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张闻天负责主持，主要讨论事变后的应对方针。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首先上台作报告，他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充分肯定，但是提出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毛泽东提议应该在西安成立一个抗日援绥委员会，还应该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这一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主张在政治上和南京对立，也不支持以西安为中心。
张国焘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应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和政治中心。张闻天则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局部统一战线转化为全国性的抗日战线，让中共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博古起初支持毛泽东，但是听完张闻天的发言后，他认为西安事变的核心应该是统一抗日战线，而不是全面反蒋。
由此可见，究竟是抗日反蒋还是只抗日不反蒋，成为中共高层争论的焦点。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到底要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认为，应该“审蒋”、“罢蒋”，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拥护西安事变，同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毛泽东的主张很快就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响应，其实这很容易理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原则，给中共带来了太多苦难，很多人都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只有张闻天和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其中张闻天含蓄地表示，应该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支持，联合非蒋系队伍，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他并没有给出自己的意见。不过，毛泽东是实际上的中共领袖，他的意见还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再加上当地百姓群情激昂，强烈要求公审蒋介石，一场烧向老蒋的革命之火，似乎正在熊熊燃起。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以何应钦为首的“讨逆派”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犯上作乱”，应该立即调集大军讨伐。其实，何应钦心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希望能够趁此机会取蒋而代之。以宋美龄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高层虽然反对，但是“嗓门”没有人家高，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救出蒋介石。
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以及10多名红军将领联合致电国民政府，正式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6日，国民政府宣布张学良叛变，众人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率领国军“扫清叛逆”；推举于右任负责安抚宣慰西北军民，从思想上化解西北军民的抵抗情绪。
何应钦上任后，立即任命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对西安地区形成了合围之势。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双方摆出阵势，一场大规模内战眼看着就要爆发。
要知道，此时的东北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华北地区也陷入到日军的重重包围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应该是日本。如果国共两党此时爆发内战，那么中华民族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时，陕北和南京分别派出特使前往西安，试图通过谈判的方式避免战争爆发。
南京方面，宋美龄派出的特使是一个英籍澳大利亚人，名叫端纳，当时已经年过六旬。端纳于20世纪初来到中国，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就是端纳率先通过报纸发布消息，揭露了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也因此赢得了国民党人士的好感。
清朝覆灭之际，端纳和宋氏兄妹的父亲宋耀如结识，又通过他认识了孙中山。后来，端纳受聘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老张被日本人炸死后，他又成为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周游欧洲列国，陪在他身边的就是端纳。
也正是通过和张学良的这层关系，端纳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虽然他没有名分，但实际上相当于老蒋的“朋友兼顾问”。由于担心飞机会被张、杨部队击落，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不敢直接在西安降落，而是于1936年12月13日傍晚抵达洛阳。
第二天中午，端纳乘坐飞机前往西安，到达上空时不敢轻易降落，只能先用降落伞投放一封信，表示：如果允许飞机着陆，请在机场上烧起三堆火。没过多久，机场上果然烧起了三堆火，端纳的飞机这才降落在西安机场。
当天下午5点，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已经被软禁几天的老蒋大喜过望。经过一番交谈，端纳才知道张学良并没有杀蒋介石的意思，只是希望他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侵略。
当晚，端纳将张学良的意思通报给南京方面，宋美龄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2月15日，端纳回到洛阳，和宋美龄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详细报告了西安方面的情况，还传达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去西安见面的要求。宋美龄听完后很高兴，认为西安事变终于有了和平解决的希望。
另一方面，张学良和杨虎城期盼周恩来能够代表中共来到西安，共同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西安派去的飞机无法在保安县着陆，周恩来只好先取道延安，从这里搭乘飞机赶往西安。
12月15日，周恩来、罗瑞卿、张子华等人顶着风雪从保安出发，花了2天多时间才到达延安。其实，这时的延安还叫肤施，仍然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毛泽东认为眼下城中兵力空虚，是时候趁机抢占肤施。周恩来将毛泽东的命令传达给当地的红军将领江华，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这座城池。
按照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约定，西安方面的飞机只要看到机场上有“天下”两字，就说明红军已经得手，飞机就可以安全降落。只不过，江华得令后走得急，周恩来忘记告诉他这件事了。结果，西安方面的飞机没看到“天下”两字，只是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阵就返航了。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放弃乘坐飞机前往西安，改坐汽车。12月17日清晨，周恩来正准备取道甘泉，找到张学良的部队，由他们派汽车送自己去西安。不过，周恩来刚出延安城，就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那正是张学良的“波鹰”专机。
就这样，周恩来终于坐上了前往西安的飞机，一路上听着张学良秘书、中共党员刘鼎的汇报，对前方的情况有了更加确切的了解。抵达西安后，周恩来在刘鼎的带领下来到一处秘密联络点。刚一落脚，周恩来就动手剪掉了自己的长须，然后才去见张学良。
算上此前的2次会面，这只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3次见面，但是双方刚一落座就开始了长谈，就像是许久没有见面的老友，完全没有生分的感觉。谈话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表示：
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表示同意，但也提出了一些担忧。根据周恩来的分析，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抗日当然最好，中国也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倘若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甚至把他杀掉，只会将西安方面和南京政府推到势同水火的对立面，也会给日军侵略中国提供便利条件。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几天前，张学良曾经在大会上表示，如果蒋介石坚决不同意联合抗日，他将会公布“九一八”事变时，老蒋发给他的不抵抗电文，将老蒋交给人民审判。众所周知，东北沦陷是一次巨大的屈辱，数十万东北军不放一枪一炮，将大片国土拱手送人，张学良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
实际上，幕后的指使者就是蒋介石，如果这件事公布出来，全国百姓群情激愤，张学良就是不杀蒋介石也不行了。到那时，南京政府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各大派系必定会四分五裂，中国又将回到军阀混战的时代，这才是日本人最想看到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最担心的问题。
周恩来抵达西安之前，张学良虽然已经向西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是南京方面究竟会不会同意，到底该不该杀蒋介石，他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经过周恩来的分析后，张学良终于定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20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盛赞周恩来：“周至此时，俨然为西安之主谋矣。”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将谈判情况进行通报。周恩来表示，从策略上答应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是可以的，但如果南京方面挑起内战，那么蒋介石的安全将会无望。此外，周恩来和张学良还拟定了5项谈判条件，只等南京特使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双方就将进行磋商。
这5项条件分别是：
停止内战，中央军开出潼关；
南京政府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宋子文负责组建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成立抗日联军；
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焦急不安的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西安事变总算走上了和平解决的道路。后来的事情发展有些超出人们意料，虽然蒋介石被迫同意一致抗日，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受到政治打压，这也让西安事变的结局不是那么完美。
不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兵谏”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人不应该忘记的是，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事件中，周恩来从“局外人”变成实际上的“主谋”，他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