进入生态环保金融支持项目储备库，截至2023年底，已有83个EOD项目获得金融机构支持，授信金额2012亿元，发放贷款576亿元。全国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在浙江安吉落地，交易资金专项用于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和促进村民共富创收。
加强经营开发，破解“交易难”。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上，现实中有一些生态资源的所有权边界模糊造成产权交易主体不明，市场交易难以开展。此外，市场化机制不够完善也形成了转化瓶颈。
围绕推进供需精准对接、拓展价值实现模式、促进价值增值、推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方面加强探索，各地积极破解“交易难”。比如，科学利用森林和林地资源，林下经济探索形成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4种模式。截至2024年10月，全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面积超过6亿亩，年均产值超过1万亿元，3400多万林农受益；出台《全国生态旅游发展规划（2016—2025年）》，打造旅游与康养休闲融合发展的生态旅游开发模式，建设110家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将8155个有重要保护价值的村落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推动全国846个市县在6174个城市公园实施开放共享。积极培育浙江“丽水山耕”、江西抚州“赣抚农品”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提升生态产品溢价。
深化保护补偿，破解“变现难”。生态补偿变现难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不少省生态补偿机制仍以中央对地方或省对市县的纵向转移支付为主，财政压力较大、补偿标准较低，而地区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大多处于起步状态。
对此，我国着力在健全保护补偿机制、完善损害赔偿制度、建立考核机制等方面深化研究，积极破解“变现难”。比如，不断完善纵向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以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等因素为依据，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支持力度。2022年、2023年，中央财政分别下达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992.04亿元、109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5%、10%。同时，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出台支持长江、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等政策文件，明确流域生态补偿基准、方式、标准。全国已有21个省份在20个跨省流域建立起机制，流域水环境质量稳中有升，流域协同治理能力明显提高，综合效益不断扩大。
村民在贵州省龙里县颐光山林油茶生态园里搬运油茶树苗。当地逐步建设发展成为以油茶种植为主，绿化苗木、精品水果、林下养殖等为辅的颐光山林油茶生态园，既解决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问题，又让千亩荒山变成了青山（2025年3月11日摄） 杨文斌摄 / 本刊
面临五大挑战
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这一复杂的系统工程仍难一蹴而就。当前，我国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面临五大挑战，贯穿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制度层面。
生态产品生产供给不够充分。随着生态环境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权重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日益增强，从“盼温饱”转向“盼环保”，从“求生存”转向“求生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实践中，物质供给类生态产品主要通过原生态、绿色、有机等品牌认证形式提升价值，存在规模小、市场散、品牌乱、竞争力弱等问题，经营开发水平不高。生态产品供给地区大多基础条件薄弱，生态产业仍集中在初级加工和旅游资源开发等初级阶段，基础设施和配套支撑体系不成熟，价值实现难度较大。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冬认为，在自然资源紧张、生态环境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亟需拓展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其价值实现。
生态产品收益分配不尽合理。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应充分尊重产权主体地位，建立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生态保护地区的原住民因保护生态而丧失部分发展机会，理应在收益分配中得到更多照顾和倾斜，收益也应更多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
现实中存在生态环境保护者未获得合理回报、受益者未支付足够费用、破坏者未付出相应代价、受害者未获得应有赔偿等情况。生态产品受益主体不明确，产权边界模糊、所有者缺位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收益分配不均。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规划协调处处长曹利远认为，涉及集体资产的收益应用于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涉及个人资产的应兑付给个人，确保收益共享，畅通“两山”转化路径。
生态产品交换基础待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交换的基础在于商品的价值相等，需构建合理的价值决定机制和定价体系。既要维持生态产品的规模化再生产，也要保障农民的基础性地位和合法权益。
从全国范围看，各地区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结果的可比性和应用性不强，关键参数差异大，难以获得普遍认可。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面临困难，各领域试点多为单项推进，难以适应系统高效推进改革的需求。资源环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
