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袁芳携手深圳交响乐团,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初响与巅峰”的协奏曲音乐会。

  日前,“纪念贝多芬诞辰255周年,初响与巅峰——袁芳与深圳交响乐团贝多芬协奏曲音乐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钢琴家、教授及留德双专业博士袁芳,携手指挥林大叶及深圳交响乐团,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初响与巅峰”的协奏曲音乐会,袁芳倾情演绎了贝多芬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与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为贝多芬诞辰255周年献上又一份艺术礼。演出结束后,南都记者对她进行独家专访。

  袁芳是一位活跃在中国和国际舞台的钢琴演奏家与钢琴教育者,是奥地利国宝“贝森朵夫”钢琴全球签约艺术家。唱片由国际权威古典音乐品牌SONY CLASSICAL出版发行。她29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所教学生在“金钟奖”“文华杯”“星海杯”及“舒曼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等国内外专业赛事中拔得头筹;202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揭牌,袁芳成为其首批建院教授,并参与创建钢琴与键盘学部。现为该校第八书院院长。袁芳曾与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劳伦斯·福斯特,及国内外诸多知名交响乐团合作。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模范教学奖”获得者以及“深圳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创作过程“对贝多芬的致敬不是一次单向奔赴,理想直射人心”

  南都:这次音乐会主题为“初响与巅峰”,指的是什么?

  袁芳:这个主题是深圳音乐厅取的,我非常喜欢,就选了这个。“初响”就是音乐会演奏的第一首曲目《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它是贝多芬很年轻时写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从这首曲子,你的确会感觉到他是比较活泼、阳光的。“巅峰”就是《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写这首曲子时,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东西,是他整个创作和人的成熟期,更多展现他的抗争及其强烈的期待。

  南都:跟你学生时代演奏贝多芬相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袁芳:人都是随着年龄、境遇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或者说活出自己,艺术家更是这样,尤其能从这些作品中演绎出不同的自己。这个演绎一方面是技艺的打磨与成熟,另一方面则是心态与心境的变化,心态的松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松弛更多展现的是你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家,有岁月带来的东西。但是紧张感也是很重要的,是松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和以前会有不同层级的调整。紧张更体现在我们在某一点上更加极致,甚至是更加坦然的一种处理和呈现,或者说是给予。

  南都:贝多芬在歌剧《费德里奥》和《爱格蒙特》序曲都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女性形象,你如何理解他音乐作品与女性的关系?

  袁芳:首先我们要理解贝多芬,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普世情怀的人。这个超越了我们所说的性别之上的东西,不论是他的选题以及在作品中的处理,因为他是为这些故事来配乐、作曲。当然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他也是人。我觉得贝多芬母亲的早逝,和他一生中与女性交往及情感经历都不是很顺利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所呈现的东西肯定是超出他的不幸的。但是我们也依然不得不在研究他的时候,要去理解他。我觉得他所谱写的、书写的这些女性形象背后的英雄旋律,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想女性的讴歌。只要是说到理想,它还是一定要具有超越性的,这也是贝多芬对悲与喜的一种极度投射。在他的作品中,或者能读到他的内在。但是他毕竟不是创作故事,他不是写剧本,他不是文学家,他是通过这些故事,选了这些故事来创作他内心的旋律。当然我觉得《爱格蒙特》又稍微有些不一样,里面有更加多对美好的朴素的情感的向往。

  作为序曲来讲,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面能够完整地体现贝多芬的精神,既有温情,又有英雄性,确实是写得太好了。

  同样,我觉得在“贝一”“贝五”里面都有,这就是音乐的普世价值,这就是贝多芬的才华所在。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还是晚期的作品;有故事的也好,没有故事的也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音乐给人的震慑力,给人带来滋养,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教化作用,还是依然存在的,就是因为作品好。这个作品本身的价值在专业的人的演绎下,保留了它的光辉,或者说又焕发了新的光辉。所以这些作品本身它可以打动观众,就好比一部好电影,好的电视剧,它打动观众,原因是一样的。

  南都:你觉得在当下该如何在贝多芬的作品中,赋予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与情感?

  袁芳:这次演出的节目单上有我写的一段话:“对贝多芬的致敬不是一次单向奔赴,我们每个个体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理想是如此直射人心,理想在英雄的旋律里绽放出卓绝的力量与智慧。贝多芬的音乐就像光束一样照进人们内心隐蔽的角落,横扫一切黑暗,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他的音乐中致敬和平、致敬勇敢、致敬正义与仁爱。”

  这段话我写了好几版,最后才确定这个版本。为什么我想写一段话给观众,这其实就是我这些年反反复复演奏贝多芬时对他的理解,每当我又激动地弹起他的作品时候的真实想法。在过去的演出中,也时常有一些朋友、一些观众给我反馈,觉得看了演出、听了演奏,扫走了他们心中的乌云。这可能就是最强烈的对于光明的追求吧。

  钢琴之城 现在深圳音乐培养更为立体,涵括各个年龄段

  南都:深圳曾有个定位是成为“钢琴之城”,你觉得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袁芳:说到“钢琴之城”,好像这些年确实不提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钢琴之城”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弹钢琴的人多,琴童多,我们要出来更多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另一方面是钢琴制造业的“钢琴之城”。我觉得在前期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还是实现了的。最重要的功臣就是但昭义老师,我是1993年离开深圳去北京上学,去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记得但昭义老师应该是1995年深圳市政府引进的高端人才,把但老师请到深圳,后面培育了一系列的国际比赛的获奖选手。从这个角度,深圳已经以钢琴作为切入点,带动城市的音乐文化和市民对高雅音乐的欣赏,起到很好的作用。

  南都:你觉得深圳目前的钢琴教育是一个什么情况?

