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
刘晓艳
1924年5月，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一文中讲：“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①推衍其语境，虽然这一论断是就史学研究和对待史学的态度所说，但综其一生，“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是李大钊一生的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
①《李大钊全集》编注组：《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册，第565页
一、在不辍的学习中完成思想转变，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
李大钊一生读书不倦，在不断地学习之中李大钊迎受新思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他说“人生必须的知识，是引导人向光明方面的明灯。”①
从1895年6岁入学到1916年2月离开早稻田大学，李大钊勤奋求学20余载，学业日进，学识日广。家乡私塾读书，中国旧学奠定了他深厚的古文基础；永平府中学西学课程的添设，开阔了他的眼界，也坚定了他为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决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校）系统的政治知识学习，为他思考中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勤奋学习，他不仅在早稻田大学的课堂上接受了一年半的正规教育，更多的是课余订阅各种书籍杂志，精读报章新闻，主动去从当时东、西方流行的社会新思潮中寻求救国方案。
求知学习是李大钊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工作以外，还要读书。省出来的时间愈多，就是读书的时间愈多，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才是真正人的生活。②”包惠僧回忆说：“他无论怎样忙，每天回家总要抽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写作。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间断过③”。李大钊一生著述丰富，留下诗文600多篇，百余万字，他的文章语言文字丰富，不仅有着熟练的古文、简明的白话文还涉及到英文、日文甚至德文、俄文等多语种。他作文对文字的表达力求其准确性，甚至会为一个词语，比如“平民主义”通过考证其语源来得出最适合的意思。他的文章内容宽泛，涉及人物及社会事件众多，充满着哲学智慧和科学力量，仅以他所做《史学思想史》讲义篇目《鲍丹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等，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努力地在学习和研究了西方著名历史学者的思想后，有选择地吸收其精华，从而才形成自己独特的历史学、哲学思想。
李大钊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也体现在他藏书的丰富。北京石驸马后街35号是李大钊居住最长的住所，家中陈设简单，却有一个最奢华的所在----书房，是由“三间小房子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④李大钊非常珍视这些藏书，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专门交代，“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东西颇不在少，如以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⑤他的这些藏书除家属保留的极小部分外，分别由北京师范大学、李大钊纪念馆等单位收藏，是先驱者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财富。
“求真”是李大钊学习的特点之一。李大钊一生追求真理，他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⑥他所追求的真理，是“基于科学之上，循其逻辑之境，以表现于人类各个之智察⑦”，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真理是反映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解析人类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本源，是“求其真实之境”的，而非迷信的、受蒙蔽的，是不被“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而迷惑的。有了正确的真理观做支撑，为他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光芒。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政权动荡，政党纷争，民权丧失、民生凋敝，所有社会乱象，使李大钊感到迷茫和怀疑，为求真相，他决定到日本留学。同学郁嶷在《送李龟年⑧游学日本序》中谈到李大钊留日的原因，“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赢弱者”⑨。而求真的结果，即是他在日本深入研究日本的政治制度，更多地了解了西方的种种社会新思潮，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理解消化和接受，为他后来迅速找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务实”是李大钊学习的又一特点，这个“实”是中国实实在在的国情。李大钊求学的过程始终是与爱国救国紧密相连的。1914年，袁世凯为恢复帝制，聘请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有贺长雄宣扬中国不宜共和制的谬论，大造其势。李大钊及时匡正，发表《国情》，指出中国的国情不可与客卿谋，并指出近今的国情与中国的历史不能等同，不能因为中国历史长期处于封建专制，就说当今的中国不能够迎接新宪法，不能够实行共和制，从根本上批驳了外人揪住历史谈现今国情的谬误。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李大钊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实际，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但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和实用两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⑩。即是把主义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他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怎样去作民族的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的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⑪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知识分子纷纷走进工矿、农村了解民众疾苦，启发民众觉悟，开展工农革命运动。