生态产品消费潜力未完全释放。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要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实践中生态产品消费潜力尚未完全释放，存在以下问题：生态产品交易中心不健全，宣传推介力度有限；供给方与需求方对接不精准，资源方与投资方合作不畅通；偏远地区的生态产品受运输时效和物流成本影响，价值难以实现；绿色金融对生态旅游等产业的支持力度有限，行业规模难以做大，产品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生态产品认证体系和质量追溯体系不完善，制约了产品溢价和品牌塑造。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不健全。2021年《意见》出台标志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已完成。而分领域细化实施方案仍未完善，尚未形成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过程的政策合力。
此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欠缺，经济发展与生态产品总值双评价、双考核的改革探索在全国层面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游客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花桥村油菜花海中踏青赏花（2025年3月16日摄） 新华社发（张国盛摄）
“打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
近年来，我国多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让“两山”理念的转化之路越走越宽。
生态种养提升市场竞争力。部分生态产品因生长环境具有天然性、独特性甚至稀缺性，存在较大溢价空间。一些地区借助自身独特的自然条件，采用生态种养模式发展特色产业，以此提升生态产品价值与市场竞争力。
比如贵州赤水，作为金钗石斛的主产区，凭借当地适宜的气候环境与丹霞地貌，推行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的原生态种养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推动了金钗石斛生态产业的发展，营造出“荒山转绿地，石上绽红花”的美景，还形成了防止丹霞石风化、减少水土流失的生态屏障，达成了拓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以及改善自然环境、修复生态的多赢局面。
黑龙江宁安渤海镇的“石板大米”同样如此。其生长在火山喷发形成的熔岩台地，火山灰与腐殖土构成的肥沃土壤富含矿物质和有机质，镜泊湖的优质水源用于灌溉。当地除坚持绿色种植外，还采用物理方式杀虫、稻田养鸭除草、追施农家肥，并借助手机客户端监控系统实现水稻种植到收割的全程可视化监测，确保质量安全可追溯。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生态种养方式与安全追溯模式，提升了农产品的生态、经济价值以及口碑信誉度，促使农户持续采用生态种养模式发展绿色农业。
激活传统深耕生态旅游业。生态旅游作为绿色环保、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业态，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的重要路径。资源禀赋良好的地区着力打造集旅游、文化、康养、休闲、科教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模式。
发展生态旅游，不仅需要良好的自然本底，还需深入挖掘多元生态价值，激活历史文化传统，赋予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可针对观光旅游与康养休闲需求，开发相应服务与产品，并通过研学实践等形式，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教功能。
云南省绿春县便是典型例子。此地拥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其中哈尼族的多声部民歌、长街宴、棕扇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近年来，绿春通过举办哈尼长街古宴、玛玉茶开采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近距离体验哈尼族的民俗风情，有效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精深加工拓展产业价值链。生态产品的原材料市场价格普遍偏低，群众单纯依靠生产和售卖原材料，经济收入有限。借助先进技术推动生态产品向精深加工、高附加值、全产业链方向迈进，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途径。
福建南平素有“中国笋都竹乡”美誉，当地依托竹资源富集的生态优势，大力推进笋竹精深加工。产品从原竹销售和粗加工的竹拉丝、竹条、竹胶合板，拓展到精深加工的竹餐具、竹家具、重组竹板材、竹工艺品等。并且利用竹边角料生产竹刨花板和活性炭，构建起全竹利用产业链。此外，南平把握“以竹代塑”“以竹代木”的发展契机，发挥竹子绿色、低碳、可降解、可再生、生长周期短的特性，积极研发各类竹制品。竹制品加工业的发展，反过来激励和推动第一产业的提升。做好竹林培育工作，也为第三产业围绕竹资源、竹产业和竹文化开展生态旅游积累了丰富资源，最终实现三次产业联动发展。
另辟蹊径打造新优势产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除了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极寒气候也能成为独特的自然禀赋与发展资源。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结合自身区位、资源和气候优势，将寒地测试产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方向之一。在2022年至2023年的寒地测试季，多家车企及试验人员入驻当地，带动了旅游、住宿和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2024年年初，39家车企和500多名技术专家齐聚漠河红河谷测试基地，对新能源汽车进行极寒性能测试。
培育主体助力高质量发展。一些地区对废弃矿山、工业遗址、传统村落等进行生态修复，并与生态产业有机结合，使其成为助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全新业态。
以北京市房山区曹家坊矿区为例，由于历史上长期开采，这里的自然生态系统曾严重退化。近年来，当地科学开展矿区生态修复，并结合修复成果，积极探索生态修复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推动传统采矿业向绿色经济转型。曾经的废弃矿山如今摇身一变，成为“绿水青山蓝天、京西花上人间”的亮丽景区，形成了“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