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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四川长寿县的土地改革如火如荼。
谁知在一个老地主家里，意外发现一张尘封多年的借据，借据上的落款人竟是朱德。
正当众人猜测借据真假时，当地收到朱老总的急电，大概意思是速请地主傅德辉赴京，此人身份不简单。
一个偏远山区地主，如何与红军统帅结交？这张借据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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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春天，四川长寿县正在土地改革，工作组正在进行财产的清查和重新分配。
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工作组来到了三江场傅家的老宅院，走进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
傅家祖上是清朝的举人，家族中不乏读书人，这老宅是规模颇大的四进院落，四处都是青砖灰瓦，所见皆是雕梁画栋。
在傅家管家的带领下，工作组组长张松山来了，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开始清点家产。
在清查到傅家书房时，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个红漆木箱，箱中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借据，这些借据大多是当地农民所立，记录着他们向傅家借钱的详细情况。
然而，当工作人员翻到箱底时，一张泛黄的借据引起了众人注意，几乎怀疑看错了。
因为借据上的日期，正是1925年8月15日，借款金额为一百大洋，但最让人惊讶的是落款人，赫然写着朱德。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这位地主这么厉害，竟然与朱老总有如此渊源？
那么借款是真是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工作组开始询问时，才从傅家人口中，得知了当年的故事真相。
这事还得从傅德辉身上说起，他在1900年出生，年少时已天资聪颖，惊艳许多人。
他十九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同济大学，次年即获公费留学资格，远赴德国专攻化学工程，在柏林里废寝忘食学习。
在1924年的柏林，柏林大学门前的林登大街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络绎不绝。
那一天柏林突降大雪，傅德辉从实验室返回寓所途中，瞥见街角站着的亚洲面孔中年人，正在专心地学习，禁不住上前询问对方。
此人正是朱老总，彼时的红军之父，正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哲学，每月靠着中共旅欧支部发放的十二马克艰难度日。
两人皆是四川老乡，在异国他乡相识，不禁一见如故，相约到傅德辉的寓所，在壁炉前吃着火锅。
当时的朱老总已三十九岁，比一般留学生年长许多，他在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历任川军旅长，但军阀混战残酷，让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
为寻求救国真理，他毅然放下军职，只身前往德国求学，并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
傅德辉则年轻许多，才二十五岁出头，作为四川傅家的长子，本可以安享富贵生活。
傅德辉虽然出身富贵，但对救亡图存的理想同样热忱，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他与朱老总常常彻夜长谈，共同探讨着中国的未来。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朱老总因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被德国当局逮捕，得知消息后，傅德辉立即行动起来。
傅德辉几经波折，随后找到了自己的德国导师帮助，而这位导师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为朱老总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德国律师。
在等待审理期间，傅德辉多次冒着被牵连的风险，前往看守所探望朱老总，不仅带去了御寒的衣物和食物，还帮忙传递信件，让朱老总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系。
朱老总在看守所里，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多亏傅德辉带去了德语书籍和报纸，让他能够继续了解外界时事。
后来朱老总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可能会被驱逐出境，但革命事业不会因此停止。
1925年7月，德国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朱老总必须在一周内离开德国。