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实现是李大钊得出的结论，为了捍卫这一成果，他发表多篇文章说明社会主义的特点，同时又点明各国因为国情的不同，将来各国的社会主义也必定会存在着差异。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 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⑫。这即是他著名的“各国特色岂容忽略”的论断。李大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论断的贡献，朱成甲教授曾给予这样的定位：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未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既有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又有中国特色这样一个科学命题。李大钊取得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务实”的学习特点，即时刻关注国情，从国情出发考虑中国问题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
①《李大钊全集》第3卷，408页。
②《李大钊全集》第三卷，第179页
③《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年，358页
④《包惠僧回忆录》，357页
⑤《李大钊全集》第5卷，第301-302页
⑥《李大钊全集》第2卷，147页
⑦《李大钊全集》第1卷，第426页
⑧李大钊，号龟年。
⑨转引自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52页
⑩《李大钊全集》第3卷，51页
⑪《李大钊全集》第4卷，517页
⑫《李大钊全集》第4卷，248页
二、在踏实的工作形成坚强的执行力，成就一番“功业”
李大钊既是功绩卓著的革命家，又是学术等身的学者，他从事多项工作，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以扎实稳健的工作作风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地区的工作。在北京、天津、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东北等北方广大地区培养和发展党团员，建立和壮大北方党、团组织，发动工人运动，农民斗争以及城市群众斗争，掀起北方革命高潮。
为促成国共合作，他受党的委托与孙中山会谈，为促成国共合作五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上广州。有学者曾对他这一时期的行程做过统计如下：
1922年8月中旬---9月中旬
北京 --- 西湖、 上海
1923年1月---4月底
北京 --- 湖北、 上海
1923年11月上旬---12月中旬
北京 --- 上海
1923年6月中旬 --7月中旬
北京 -— 广州
1924年1月上旬---2月底
北京 --- 广州
翻阅历史文献，国共合谈这一过程当中，李大钊面临着来自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内方方面面的阻力与困难，他是费了多少的心血来说服孙中山同意改造国民党；又是费了多少心血来说服中国共产党内的反对声音，统一党员思想；我们还要注意到当时李大钊的教授身份，他担任着北京大学等多校的课程，需要一面为革命事业奔波，一面完成教学任务，补足因外出耽误的课程。若再考虑到当时艰难的交通条件，可以想见，他是以怎样“瘅精竭虑以成之”的工作态度，在无比繁忙之中圆满地完成各项工作。
任职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虚心向国内外大型图书馆学习管理经验，对北大图书工作进行全面改革：加强与国内外图书馆的交流，购进大量中外文书籍，修改图书馆借书规则、编制新的编目方法，开创开架式藏书模式，使图书馆成为学生的第二课堂。在他的带领之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完成了由旧式藏书楼向现代化图书馆的转变，而李大钊也被美国图书馆学会所编《世界图书馆情报百科全书》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任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担任政治学系和史学系课程，同时还兼任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四校课程。他以北大要在学术上有“大”发展和“大”建树为目标，在哲学、历史学等许多学科都进行了开创性地探索。他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课堂，讲授《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他还首次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研究和解析历史的新方法，所以他也被海外学者视为“史观学派”的创始人。
在革命和工作中，李大钊始终保持着昂扬进取的精神，也表现在他面对挫折、困难时不屈不挠地坚持。李大钊在编辑刊物期间，所做文章因针砭时弊，攻击政府而触动当权者的利益，所以他的言论受到了限制，文章遭到删改，政治理想屡屡受挫，即是老友章士钊也因不满他的政治观点而提出忠告。在挫折面前，李大钊不愿意屈服做违心的媚骨文章，又不能脱离宣传阵地，于是策略地用介绍国外新闻代替谈论内政的方式来变相宣传。十月革命前后，李大钊集中精力研究西方革命，介绍欧洲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分析世界大战的原因。据统计，他任职《甲寅》日刊仅半年的时间里即发文70篇，平均两天一篇。坚持之下必有回报，因为长时期对西方革命的关注，他能够对世界革命大势有了更敏锐的反应，这为他较早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先进性做了准备。
1923年京汉路“二七”罢工遭到吴佩孚镇压，铁路工人俱乐部被捣毁，工人领袖被杀害，工人运动一时处于低潮之中。李大钊的内心非常痛苦，但是他没有悲观放弃，而是认真地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积极做好善后工作，鼓舞同志们的斗志。他满怀战斗激情地说道：“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①在李大钊领导之下，1925年北方工人运动再掀高潮。
①《李大钊全集》第4卷，488页
三、在救国救民的道路探索中锤炼担当奉献的品格，为“人类前驱”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他曾经讲过：“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①旗帜鲜明，无畏无惧，尽显知识分子骨气。
