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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丨极昼工作室(media-fox)
“万辞王”
“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李蓉蓉的声音一遍比一遍高,“就是这样,每天跳完抓钱舞后喊这个口号,还要注意微笑,有一次喊完之后,我师傅和我说,你没有微笑。”她回忆,自己回怼:“你管东管西,还要管我微笑,还不教业务,你们要干嘛?”她总结,这根本不是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就是狗屁传销。”
这是李蓉蓉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她喊了五天的口号,跳了五天的抓钱舞,辞职了。
她本科专业是流行演唱,由于缺乏实习经验,在毕业后“把姿态放得很低”,进入了这家英语机构做招生老师。
但让她诧异的是,她除了要做地推之外,还需要做课堂助教,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她还要变身礼仪小姐,反复演说,“四岁是小孩学习英语的黄金时期”。
按照公司的流程,发传单请家长到机构之后,员工需要分为两波:一波人负责给家长“洗脑”;另一波人负责给小孩上课,让他们在一节课之内学会唱英文歌,好给家长表演。而助教主要是负责维持课堂秩序。
“有个小朋友,没有hold住他,他就东跑西跑,把道具弄坏了。”负责上课的老师当场对她发飙。李蓉蓉解释,这些老师压力很大,他们要在一节课之内让孩子上台,成功表现出唱唱跳跳。无端承受了老师转嫁的压力和主管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李蓉蓉“直接摔桌子就走了”。
她在出租车上崩溃大哭,而在这次离职后,她又离职了七次,其中只有一份工作交了五险一金。李蓉蓉说,她是二本毕业生,流行演唱能选择的工作种类本来就少。在成都还得租房上班,只能靠兼职点唱维持基本生活。
最曲折的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前期沟通时说好的月薪八千,然而在面试时变成了本科生底薪2800元。由于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她决定“将个烂就”。
公司主要负责抖音投流,然而三天的培训只介绍了公司的发展历程,她不知道任何销售的话术,如果在上班时间学习,还会被认定是“摸鱼”。原本做销售压力就大,主管还对她动辄谩骂,她实在忍受不了,“你给我开两万可以不尊重我,一个月给我开2800块还想不尊重我?”当主管再一次骂脏话时,她提出了离职。
她还入职过一家朋友推荐的公司做财务,负责在群里发红包来结算日薪。她有五个地推群,每个群要发几百个红包。
有一次,由于后台手机不够,轮到她使用已经接近下班时间,群里面就有人催骂她不发红包。她尝试向领导求助,请求加派人手,领导直接发火“你做不了就别做”,这让李蓉蓉火冒三丈,在群里开始发飙,“你瞎吗?你今天别找我发工资!”
这次之后,李蓉蓉第七次离职了。
像李蓉蓉这样短时间内离职多次的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作“万辞王”。他们像蜂鸟一样,振动翅膀悬在空中,频繁移动,快速逃离,没有一个稳定落脚点,始终在飞翔。
在网友眼中,他们是离职的勇士,是勇敢和自由的代名词,勇于对不良职场文化“say no”,不爽就不干了。
离职次数与李蓉蓉不相上下的易小米不善于爆发正面冲突,总是默默崩溃。
选择、逃避与答案
毕业前,易小米没想过自己会在一年内换7份工作。她本科是英语专业,为了好就业,她选择了法学作为第二学位。后来考研考了三次,最后一次,她通过了初试,却决定放弃复试。
那源自于一场电影院的巧遇。寒假的某一天,易小米本想趁凌晨看一场一个人的电影,结果遇到了一个聊得投机的女孩,聊到学校和工作,对方是一位正在从事销售工作的大专毕业生。
“我发现她很快乐”,易小米说,对方频繁跳槽,最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相比下来,自己才备考完,身心俱疲,普通的生活被过得“稀巴烂”,“就像一只从下水道跑出来的老鼠”。
她开始反思,为什么同样的社会环境,在优绩主义“不读研就找不到工作”的对立面,对方却过得那么快乐?易小米开始思考别的可能性,甚至尝试和许久未联系的朋友重新联系,看看不同专业的大家都在做什么。
她尝试做过法学相关的实习:律师助理、公司法务、书记员,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对大公司没有任何兴趣。”职业光环每一天都在祛魅,留下最原始的一个问题——我到底适合什么工作?
