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数年间，围绕企业家许威的“涉恶”、“涉黑”指控竟像反复被翻炒的回锅肉：先以“恶势力”判刑，再用深挖余罪改扣“黑社会”，最后又退回“恶势力”，添加更多罪名。一纸判决刚下，又能再翻、再查、再审，甚至国字号特赦都能被“推翻重做”。昔日为政府解困、接手烂尾项目的许威，反倒陷入漫长羁押，连普通员工与民间债权人也被连累。过程反复、罪名几易，让人质疑：究竟是正当执法，还是拔高定性的循环博弈？
文｜李宇琛
这是一次再平常不过的庭审，法槌落下，公诉人陈述罪名，被告人面露疲惫，辩护律师眉头紧锁。人们以为，这场围绕企业家许威的“涉恶”“涉黑”案件，终将尘埃落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再到法院宣判后翻案，一轮又一轮地：
炒回锅肉。
每一次归档，都可能在数月后再次“重出江湖”；每一次判定，都仿佛带着更多可疑的佐料和更加离奇的情节。这就像一个反复熬煮的火锅，味道并未变得醇厚，反而愈发刺鼻。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被特赦后又再次身陷囹圄的普通员工，会看到昔日合伙人之间的背叛与举报，也能见到昔日临危受命的救火者，却在风平浪静时一跃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
每一次重审，都把原本微弱的真实性、合法性更加稀释，让执法的权威一次次震颤，让人再也不敢确定，究竟哪里才是终点？更多人则质疑，这是在扫黑除恶的背景下，一桩原本针对经济纠纷的“抓大抓小”式扩张，使一些民营企业家陷入漫长的调查与口水之中。
然而，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喜剧。除了主角许威，还有一批跟随他解决项目难题、努力谋生的普通员工，也被连带入狱；还有那些本希望依靠法律追回欠款的债权人，却落入更深的泥潭。更有那来之不易的国家特赦，居然被某些办案环节轻易抹去，让法治尊严与人道关怀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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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五金商贸城，号称要打造一个集五金交易、仓储、物流为一体的新商贸中心，原本在招投标之初被视为：
前景广阔的重点建设项目。
谁也没料到，短短几年后，这里却演变成一个让政府、债权人、购房者都焦头烂额的：
烂摊子。
这个项目起初的掌舵人张家明，是个熟谙融资之道的生意人。他以高息借贷、大规模吸收民间资本的方式，勉强支撑起建设工地的轰鸣声。
可市场不会无休止地拔高，伴随各路债权人上门、资金链断裂、楼房违规建设、无法办理证照……五金商贸城的问题开始集中爆发：上访、堵路、跳楼，诉讼保全接踵而至。工程停工，商铺封闭，员工遣散。一时间，整个项目风雨飘摇，如同一艘即将倾覆的巨轮。
在这个时刻，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试图物色“能人”救场。毕竟，挽救烂尾楼不仅仅是挽救一笔资金，更是维系数千人的生计和政府公信力。于是，有关方面想到了许威——一个早年从事土方工程、后来又做餐饮娱乐、再到担保放贷行业的民营企业家。
许威本人不算出身豪门，起家时也历经风霜，有过租机械设备做工程、有过开餐饮连锁，也曾敏锐捕捉到民间借贷的机会。在许多人眼里，他既有一定经济实力，又具备管理经验，还有政府“招商引资”层面的认可。
2015年，五金商贸城深陷大规模信访危机，包河区政府决心解决此地积重难返的问题，想到了许威。政府官员找到他，希望他能站出来，“临危受命”，以一个“懂行业、懂资本又识时务”的人，来：
收拾残局。
那时，许威已经在担保放贷、矿业、餐饮等领域小有斩获，经济实力比最初创业时更雄厚。对于这个“烂摊子”，他并非毫无兴趣：若真能救活此项目，既能帮助地方政府纾难，也能获得可观收益。于是，许威决定试一试。
在包河区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许威全资控股的公司正式接管五金商贸城的遗留问题，与一众债权人协商，制定了“一揽子”处置方案。
比如，按照既定比例，给予债权人可出售或租赁的商铺；争取尽快补齐项目违建手续，使得项目具备合法身份；为中小债权人提供资金周转；协调安置拆迁户及部分老员工。
这个方案一经提出，获得绝大多数债权人和地方政府的认可。它尽量兼顾了各方利益，虽然算不上完美，却的确有可操作性。政府官员也很欣慰，有人愿意接手这个令他们如坐针毡的难题，至少：
上访和堵路的系列风波可以逐渐平息。
然而，解决方案往往意味着触碰一部分人的利益。五金商贸城前期的不规范融资和违规建设，早已产生出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