  袁芳:但昭义老师创造了一个时期的高峰,由于他全身心在深圳培养人才,而且深圳市里面不断的给很多机会,一直让他们去比赛。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没有办法去复制,就是现在好像我们也没有专门去追求,一定要去培养像当时的那种盛况,这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音乐学院的重点,我们因为所有的专业都在,更多的是在发展我们的音乐学院,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个综合性大学,我们音乐学院的理念还是在培养综合性音乐专业人才。

  我们的师资配备得非常好,当然音乐学院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生源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是通过艺考的方式招收本科学生,不是自主招生的方式,那我们就要慢慢地去培养人才。但是研究生我们会放宽,所以在研究生招生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深圳以前一直都没有专业的完全的高等音乐学府,从整个深圳的局面来说,现在的音乐培养是更为立体,涵括了各个年龄段。

  南都:相比过去的钢琴教育热,现在逼孩子学琴的家长少了,你怎么看这一现象?

  袁芳: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多人逼着孩子去练琴了。因为我是做家长的,也是这个情况。一个是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像我的父母一样)去陪孩子去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自己做这个,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能够把这种美好的东西稍微传承一点点。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目标性及生活会把控的更好,有很多东西都在自己身上实现了。

  时代的变化给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和层次,即便是弹琴,他也有不同的落着点。就说培养专业性人才,我们都在不同的层面去带领他。我认为从练琴的角度看,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是要被保留的,练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它的意义也呈现了更多的可能。

  教学相长 在家乡回到教学岗位,“充满惊喜、没有遗憾”

  南都:作为一位钢琴家,你现在更多时间用在音乐教学上,这种转变会有遗憾吗?

  袁芳:我也曾经问过自己。我从德国回来,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确实有一段时间心里无法平衡,在我热爱的演奏和倾注心血的教学之间做选择,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自己能走多远,所以我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专心地演奏了一些年。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充满挑战的选择,但它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

  当我的家乡——深圳,有了一所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的高等音乐学府,有了这个契机,我又回到教学岗位,我是充满了惊喜,一点都没有遗憾。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负起责任,对学生有担当,还是源于热爱。我喜欢这种碰撞型的工作方式,就是我的给予,除了在自己身上看到变化,还在学生身上看到变化,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通过这些年的教学,我深刻体会到“教学相长”这四个字。虽然教学会影响我练琴总量和演出数量,但几乎没有影响我的演奏质量。这不仅是我的选择,也是命运的安排,我非常欣然地深度参与到这种命运的安排里面。

  南都:之前你带领几位学生在深圳音乐厅带来了一场“音乐大讲堂”,这种类似钢琴教学的公开课,你觉得可以起到什么样的示范效能?

  袁芳: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很积极的,每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做过很多类似的现场,但我在那时候,都是当下我所有的知识、情感的积累上的一次创新。因为全程脱稿,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现场,不仅是孩子弹琴的过程,是我们很多年的努力,那一场编排也是我们一起几个月高强度工作的凝结。我的讲解结合他们的演奏,观众先看到的是孩子们,然后听我讲是怎么把平时的课堂搬到台上。我们其实还是在教育孩子们,教育他们积极和有担当,教育他们能够努力,努力干什么?努力去服务社会,包括我们为什么要穿插历史,为什么要中西融通,我们还是要用这些历史故事变成高度浓缩的音乐情感,与观众达成共鸣。

  达到共鸣以后干什么?还是要让观众从这个瞬间里面汲取一种能量、一种信念,或者是得到一种启发,带到他的生活中,这才是我们的示范性作用。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带着他成长。然后,我们这个共同体为社会带来某一种程度、某一个节点的积极的影响。

  南都:这些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教学实践中,你觉得深圳在艺术人文教育方面还可以有哪些拓展的可能?

  袁芳:这个问题是我这半年来真正在思考的。我们不仅在发展科技、让经济回暖,并且寻求新出路,作为一个能够长时间发展的城市,或者说新型示范的地方,或者说作为人的基本的需求、福祉也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做的点。

  它不只是古典音乐本身,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我们需要有这些品质的引领人带着大家,把音乐、文学,包括艺术类的,如绘画、雕塑、书法,甚至是影视等,各种多媒体渠道融合在一起往前发展。在这个经济社会中,起到一点点往前推动的作用。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引领”新文化的时代。

  我现在正在负责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所新的书院,全人教育是我们的重点,也是我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所以现在行政工作也占了我很多的时间,但是在行政工作里面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可贵,艺术的可贵。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音乐艺术的实践性,就是它真的对人的作用还是很强大的。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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