但这时候问题来了：朱老总在德国的积蓄已经所剩无几，而前往苏联需要不小的路费。
傅德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从自己的学习经费中拿出一百大洋，果断借给朱老总应急，并且没打算让朱老总归还。
在那个年代，一百大洋可不是小数目，这巨款已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当时傅德辉手头并不宽裕，这笔钱是父亲专门留给他，让他为他购买实验器材预留的，但他还是毫不犹豫，把钱直接借给了朱老总。
临行前一晚，两人在柏林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德国啤酒馆会面，只是朱老总执意要写下借据，傅德辉虽然推辞，但最终还是收下了这张用德文纸张写就的借条。
除了借据外，朱老总还留给他一本笔记本，里面记录着在德国共同学习和战斗的日子。
此后在工业大学实验室里，傅德辉常常工作到深夜，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载着欧洲最新水泥生产工艺，字迹间浸透着实业救国的热忱。
傅德辉学成回国，并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回到家乡，投身实业救国。
他带着三箱技术资料，在长江码头上立誓：十年内让中国用上自己的水泥！
为此他变卖祖产筹集资金，在重庆南岸筹建蜀兴水泥厂，为攻克技术难关，甚至连吃住都在车间，多次亲自调试德国进口的立式磨机。
当第一袋标着三峡牌的水泥下线时，傅德辉特意取来样品，送往武汉国民政府，因为那里正在筹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急需优质建材。
抗战烽火中，蜀兴水泥厂被迫迁往昆明，傅德辉在滇缅公路沿线新建分厂时，特意将厂区设计成回字形，如此一来中央空地随时可改作防空掩体。
某次空袭后，他指着弹坑对工人说：“等打跑日本人，这些坑都要灌上水泥，立碑纪念。”
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拒绝了国民党的撤退邀请，日夜坚守在工厂，保护了大量重要设备和技术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工作在全国展开，当工作组来到傅家时，意外发现了这张写有朱德落款的借据。
不久之后，他们又发现了一本记事簿，里面详细记载了1924年至1926年期间，傅德辉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其中多次提到与朱老总的交往，包括一起参加留学生活动、讨论学术问题等细节，特别是在1925年的记载中，还保存着一张柏林火车站的月台票根。
这张借据和记事本让在场的人都震惊，他们不敢相信，这位地主与朱老总竟有如此渊源。
相关部门最初开展调查，经过专家鉴定后，发现借据用的是当时德国常用的记事纸，而且字迹工整，是用德文书写的。
借据内容显示，朱老总向傅德辉借款一百大洋，并承诺日后归还，其背面还附有德文说明，记录了借款的具体真实用途：用于从德国前往苏联的路费。
相关部门立刻层层上报，消息很快传到北京，朱老总得知此事后，立即发电报确认：傅德辉是爱国人士，他的确资助过，并且速邀请傅德辉赴北京。
1950年11月，傅德辉抵达北京，终于与朱老总重逢，两人回忆起当年在德国的岁月，不禁感慨万千。
朱老总详细询问了傅德辉，关于傅德辉这些年的经历，得知他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的贡献后，感到十分欣慰。
朱老总颇为感慨对傅德辉说，如果没有他的资助，自己可能不会坚持在革命的道路上，可以说傅德辉是朱老总革命路上坚定的支持者。
在此之后，朱老总取出钱还给傅德辉，不过傅德辉坚持不愿意收钱，还言道朱老总为革命付出那么多，早就已经超过一百大洋的价值。
1951年的元旦，傅德辉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胸前的特邀代表红绸带随风飘扬。
朱老总将一杯酒举到他面前，笑道这杯酒本该在柏林请的，而傅德辉却从中山装口袋掏出个锡铁盒，里面是1925年的马克硬币：
“所谓钱债易偿，知遇难报。这些留给孩子，让他们记住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
不久之后，在朱老总的邀请下，傅德辉留在北京学习，后来返回四川省担任重要职务，为家乡的人民做出了许多贡献。
在他的领导下，四川陆续建立了多家大型钢铁厂和水泥厂等重要工厂，之后傅德辉被调至西南地区的工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充分发挥了所学专业知识。
多年以后，傅德辉从领导一线退休，转而投身教育，致力于为我国工业领域培养更多人才。
1976年，傅德辉在家中辞世，享年78岁。
在他离世后，人们在他的住所中发现了众多借据，这些借据大多是他年轻时所借出去。
与他借给朱老总的一百大洋相同，这些款项直至傅德辉逝世，也未被收回没有去催还。
傅德辉从未公开宣扬自己的慷慨行为，对他而言这也许只是随手做的善事，然而无疑为处于困境中的人和中国革命注入一剂强心针。
他出身富贵却心怀天下，慷慨解囊资助革命，坚守实业为国效力，用实际行为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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