他们中一部分观点认为，许威的介入会挤占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有一些人感到被赶出了项目的“核心圈”，心生怨恨；还有人疑心许威此举是为了掠夺最终利润。
就这样，许威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一场矛盾暗流——从张家明等旧管理层、到项目早期投资者、到个别房产中介和债权人，都可能成为暗地里举报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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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纠葛的项目，就可能有阴谋算计。五金商贸城项目重启之后，虽然明面上风波平息，政府也拍手叫好，但私底下，却有许多势力都在等着看笑话。
首先是张家明。这个项目最初的法定代表人在资金链断裂后，被迫退位，见到许威的团队“趁虚而入”接手，心里自然不平。事实上，张家明本人也负有巨额债务，被各类债权人追讨；他若不能找回场子，很可能身陷破产或刑事纠纷。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老板。
其次，房产销售代理商甘某某，以及一些没有接受“一揽子方案”的债权人，也对许威持续恶意举报。这不禁让人猜测，似乎是因为一旦方案成功落地，他们将无法兑现此前从张家明手里得到的：
巨额赔偿。
对这些人而言，举报许威甚至成为“谈判”筹码——只要许威无法顺利整合项目，他们就能继续逼迫许威或政府，让自己分得更多利益。
再者，有些早期投资者或者地方“黑中介”，也嗅到大规模维稳背后的腐败机会，觉得左右搅合都能带来新的利益交换。他们不想让项目顺利落地，也不希望政府完全介入，一旦许威成功化解危机，自己就再无操作空间了。
正是在这种多方利益博弈的氛围下，2019年9月，许威的噩梦突然降临。他被警方以参与2005年的一起非法拘禁为由采取强制措施，并很快披上“涉恶”甚至“涉黑”的嫌疑。
2019年时，正是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如火如荼之际，许多地方出现了拔高定性的倾向：一些原本纯粹的经济纠纷也被归入涉黑涉恶，以博得政绩或平息矛盾。许威的案子似乎也在这个大环境中被不断渲染升级。
警方在最初的侦查报告中，将许威的历史一股脑儿翻出来，从早些年做土方工程时的工地纠纷，到后来自办担保公司的民间借贷，再到五金商贸城项目落地期间与承包商、债权人的摩擦，都被罗列为“涉恶行为”的材料。甚至连十几年前和别人打过一次架的往事，也被反复提及。
当时的起诉意见书更是长达数十页，一口气罗列了开设赌场、非法拘禁、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窝藏等多个罪名，看上去几乎年年都有“帮派式”犯罪活动，极具震撼力。
可许多与项目有真实经济联系的人却感到诧异：他们印象里，许威顶多是个“做生意比较激进、脾气可能有些冲”的人，从没见他组织过什么“大哥小弟”的势力。
在这种舆论与侦查合力的推波助澜之下，许威于2020年被包河区法院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主犯，一审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后经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短短几个月，从立案到审判落槌，节奏之快令人咋舌，而许多律师的质疑声却始终难以被外界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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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许威已被判处十一年，并开始在安庆监狱服刑期间，一封新的举报信又让他卷入更加离奇的旋涡。据说，全国扫黑办和省扫黑办的一个专项督导意见，令公安机关再度重启调查，对许威追加“涉黑”罪名，并且再度翻检所有证据材料，声称要：
深挖剩余案情。
在2021年、2022年间，警方频频对许威展开提审和调查，试图在“涉恶”基础上，寻找到证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更多“铁证”：比如是否存在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组织架构；是否通过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在某些行业形成强势控制；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或保护伞……
