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袁芳携手深圳交响乐团，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初响与巅峰”的协奏曲音乐会。
日前，“纪念贝多芬诞辰255周年，初响与巅峰——袁芳与深圳交响乐团贝多芬协奏曲音乐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钢琴家、教授及留德双专业博士袁芳，携手指挥林大叶及深圳交响乐团，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初响与巅峰”的协奏曲音乐会，袁芳倾情演绎了贝多芬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与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为贝多芬诞辰255周年献上又一份艺术礼。演出结束后，南都记者对她进行独家专访。
袁芳是一位活跃在中国和国际舞台的钢琴演奏家与钢琴教育者，是奥地利国宝“贝森朵夫”钢琴全球签约艺术家。唱片由国际权威古典音乐品牌SONY CLASSICAL出版发行。她29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所教学生在“金钟奖”“文华杯”“星海杯”及“舒曼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等国内外专业赛事中拔得头筹；202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揭牌，袁芳成为其首批建院教授，并参与创建钢琴与键盘学部。现为该校第八书院院长。袁芳曾与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劳伦斯·福斯特，及国内外诸多知名交响乐团合作。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模范教学奖”获得者以及“深圳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创作过程“对贝多芬的致敬不是一次单向奔赴，理想直射人心”
南都：这次音乐会主题为“初响与巅峰”，指的是什么？
袁芳：这个主题是深圳音乐厅取的，我非常喜欢，就选了这个。“初响”就是音乐会演奏的第一首曲目《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它是贝多芬很年轻时写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从这首曲子，你的确会感觉到他是比较活泼、阳光的。“巅峰”就是《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写这首曲子时，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东西，是他整个创作和人的成熟期，更多展现他的抗争及其强烈的期待。
南都：跟你学生时代演奏贝多芬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袁芳：人都是随着年龄、境遇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或者说活出自己，艺术家更是这样，尤其能从这些作品中演绎出不同的自己。这个演绎一方面是技艺的打磨与成熟，另一方面则是心态与心境的变化，心态的松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松弛更多展现的是你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家，有岁月带来的东西。但是紧张感也是很重要的，是松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和以前会有不同层级的调整。紧张更体现在我们在某一点上更加极致，甚至是更加坦然的一种处理和呈现，或者说是给予。
南都：贝多芬在歌剧《费德里奥》和《爱格蒙特》序曲都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女性形象，你如何理解他音乐作品与女性的关系？
袁芳：首先我们要理解贝多芬，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普世情怀的人。这个超越了我们所说的性别之上的东西，不论是他的选题以及在作品中的处理，因为他是为这些故事来配乐、作曲。当然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他也是人。我觉得贝多芬母亲的早逝，和他一生中与女性交往及情感经历都不是很顺利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所呈现的东西肯定是超出他的不幸的。但是我们也依然不得不在研究他的时候，要去理解他。我觉得他所谱写的、书写的这些女性形象背后的英雄旋律，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想女性的讴歌。只要是说到理想，它还是一定要具有超越性的，这也是贝多芬对悲与喜的一种极度投射。在他的作品中，或者能读到他的内在。但是他毕竟不是创作故事，他不是写剧本，他不是文学家，他是通过这些故事，选了这些故事来创作他内心的旋律。当然我觉得《爱格蒙特》又稍微有些不一样，里面有更加多对美好的朴素的情感的向往。
作为序曲来讲，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面能够完整地体现贝多芬的精神，既有温情，又有英雄性，确实是写得太好了。
同样，我觉得在“贝一”“贝五”里面都有，这就是音乐的普世价值，这就是贝多芬的才华所在。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还是晚期的作品；有故事的也好，没有故事的也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音乐给人的震慑力，给人带来滋养，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教化作用，还是依然存在的，就是因为作品好。这个作品本身的价值在专业的人的演绎下，保留了它的光辉，或者说又焕发了新的光辉。所以这些作品本身它可以打动观众，就好比一部好电影，好的电视剧，它打动观众，原因是一样的。
南都：你觉得在当下该如何在贝多芬的作品中，赋予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与情感？
袁芳：这次演出的节目单上有我写的一段话：“对贝多芬的致敬不是一次单向奔赴，我们每个个体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理想是如此直射人心，理想在英雄的旋律里绽放出卓绝的力量与智慧。贝多芬的音乐就像光束一样照进人们内心隐蔽的角落，横扫一切黑暗，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他的音乐中致敬和平、致敬勇敢、致敬正义与仁爱。”
这段话我写了好几版，最后才确定这个版本。为什么我想写一段话给观众，这其实就是我这些年反反复复演奏贝多芬时对他的理解，每当我又激动地弹起他的作品时候的真实想法。在过去的演出中，也时常有一些朋友、一些观众给我反馈，觉得看了演出、听了演奏，扫走了他们心中的乌云。这可能就是最强烈的对于光明的追求吧。
钢琴之城 现在深圳音乐培养更为立体，涵括各个年龄段
南都：深圳曾有个定位是成为“钢琴之城”，你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袁芳：说到“钢琴之城”，好像这些年确实不提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钢琴之城”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弹钢琴的人多，琴童多，我们要出来更多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另一方面是钢琴制造业的“钢琴之城”。我觉得在前期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还是实现了的。最重要的功臣就是但昭义老师，我是1993年离开深圳去北京上学，去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记得但昭义老师应该是1995年深圳市政府引进的高端人才，把但老师请到深圳，后面培育了一系列的国际比赛的获奖选手。从这个角度，深圳已经以钢琴作为切入点，带动城市的音乐文化和市民对高雅音乐的欣赏，起到很好的作用。
