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创造了多种历史书写的方式，比如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北宋司马光耗费十九年心力编纂的《资治通鉴》则是我国古代时间跨度最长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资治通鉴》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著称于世，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智慧、廉政思想。
在《资治通鉴》开篇，司马光讲述了三家分晋的故事。司马光以智伯帅韩、魏攻赵而败亡的例子，专门对德才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
这段话的大意是君子凭着自己的才能做好事，小人仗着自己的才能做坏事，一个人不能只有才能，更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有才无德者，只会造成祸患。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会政风和畅。
智伯，史称智襄子，是春秋末期晋国执政大臣。风云变幻的春秋末期，智伯在晋国的政治舞台上，凭借着自身的智谋，在权力格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晋国四卿之首，但是他缺乏仁德之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终因德不配位导致众叛亲离，被韩、魏、赵三家联合消灭。因而，司马光得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的结论。智氏亡而三晋分，三晋分而七国立，从此进入战国时代。
战国秦汉以来，史学家多把智伯看作是缺乏仁德、“极武而亡”的反面典型。西汉陆贾就认为“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淮南子》中指出：“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其国”。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周易》历来被视为群经之首，《系辞下》就有“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的经典论述。《论语·子路》记载子路向老师请教为政之事，孔子教育子路要“正名”。在孔子看来，正名关系到礼乐、刑罚等，进而影响百姓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养成。这样的观点在后世经典中逐渐发展为德才兼备、德才一致，也就是“循名责实”。
因为德厚者必重实，为政以实、不慕虚名才是真正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鉴于此，历朝历代在选人用人方面尤其注重德优于才、德位相配，以便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选出来、用起来。
◎本文原载于《中国纪检监察报》（作者：刘同华），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