然而，内部知情者透露，侦查机关在穷尽手段后，始终无法找到让人信服的新证据。所谓“以商养黑”或“以黑护商”的套路并未能落实到具体事实。许威更多还是通过合法经营和收购不良资产扩张自身版图，并没有所谓“强收保护费”或“渗透基层政权”的种种指标。
可一次次的“翻炒”并没有停止：公安又细细梳理许威过往的合作项目，试图将许多正常民事纠纷拔高为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妨害公务等刑事罪名。很多人对此深感匪夷所思，已经定罪的事，还能再来一次？
2023年春天，合肥公安又有了新动作——在多个市级机关的协调下，他们最终将许威案“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移送审查起诉。随后，检察院组织了大规模审查，期间多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让人惊讶的是，检方最终“去黑留恶”，变回了“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定性，又加入了六七个新罪名，细数妨害公务、妨害作证、寻衅滋事”之类，把第一轮认定的罪状再度：
补充包装。
于是，这场长达数年的案件，就出现了令人不解的操作。2020年包河区法院判决许威有期徒刑十一年，认定其为恶势力团伙；2022—2023年，以“涉黑”为由重启调查，一番折腾后，又在检察院审查时取消“黑社会”指控，却维持“涉恶”不变，还“重整”了部分事实。
到了2024年，案件合并进入蜀山区法院审判程序，许威等人的家属和律师无比困惑，为何要“三炒回锅肉”？
看起来，似乎只要有合适的风向或新的举报，就能层层加码，也能随意降格，就像不断修改菜谱，只为能凑出一锅“黑恶盛宴”，足以：
宴请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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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威案的众多被告人中，杜和玉的遭遇尤为离奇。此人原本是矿业公司的员工，2015年曾在一次工地纠纷中与村民发生肢体冲突，意外导致对方死亡，案发时还有警察在场。
最初，法院认定杜和玉属于“过失致人死亡”，判处四年六个月。后来，因他在监狱中表现较好，又恰逢建国七十周年，国家实行特赦，他成为特赦名单中的：
幸运儿。
本以为事情到此了结，杜和玉可以重获新生。谁也没想到，正当他带着特赦令步出高墙，准备重新开始生活，命运的转盘却猛然倒转。
2019年9月25日，他与许威等人一起被指“涉恶”案件带走重新羁押；更诡异的是，当地法院又对他的过失致人死亡案提起再审，改判为“故意伤害罪（致死）”，刑期也从四年六个月骤然升级到十年六个月。
此后，他又被指控是“涉黑”或“涉恶”组织里的骨干成员，并在各种侦查材料中被当作“暴力特征”的重要证据。
杜和玉不止一次地向律师哭诉：自己的特赦怎么就能被简简单单地抹消了？难道国家层面的特赦决定都可以随时被地方办案机关对冲？这让他感到彻底无所适从。
律师们质疑，这样做，不仅侵犯了杜和玉个人的基本权利，也让特赦制度颜面扫地。如果一个得到特赦的犯人随时可以被“翻炒”：
那特赦何以令人信服。
在层层“回锅”中，被波及的不仅是许威的亲信骨干，连一些普通员工也难逃牢狱之灾。最典型的是某些物业经理、保安队长、后勤人员，他们日常工作就是为五金商贸城的商户做好服务，防止业主之间打架斗殴。
然而，一旦发生了租户拖欠费用、工程纠纷等事件，公安机关就将他们认定为“打手”，或者按照寻衅滋事、非法拘禁等罪名入刑。
“在许威授意下，我们阻止某某人离开”“我们胁迫某某签下协议”……如果拒绝作证，就会被关押调查；若按照侦查思路提供证言，或许能换取宽大处理。而这些证言口径都带有明显的：
统一模式。
更荒谬的是，若真有安保人员和债务纠纷方产生肢体冲突，这些冲突本该属于经济纠纷引发的小摩擦，却被“套”上了“涉恶”“涉黑”的帽子。这样的拔高，不仅剥夺了企业对违规行为的合法维权空间，也让普通员工惶恐不已：原来尽心尽力维持秩序，稍不留神，就可能变成被追究刑责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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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0年的“涉恶判决”，到2022年、2023年的再次侦查、追加指控，直至2024年的新起诉，这中间让人困惑的一大问题是：为何能够反复指控，明明是：
同一批人、同样的事实。
这是否违反了刑法中“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有一些质疑，这究竟是一种侦查机关的“补充侦查”还是“另案处理”？为什么旧案尚未被撤销，就又来一个新案？