南都：你觉得深圳目前的钢琴教育是一个什么情况？
袁芳：但昭义老师创造了一个时期的高峰，由于他全身心在深圳培养人才，而且深圳市里面不断的给很多机会，一直让他们去比赛。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没有办法去复制，就是现在好像我们也没有专门去追求，一定要去培养像当时的那种盛况，这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音乐学院的重点，我们因为所有的专业都在，更多的是在发展我们的音乐学院，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我们音乐学院的理念还是在培养综合性音乐专业人才。
我们的师资配备得非常好，当然音乐学院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生源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是通过艺考的方式招收本科学生，不是自主招生的方式，那我们就要慢慢地去培养人才。但是研究生我们会放宽，所以在研究生招生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深圳以前一直都没有专业的完全的高等音乐学府，从整个深圳的局面来说，现在的音乐培养是更为立体，涵括了各个年龄段。
南都：相比过去的钢琴教育热，现在逼孩子学琴的家长少了，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袁芳：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多人逼着孩子去练琴了。因为我是做家长的，也是这个情况。一个是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像我的父母一样）去陪孩子去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做这个，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能够把这种美好的东西稍微传承一点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目标性及生活会把控的更好，有很多东西都在自己身上实现了。
时代的变化给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和层次，即便是弹琴，他也有不同的落着点。就说培养专业性人才，我们都在不同的层面去带领他。我认为从练琴的角度看，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是要被保留的，练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它的意义也呈现了更多的可能。
教学相长 在家乡回到教学岗位，“充满惊喜、没有遗憾”
南都：作为一位钢琴家，你现在更多时间用在音乐教学上，这种转变会有遗憾吗？
袁芳：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我从德国回来，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确实有一段时间心里无法平衡，在我热爱的演奏和倾注心血的教学之间做选择，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自己能走多远，所以我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专心地演奏了一些年。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充满挑战的选择，但它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当我的家乡——深圳，有了一所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的高等音乐学府，有了这个契机，我又回到教学岗位，我是充满了惊喜，一点都没有遗憾。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负起责任，对学生有担当，还是源于热爱。我喜欢这种碰撞型的工作方式，就是我的给予，除了在自己身上看到变化，还在学生身上看到变化，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通过这些年的教学，我深刻体会到“教学相长”这四个字。虽然教学会影响我练琴总量和演出数量，但几乎没有影响我的演奏质量。这不仅是我的选择，也是命运的安排，我非常欣然地深度参与到这种命运的安排里面。
南都：之前你带领几位学生在深圳音乐厅带来了一场“音乐大讲堂”，这种类似钢琴教学的公开课，你觉得可以起到什么样的示范效能？
袁芳：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很积极的，每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做过很多类似的现场，但我在那时候，都是当下我所有的知识、情感的积累上的一次创新。因为全程脱稿，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现场，不仅是孩子弹琴的过程，是我们很多年的努力，那一场编排也是我们一起几个月高强度工作的凝结。我的讲解结合他们的演奏，观众先看到的是孩子们，然后听我讲是怎么把平时的课堂搬到台上。我们其实还是在教育孩子们，教育他们积极和有担当，教育他们能够努力，努力干什么？努力去服务社会，包括我们为什么要穿插历史，为什么要中西融通，我们还是要用这些历史故事变成高度浓缩的音乐情感，与观众达成共鸣。
达到共鸣以后干什么？还是要让观众从这个瞬间里面汲取一种能量、一种信念，或者是得到一种启发，带到他的生活中，这才是我们的示范性作用。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带着他成长。然后，我们这个共同体为社会带来某一种程度、某一个节点的积极的影响。
南都：这些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教学实践中，你觉得深圳在艺术人文教育方面还可以有哪些拓展的可能？
袁芳：这个问题是我这半年来真正在思考的。我们不仅在发展科技、让经济回暖，并且寻求新出路，作为一个能够长时间发展的城市，或者说新型示范的地方，或者说作为人的基本的需求、福祉也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做的点。
它不只是古典音乐本身，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我们需要有这些品质的引领人带着大家，把音乐、文学，包括艺术类的，如绘画、雕塑、书法，甚至是影视等，各种多媒体渠道融合在一起往前发展。在这个经济社会中，起到一点点往前推动的作用。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引领”新文化的时代。
我现在正在负责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所新的书院，全人教育是我们的重点，也是我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所以现在行政工作也占了我很多的时间，但是在行政工作里面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可贵，艺术的可贵。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音乐艺术的实践性，就是它真的对人的作用还是很强大的。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