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历史上和学术论著中,正常写着胡适的名字、成就与复杂的生平经历;以及其故居、研学故地等,依然人来人往地参观;更有书店、网络之上,到处可见其学术著作之时,可湖南师大官媒引用胡适的一句晚安祝词,却引发了一场网络之上的轩然大波……

被引用的这句胡适名言为:“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一些人因此对湖南师大发动了口诛笔伐,言其是“美化反动文人”,并发动向上集体举报,哄抬起一场网络舆论的大阵仗。

或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下意识之舆论应对心态,湖南师大很快就退步妥协,将“胡适” 二字,一删了之。

不过,湖南师大似乎并未完全向这轮激进的舆论“投降”,仍然保留了胡适这句名言的原文。

面对如此逼仄的舆论环境,一向被嘲讽为“骑墙派”的媒体人胡锡进,这次却站在了这些“因人废言”派的反面:

胡锡进发文称:“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的激进态度,把胡适的名字,重新搞成中国社会的一个禁忌”。

老胡还说:“我认为,我们的主流文化机构不应当受那些表达的单方面影响,甚至产生畏惧,从而不敢坚持国家对近代历史、特别是对新文化发展的基本态度,对网上的激进主张做屈从”。





事实上,作为一位复杂的近现代知名历史人物,关于胡适的不同观点、讨论与争议,在现实中或网络之上已存在多年——显然,这也是正常现象,并未脱离正常的常识与学术讨论范围。

但现在,正常引用一位名人名言,都到了上纲上线的地步,这显然并不正常:

其一,“因人废言”,并以乌合之众的舆论进行逼迫,这显然是一种无知且恶劣的做派!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完人——包括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亦莫不是如此;“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此之谓也。

胡适,当然不可能例外——他本身也确实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

胡适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之一,他推动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使得中文书面语言不再被个别精英阶层所垄断,从此成为普罗大众受教育和自由表达的通行语言工具,因此做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

同时,胡适还在历史学、考据学、哲学等学术领域、思想领域成就斐然——特别是其对自由主义思想的研讨与表达,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界的丰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标杆”之参考,可以说,胡适乃是近现代中国学界中一位集大成者!

当然,胡适的争议性主要在于三大方面:

一是胡适早期参与国民政府内部讨论,如何对待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时,曾提出了为避免亡国,暂时与日本言和的个人主张——这也被人认为是“投降主义”的思维,从而令胡适受到严重诟病。



但是,要知道,胡适这只是在民国政府内部的战略研讨中,发表的个人观点,并非其坚持行动的方针与实践。

且随着当时抗日形势的变化,胡适也改变了此前的观点,其后来还提醒汪精卫不要走上投降之路——所以,胡适与汪精卫这种“言行合一的投降派”相比,并非真正同路人。

否则的话,胡适后来就不可能成为国民政府派往美国的大使,并为推动美国制订《援助法案》立下大功。

二是此后的内战时期,胡适站队于反动政府一边,并最终出走去了台湾省,也是其一生无法抹掉的政治污点。

过往的时代,我们曾经针对胡适进行过专门的批判运动,即使如此,我们的伟人仍这样说过:

“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伟人之言,非常符合“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与原则,而非像现在网络上“乌合之众”们这种“非黑即白”的思维——不能因为胡适的复杂性,就否定了其言论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之另一面;“因言废人”,显然不可取!

三是胡适的一些西化思想,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这也是其观点遭人诟病与批评的另一方面。



其二,自由、宽容与理性,正是“胡适精神”最值得肯定之处。

胡适的思想中,“自由主义”精神占据了主导地位,他认为自由是民主、创新的前提与基础,这或许就是西人高喊“无自由、毋宁死”之原因吧!

但是,胡适还如此称:“宽容,比自由更重要”!

他如此论述道:“真正自由的社会,是有包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可以让不同政见、不同观点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社会处处是自由的人,正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容忍”。

同时,胡适还认识到理性的重要性——一个民族不能只有激情、激进,更不能总是走在极端的刀刃上,而应走向真正的逻辑之路、理性之途,这才是一个民族安定、和平与进步的必经之路。

如果拿这些非黑即白、二元化思维者的言行,对照胡适所言的“自由、宽容、理性”,不正说明虽然胡适已仙逝而去,但他的这些思想之精华,对于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国人,仍然是多么的缺乏与重要吗?

在这样一个仍有5亿左右的网民,还是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群体学识结构下,很多普通的网民看人论道时,只知讲身份政治,却看不到事物的多面性,便抡起“一棍子打死人式”的“斗争哲学”。

且通过便利的社交媒体,构建起了一张广泛无边的虚拟审判场,他们手拿着“政治正确”的标尺,玩着贻笑大方的刻舟求剑之游戏,将复杂化、多元性的历史人物,无知地简化成非黑即白的斗争符号,替代了客观理性的思考。





如此下去,则对于历史或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会失之于客观性与严肃性,如此将学术问题泛政治化,显然也是对于改革开放后,如今已变得宽松自由社会环境而言的一种倒退。

其三,教育机构理应成为文化常识、科学思想的宣扬者、推动者、坚守者和捍卫者,而不应被非理性的二元化思维所裹挟。

胡适这句教育名言,是一个毫无问题的正确表达,所以,显然不能因其政治立场方面的问题,就要全盘否定此言论之价值,进而推导出对其人其事的全面抹黑与批倒批臭,这岂不就像鲁迅先生所言——“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一起倒掉”一样荒唐了。

作为一所大学,本应坚持真理,成为多元社会中的坚定力量之磐石——肩负起教育公众提升认知,成为公众树立自主独立、理性客观之精神人格的引导者,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思想观,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论环境时,我们的大学理应成为开放、包容与理性、客观之榜样。

而对于胡适其人,也正如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言:“胡适的遗产,不在具体答案,而在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树立探寻真理的正确姿态,或许正是胡适先生最为珍贵的文化与思想遗产!【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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