李大钊首先在国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言论不仅遭到反对战线的攻击，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加以禁止，被伪社会主义者所混淆，也遭到来自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人的反对。但李大钊没有因为这种种外力的攻击而放弃，而是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真相，并通过多种形式传播开来。他坦言：“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②“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害【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③言谈话语中有他对入狱战友的愧疚，更多的是对原则的坚持、对理想的坚定：不惧权势，不畏非难，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勇往奋进以赴之”，让最先进的思想释放出光彩。
李大钊对待革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职位高低、名利得失。中国共产党一大，李大钊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陈独秀被选为书记，而李大钊却没有进入中央局。二大时李大钊依然没有被选入中央，直到三大，他才被选为中央委员。但他没有因为党内地位不及人而悲观，也没有过任何抱怨，而是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团结和带领北方党组织，深入铁路厂矿，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根植于北方广袤大地，掀起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潮。就当时的情况分析，如果李大钊想要担任中共的主要领导是有很大可能的。因为在当时，北京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员绝大多数是北大师生，山东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指导之下成立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13人中，当时属于北大的或此前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就有5人，他们都受过李大钊的影响。二大产生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是：陈独秀、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3人是李大钊的学生。由此史实，更能看出李大钊“不骛虚名”的高贵品质。
道路探索的过程难免会有一些失误，在失误面前李大钊勇于承认错误，坦诚接受批评。1922年5月，胡适联合蔡元培、李大钊等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努力周刊》上发表，主张通过改革，建立一个由各地“好人”组成的“好政府”，实质上是要改革和维护北洋政府的统治，是一种妥协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民主力量召开联席会议，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主张，指出了“好政府”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对李大钊等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当李大钊看到这个主张时，诚恳地接受批评，毫不迟疑地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并及时向胡适等北大同人解释和宣传了中共的主张。而他本人也在不久后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参加西湖会议，并接受委托到上海与孙中山会谈，讨论国共合作事宜，将中共中央联合国民党的政策贯彻到底，促成首次国共合作。
艰险环境下的考验是责任感的试金石，在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坚守北京，在反动统治的中心主持着党的各项工作，与敌人做着坚决的斗争。1926年“三一八”运动后，李大钊等运动领导人受到政府通缉，国共两党领导纷纷南下离开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京分会“只钊一人”。
1926年9月，上海中央来信给北方区委，要李大钊南行武汉开辟工作，但李大钊考虑到北京工作的重要性，决意不离开。当李大钊及北京同志发现密探监视时，许多同志及李夫人也多次劝说他离开，可当时正处于国民革命军北伐关键时期，李大钊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用“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做以回答。而此之时，李大钊及其所率领的国共两党领导机关，不仅行动受到敌人的监视，生命危险，而且在政治地位也处于“长期消级”的边缘化状态（随着北伐进程，国民党内部对中央权力的派系之争也愈来愈激化，对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排挤也日趋突出），“不与我们以政治消息”④，经济补充少而且延期，需借贷维持，才能勉强支撑。但李大钊依然坚定地开展着革命工作，积极发展国共两党党员，领导北方各地配合北伐的革命运动。他从所能搜集到的情报及往来电文中分析革命形势，写出多篇政治报告，对直、奉、晋等各系军阀进行分析，提出“对直对奉不宜同时开战”正确主张，制定了“驱孙拒杨”“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等战略部署，积极联络促成冯玉祥归国参加国民革命，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李大钊卓有成效的革命活动，遭到敌对军阀的仇视，1927年4月，他被作为“赤党首领”被捕杀害，以“断头流血以从之”的壮烈诠释了共产党员的担当。
李大钊以历史的眼光指出革命进程：“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⑤“雄健的精神”就是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如同扬子江、黄河在奔流过程中挟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不惧前路上的沙漠、山峡，浩浩荡荡地向前冲过去。创业维艰，奋斗以成。每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内容的长征。李大钊终生“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他勇于担当、敢于担当，在攻坚克难中锤炼干事创业的本领；直面个人荣辱与祖国利益的考验，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出崇高的选择；他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不惧迫害追求真理，这些品质，需要我们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学习体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李大钊全集》第2卷，147页
②《李大钊全集》第3卷，53页
③同上。
④《李大钊全集》第5卷，235页
⑤《李大钊全集》第4卷，488页
原文刊登在《党的文献》2018年第4期， 编入时作了修改
李大钊纪念馆研究馆员 刘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