最典型的就是杜和玉故意伤害案、许威非法拘禁案等，它们似乎在一次次判决中都扮演关键角色，却又在不同司法文书中被赋予不同的法律意义——有时是个别罪行单独量刑，有时是组成“黑社会”暴力犯罪的证据环节，有时又被“去黑留恶”。
在合肥市蜀山区法院，许威案的第一次庭前会议原定召开数日，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团队均做好准备。但在长达四天的时间里，双方却始终纠结于一个更基础的程序性问题：眼下这个案件，究竟能否开启实质审理？
辩护人质疑：若2020年的生效判决已被撤销，现在为何还要沿用其中的定罪依据？若杜和玉已决的案件尚未依法撤销，又被当作“暴力特征”直接使用，是否构成“未审先判”？那些属于历史旧案的指控，是否已经过追诉时效？是否符合重新起诉的条件？
在短短四天里，法院和检方都在竭力将程序推进，可是各类程序性障碍如同坚固的迷宫之墙，让人举步维艰。为防止诉讼程序陷入混乱，审判长不得不反复休会、磋商。庭前会议尚未正式进入实体内容便告一段落。被告人和家属在法庭外面往返奔波，无奈叹息，这回锅肉，真不知要炒到几时？
许威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从当初的土方工程、小餐饮起家，一路走到涉足矿业、地产项目，算得上“白手起家”的成功者。然而，他却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因经营瑕疵或早年的不规范操作，被一步步推向刑事深渊。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四川某建材老板、河南某担保公司经营者，都曾在类似背景下遭遇“拔高式”指控。
这让更多民营企业家战战兢兢：如果在项目拓展、资金拆借过程中，有任何不合规之处，一旦被竞争对手或利益相关方举报，极可能陷入“经济纠纷即刑事化”的旋涡，更谈不上正常的救济与协商。不少人干脆“躺平”，放弃进一步投资，怕一不小心便成了：
下一个许威。
许多人质疑，为什么“五金商贸城”这样一个本应由政府与社会力量合力挽救的项目，却演变成无休止的刑事纠纷？究竟是司法机关“依法”办案的体现，还是被某些人利用成敲击异己的工具？
本该由法治解决纠纷的社会，却似乎出现法治的另一面。有举报就立案侦查，不惜将几十家租户、数百名员工牵涉其中；已有的裁定和特赦命令，竟能被随意推翻或抹除；明明是经济矛盾，却戴上“涉恶涉黑”的帽子反复：
升级、降级、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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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法治社会应当防止“冤假错案”，追求无罪推定、程序正义。可在许威案里，却似乎看到了另一套逻辑。
在多次反复侦查和起诉的过程中，每一次“有罪判决”都能被推翻再审，或者被增添罪名重新立案，仿佛判错了没关系，再错一次就对了。只要最终结果与当初给许威戴上的“涉黑”或“涉恶”帽子吻合，就算过程反复纠缠，也在所不惜。
办案机关大张旗鼓地采取强制手段，宣称要“深挖余罪”，却在证据匮乏时改口“去黑留恶”。而一旦发现质疑，就再行重启调查，以更多指控罪名往上贴。这样一番折腾，不仅是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也给社会带来严重的恐慌情绪。
时至今日，许威等人的案件依然悬而未决。在第一次庭前会议上，当事人及律师们既担忧又期望：若再一次出现“判决—翻案—再审—再判”的死循环，该案将继续拖延数年。许多公司财产被查封，员工生计无着，五金商贸城项目也可能重新陷入停摆。
在司法理论上，人们呼吁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基本原则，避免将民事责任刑事化，避免“一锅炖”把一切商事纠纷都视为黑恶势力。但现实告诉我们，原则与实践的距离尚远。司法如何独立不受影响，往往是一道亟待突破的难题，尤其在同时需要：
“政治成绩”与“社会平稳”的情况下。
五金商贸城依旧高耸在城市一隅，但在这个被重复炒过数轮的案件里，许威仍然羁押，昔日合伙人张家明依旧在四处发声控诉，十几名普通员工承受多重指控的焦虑，债权人与安置户们依旧面临繁琐的交割与执行。
在这个案子里，“对不对”似乎已经显得不再关键：
判了就好，不行再翻，再判就好。
就像一句戏谑：“判错了没关系，再错一次就对了。”这句话，从法理上荒谬，却从某些角度诠释现实：当一次次程序都在追随被设定好的结论，当司法资源被反复挥霍，只要上面想要一顶“涉黑”帽子，总能在众多罪名里凑齐要素，哪怕它并不合乎事实或逻辑。
写于2025年3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