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会议,由张闻天负责主持,主要讨论事变后的应对方针。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首先上台作报告,他对西安事变进行了充分肯定,但是提出的两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毛泽东提议应该在西安成立一个抗日援绥委员会,还应该以西安为中心,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对于这一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不主张在政治上和南京对立,也不支持以西安为中心。



张国焘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认为应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和政治中心。张闻天则支持周恩来的看法,认为应该把局部统一战线转化为全国性的抗日战线,让中共真正登上政治舞台。博古起初支持毛泽东,但是听完张闻天的发言后,他认为西安事变的核心应该是统一抗日战线,而不是全面反蒋。

由此可见,究竟是抗日反蒋还是只抗日不反蒋,成为中共高层争论的焦点。这也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到底要如何处置蒋介石。



毛泽东认为,应该“审蒋”、“罢蒋”,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拥护西安事变,同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毛泽东的主张很快就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响应,其实这很容易理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原则,给中共带来了太多苦难,很多人都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只有张闻天和周恩来没有明确表态,其中张闻天含蓄地表示,应该尽量争取南京政府的支持,联合非蒋系队伍,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他并没有给出自己的意见。不过,毛泽东是实际上的中共领袖,他的意见还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再加上当地百姓群情激昂,强烈要求公审蒋介石,一场烧向老蒋的革命之火,似乎正在熊熊燃起。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以何应钦为首的“讨逆派”认为张学良、杨虎城是“犯上作乱”,应该立即调集大军讨伐。其实,何应钦心中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希望能够趁此机会取蒋而代之。以宋美龄为首的一批国民党高层虽然反对,但是“嗓门”没有人家高,不得不另外想办法救出蒋介石。

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以及10多名红军将领联合致电国民政府,正式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16日,国民政府宣布张学良叛变,众人推举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率领国军“扫清叛逆”;推举于右任负责安抚宣慰西北军民,从思想上化解西北军民的抵抗情绪。



何应钦上任后,立即任命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刘峙、顾祝同分别为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对西安地区形成了合围之势。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决定联合作战,双方摆出阵势,一场大规模内战眼看着就要爆发。

要知道,此时的东北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华北地区也陷入到日军的重重包围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应该是日本。如果国共两党此时爆发内战,那么中华民族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时,陕北和南京分别派出特使前往西安,试图通过谈判的方式避免战争爆发。



南京方面,宋美龄派出的特使是一个英籍澳大利亚人,名叫端纳,当时已经年过六旬。端纳于20世纪初来到中国,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袁世凯和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就是端纳率先通过报纸发布消息,揭露了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他也因此赢得了国民党人士的好感。

清朝覆灭之际,端纳和宋氏兄妹的父亲宋耀如结识,又通过他认识了孙中山。后来,端纳受聘为张作霖的私人顾问,老张被日本人炸死后,他又成为张学良的顾问兼老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周游欧洲列国,陪在他身边的就是端纳。



也正是通过和张学良的这层关系,端纳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虽然他没有名分,但实际上相当于老蒋的“朋友兼顾问”。由于担心飞机会被张、杨部队击落,南京方面派出的飞机不敢直接在西安降落,而是于1936年12月13日傍晚抵达洛阳。

第二天中午,端纳乘坐飞机前往西安,到达上空时不敢轻易降落,只能先用降落伞投放一封信,表示:如果允许飞机着陆,请在机场上烧起三堆火。没过多久,机场上果然烧起了三堆火,端纳的飞机这才降落在西安机场。



当天下午5点,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见到了蒋介石,已经被软禁几天的老蒋大喜过望。经过一番交谈,端纳才知道张学良并没有杀蒋介石的意思,只是希望他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抵抗日寇侵略。

当晚,端纳将张学良的意思通报给南京方面,宋美龄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2月15日,端纳回到洛阳,和宋美龄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详细报告了西安方面的情况,还传达了张学良邀请孔祥熙去西安见面的要求。宋美龄听完后很高兴,认为西安事变终于有了和平解决的希望。



另一方面,张学良和杨虎城期盼周恩来能够代表中共来到西安,共同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但是,西安派去的飞机无法在保安县着陆,周恩来只好先取道延安,从这里搭乘飞机赶往西安。

12月15日,周恩来、罗瑞卿、张子华等人顶着风雪从保安出发,花了2天多时间才到达延安。其实,这时的延安还叫肤施,仍然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毛泽东认为眼下城中兵力空虚,是时候趁机抢占肤施。周恩来将毛泽东的命令传达给当地的红军将领江华,果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这座城池。



按照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约定,西安方面的飞机只要看到机场上有“天下”两字,就说明红军已经得手,飞机就可以安全降落。只不过,江华得令后走得急,周恩来忘记告诉他这件事了。结果,西安方面的飞机没看到“天下”两字,只是在延安上空盘旋了一阵就返航了。

事已至此,周恩来只好放弃乘坐飞机前往西安,改坐汽车。12月17日清晨,周恩来正准备取道甘泉,找到张学良的部队,由他们派汽车送自己去西安。不过,周恩来刚出延安城,就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那正是张学良的“波鹰”专机。



就这样,周恩来终于坐上了前往西安的飞机,一路上听着张学良秘书、中共党员刘鼎的汇报,对前方的情况有了更加确切的了解。抵达西安后,周恩来在刘鼎的带领下来到一处秘密联络点。刚一落脚,周恩来就动手剪掉了自己的长须,然后才去见张学良。

算上此前的2次会面,这只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3次见面,但是双方刚一落座就开始了长谈,就像是许久没有见面的老友,完全没有生分的感觉。谈话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表示:

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表示同意,但也提出了一些担忧。根据周恩来的分析,如果能够说服蒋介石抗日当然最好,中国也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倘若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甚至把他杀掉,只会将西安方面和南京政府推到势同水火的对立面,也会给日军侵略中国提供便利条件。

周恩来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几天前,张学良曾经在大会上表示,如果蒋介石坚决不同意联合抗日,他将会公布“九一八”事变时,老蒋发给他的不抵抗电文,将老蒋交给人民审判。众所周知,东北沦陷是一次巨大的屈辱,数十万东北军不放一枪一炮,将大片国土拱手送人,张学良也因此背负了千古骂名。



实际上,幕后的指使者就是蒋介石,如果这件事公布出来,全国百姓群情激愤,张学良就是不杀蒋介石也不行了。到那时,南京政府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各大派系必定会四分五裂,中国又将回到军阀混战的时代,这才是日本人最想看到的情况,这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最担心的问题。

周恩来抵达西安之前,张学良虽然已经向西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但是南京方面究竟会不会同意,到底该不该杀蒋介石,他并没有完全拿定主意。经过周恩来的分析后,张学良终于定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20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曾经盛赞周恩来:“周至此时,俨然为西安之主谋矣。”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将谈判情况进行通报。周恩来表示,从策略上答应保护蒋介石的安全是可以的,但如果南京方面挑起内战,那么蒋介石的安全将会无望。此外,周恩来和张学良还拟定了5项谈判条件,只等南京特使宋子文抵达西安后,双方就将进行磋商。

这5项条件分别是:

停止内战,中央军开出潼关;
南京政府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宋子文负责组建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成立抗日联军;
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焦急不安的毛泽东长舒了一口气,西安事变总算走上了和平解决的道路。后来的事情发展有些超出人们意料,虽然蒋介石被迫同意一致抗日,但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受到政治打压,这也让西安事变的结局不是那么完美。



不过,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兵谏”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后人不应该忘记的是,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事件中,周恩来从“局外人”变成实际上的“主谋”,他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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