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历史上和学术论著中，正常写着胡适的名字、成就与复杂的生平经历；以及其故居、研学故地等，依然人来人往地参观；更有书店、网络之上，到处可见其学术著作之时，可湖南师大官媒引用胡适的一句晚安祝词，却引发了一场网络之上的轩然大波……
被引用的这句胡适名言为：“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一些人因此对湖南师大发动了口诛笔伐，言其是“美化反动文人”，并发动向上集体举报，哄抬起一场网络舆论的大阵仗。
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下意识之舆论应对心态，湖南师大很快就退步妥协，将“胡适” 二字，一删了之。
不过，湖南师大似乎并未完全向这轮激进的舆论“投降”，仍然保留了胡适这句名言的原文。
面对如此逼仄的舆论环境，一向被嘲讽为“骑墙派”的媒体人胡锡进，这次却站在了这些“因人废言”派的反面：
胡锡进发文称：“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激进态度，把胡适的名字，重新搞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禁忌”。
老胡还说：“我认为，我们的主流文化机构不应当受那些表达的单方面影响，甚至产生畏惧，从而不敢坚持国家对近代历史、特别是对新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对网上的激进主张做屈从”。
事实上，作为一位复杂的近现代知名历史人物，关于胡适的不同观点、讨论与争议，在现实中或网络之上已存在多年——显然，这也是正常现象，并未脱离正常的常识与学术讨论范围。
但现在，正常引用一位名人名言，都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这显然并不正常：
其一，“因人废言”，并以乌合之众的舆论进行逼迫，这显然是一种无知且恶劣的做派！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包括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亦莫不是如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此之谓也。
胡适，当然不可能例外——他本身也确实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之一，他推动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使得中文书面语言不再被个别精英阶层所垄断，从此成为普罗大众受教育和自由表达的通行语言工具，因此做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
同时，胡适还在历史学、考据学、哲学等学术领域、思想领域成就斐然——特别是其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研讨与表达，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丰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杆”之参考，可以说，胡适乃是近现代中国学界中一位集大成者！
当然，胡适的争议性主要在于三大方面：
一是胡适早期参与国民政府内部讨论，如何对待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时，曾提出了为避免亡国，暂时与日本言和的个人主张——这也被人认为是“投降主义”的思维，从而令胡适受到严重诟病。
但是，要知道，胡适这只是在民国政府内部的战略研讨中，发表的个人观点，并非其坚持行动的方针与实践。
且随着当时抗日形势的变化，胡适也改变了此前的观点，其后来还提醒汪精卫不要走上投降之路——所以，胡适与汪精卫这种“言行合一的投降派”相比，并非真正同路人。
否则的话，胡适后来就不可能成为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的大使，并为推动美国制订《援助法案》立下大功。
二是此后的内战时期，胡适站队于反动政府一边，并最终出走去了台湾省，也是其一生无法抹掉的政治污点。
过往的时代，我们曾经针对胡适进行过专门的批判运动，即使如此，我们的伟人仍这样说过：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伟人之言，非常符合“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原则，而非像现在网络上“乌合之众”们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不能因为胡适的复杂性，就否定了其言论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之另一面；“因言废人”，显然不可取！
三是胡适的一些西化思想，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这也是其观点遭人诟病与批评的另一方面。
其二，自由、宽容与理性，正是“胡适精神”最值得肯定之处。
胡适的思想中，“自由主义”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自由是民主、创新的前提与基础，这或许就是西人高喊“无自由、毋宁死”之原因吧！
但是，胡适还如此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他如此论述道：“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同时，胡适还认识到理性的重要性——一个民族不能只有激情、激进，更不能总是走在极端的刀刃上，而应走向真正的逻辑之路、理性之途，这才是一个民族安定、和平与进步的必经之路。
如果拿这些非黑即白、二元化思维者的言行，对照胡适所言的“自由、宽容、理性”，不正说明虽然胡适已仙逝而去，但他的这些思想之精华，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国人，仍然是多么的缺乏与重要吗？
在这样一个仍有5亿左右的网民，还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学识结构下，很多普通的网民看人论道时，只知讲身份政治，却看不到事物的多面性，便抡起“一棍子打死人式”的“斗争哲学”。
且通过便利的社交媒体，构建起了一张广泛无边的虚拟审判场，他们手拿着“政治正确”的标尺，玩着贻笑大方的刻舟求剑之游戏，将复杂化、多元性的历史人物，无知地简化成非黑即白的斗争符号，替代了客观理性的思考。
如此下去，则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失之于客观性与严肃性，如此将学术问题泛政治化，显然也是对于改革开放后，如今已变得宽松自由社会环境而言的一种倒退。
其三，教育机构理应成为文化常识、科学思想的宣扬者、推动者、坚守者和捍卫者，而不应被非理性的二元化思维所裹挟。
胡适这句教育名言，是一个毫无问题的正确表达，所以，显然不能因其政治立场方面的问题，就要全盘否定此言论之价值，进而推导出对其人其事的全面抹黑与批倒批臭，这岂不就像鲁迅先生所言——“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一起倒掉”一样荒唐了。
作为一所大学，本应坚持真理，成为多元社会中的坚定力量之磐石——肩负起教育公众提升认知，成为公众树立自主独立、理性客观之精神人格的引导者，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思想观，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环境时，我们的大学理应成为开放、包容与理性、客观之榜样。
而对于胡适其人，也正如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言：“胡适的遗产，不在具体答案，而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树立探寻真理的正确姿态，或许正是胡适先生最为珍贵的文化与思想遗产！【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