她想寻找答案。从教育机构的电话销售开始,她发现自己不排斥和人交流,其他人觉得打电话很痛苦,但她一个上午就打完50个,同时还保持着良好的心态,“有些人会骂你,我觉得无所谓,他们没看到你本人”。后来她又陆续尝试过占卜师、跨境电商运营、模特翻译、自媒体等工作,实在没钱了,她就去当英语老师赚一笔。
她曾把自己放弃考研复试的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没想到私信里涌来大量辱骂,“考不上研是自己废物”、“你的人生已经完蛋了”等等,对她冲击巨大,有时候早上起床,“感觉面前就出现‘废物’两个大字”,后来她直接注销了账号。
还有段时间,她突然爱上了吃麦辣鸡翅,想知道麦当劳的后厨干不干净;再加上当时她每天都有面试,老是失眠,想干脆直接去找个体力活,就去麦当劳做小时工。
当时易小米的搭档是个聋哑人,她用备忘录和对方搭讪。同事很好奇她为什么来这里工作,“你们正常本科生有手有脚的,听得见、也能说话为什么找不到工作?是不是你们的要求太高了?”
“很多人会以世俗评价工作的体面,一定要高薪、稳定,一定要在办公室里、一定要SOP。”易小米说。
对于这些频繁辞职的年轻人来说,某种意义上一直在被“推着走”。
适应与改变
换了14份工作,易小米至今都没有发现对某种工作的热爱,或者说,能忍受某份工作持续干很久。朋友们称她为“职业体验师”,一开始她对这个评价还挺开心;但久而久之,焦虑就浮现了。她分析,问题的本质在于“我对自己的社会化没信心”。
事实上,对于业内人士而言,频繁换工作的年轻人,首先就不符合招聘中最重要的一项指标——稳定性。
Julie在广州某制造业外企做了11年HR,根据她的工作经验,10年内3份工作,5年内1-2份工作是稳定的平均值,一旦超过这种跳槽频率的简历,她就会格外警惕。
她也发现符合标准的,能够筛选进企业的人越来越少了。
此外,Julie觉得,现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教育环境是“尊重自我,鼓励自由”的。
就她工作的公司而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制造业的企业精神,要求“服从性”,某种意义上两者是冲突的。
“对于他们而言,可替代性太高了。我不做这个,可以做微商,可以选择其他的,时间不是很高成本的东西,不开心就走了。”在国企工作20年的谢鸿也是这样判断的。企业选拔、用人都需要成本,如果跳槽太频繁,会给公司运转带来压力。
“万辞王”们对此也有着敏锐的感知,因此他们有着不同版本的简历,还会将相似的经历“合并同类项”。
“万辞王”出现的背后一方面是日渐变化的职场环境;另一方面是年轻人逐渐“觉醒”。
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人好奇:他们究竟为什么这么折腾?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忍忍不就好了,人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他们的解释更像务实主义:这份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它的正向反馈是否能抵消那些二手烟、饭局、加班、溜须拍马?除去滤镜、旁人艳羡的眼光、父母的期待,我究竟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李蓉蓉的答案是,“不骗人不坑人不害人不割韭菜”。她喜欢明是非,有想法、格局大的领导。如果都没有,待遇前景不错的话她也可以忍受,但“如果这个领导疯癫到影响到工作了”,让她对这个部门都不相信了,她就会离职。
而易小米曾遇到过一位领导,40多岁时被“优化”离职,让她明白,即使在行业做到顶尖也会有职业危机。“我觉得没有人的目标是一辈子在职场里干下去。”她觉得人生的目标应该是在工作中学一点,然后自己单干。她也很费解,在别人构造的评价体系里,扮演好自己的一个螺丝钉角色,是怎样给个人带来安全感的?
她调侃,自己的理想职业可能是爱豆——有粉丝的爱又有粉丝的钱。就算去签售,粉丝也会好好对待盛装打扮。
最近,易小米在一家羽毛球馆做前台,学会了负责体育用品的销售、推销,甚至还学了急救。
“我之前都不知道,自动贩卖机下面有一把锁。”频繁裸辞使得她开始催眠自己降低物欲,她继续做兼职,摆摊、上门喂猫遛狗、当写手。
李蓉蓉也换了工作,之前做销售压力太大,每天下班回来就哭;过年之前找不到合适工作,她就在一家网红书店上班过渡,加上兼职,可以覆盖基本生活支出。现实压力也让她“班味”重了很多,不得不继续在困顿的生活中寻找出路,“这是唯一的办法”,她说,“做好现在的工作。”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作者丨张倍嘉
编辑丨王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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