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额济纳背后的地理考点

额济纳旗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全旗总面积11.4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5万余人。这里地域辽阔，戈壁瀚海、沙漠绿洲、千年胡杨、河流湖泊构成奇特优美的自然景观。古道重镇、关隘要塞、烽燧城障、土尔扈特部东归演绎着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流沙坠简、黑水文献、现代化航天科技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额济纳旗胡杨林风景

额济纳，古称“流沙”或“弱水流沙”，距今四千年前，这里就有先民繁衍生息。自西汉武帝起，各朝各代大都在此设置行政机构。《史记·五帝本纪》有这样的记载，传说中的高阳氏时代，其土地“北至幽陵，南至于高趾，西至于流沙”。这里所说的“流沙”，后人考证中大多认为是额济纳的居延泽。战国时的著作《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些记载与传说，从一个方面印证了额济纳的久远历史。此外，近代的考古调查也为额济纳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006年，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在巴彦高勒、查勒格尔和巴彦桃来遗址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存，采集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夹砂红陶片和贝类等。

查勒格尔遗址地表散落的石叶

巴彦桃来遗址地表散落的彩陶片

巴彦桃来遗址地表堆积的陶片

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额济纳河流域考察时，发现了细石器时期的夹砂红陶片，甚至在额济纳旗最西部的戈壁地带也采得一些石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瑙琨素木采集到一批红陶片和彩陶片，经分析研究，这些遗物均为夏、商、周时期的物品。

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绿城遗址发掘清理一处新石器时期的墓葬和房址，出土部分夹砂红陶罐、红陶片、彩陶片和头骨，经鉴别，属于青铜时期遗物。陶器以生活用具为主，有双耳罐、单耳罐、壶、盘和网坠等。饰有绳纹、篮纹、网格纹、压印纹、锥刺纹和附加堆纹等。彩陶纹饰以黑彩三角纹和条带纹为主。石器分打制和磨制两种，打制的石器有石叶、石核、石片、石镞；磨制石器多为生产工具，有斧、刀、凿、杵、磨棒和纺轮等。

绿城遗址中的房屋基址及周边环境

据考古资料显示，距今3900年—3400的四坝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区得到发展，并沿着“弱水”融入这一区域。由于额济纳河南北贯穿，形成自然河谷通道，能够为迁徙提供有利条件，因此河流两岸绿洲地带及其终端湖泽也就成为了理想栖息地和陆路交通及文化融合的交汇处。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则用无穷智慧和辛勤汗水，不断创造着灿烂美好的未来。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原始社会后，阿拉善地区带着鲜明的草原文明特征进入到了青铜时代。许多迹象表明，青铜时代的斯基泰（赛种）文明曾与这一地区有过密切的交集。斯基泰人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最早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八世纪，所占领的地域东起中国河西走廊，南抵伊朗、巴克特利亚，西至第聂河流域，北达南西伯利亚。

此后，在距今约两千二百多年之前，额济纳的居延地区出现了另外一个游牧民族——月氏（yuèzhī，旧读rùzhī或ròuzhī），亦称“月支”或“禺知”。月氏之名，始于秦汉时期，在《史记.正义》《汉书》《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均有记载。而“居延”一词，大都认为是匈奴语，在史籍中多指地名。《汉书》师古曰：“居延，匈奴中地名也，张掖所置居延县者，以安处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张晏曰：“水名也。” 《山海经》记载：“国在流沙之外者，大夏、坚沙、居鳐、月氏等国。”据考证，文中居鳐即居延。居鳐与春秋时期的西戎八国之一“驹衍”是同一部族，此外“驹衍”也有气候温暖、水草丰美之意，因此有人认为“居延”由此而来，但也有人认为其含义还有待深入的考证与探究。

《中国历史地图集》

秦时期全图

月氏人的活动范围相当大，从天山中部一直到贺兰山甚至黄土高原，但主要活动在河西地区。《穆天子传》载：“甲午，天子西征，乃绝隃之关隥。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有学者考证，“禺知之平”就是今甘肃张掖一带，属当时月氏人统辖的范围，弱水流域也在其中。《尚书·禹贡》载：“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是史籍中对于黑河的早期记载，《禹贡》为战国人托名大禹的著作，针对当时诸侯称雄割据的混乱局面，提出了一个国家统一之后的理想化治国方略，包含了九州、五服等政治地理概念。由此可见，战国时期的华夏民族已经将黑河纳入了中国的地理观念之中。

月氏于公元前二世纪被匈奴打败，之后大部西迁，离开了阿拉善地区和河西地带，他们在河西的故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占领，居延地区成为了浑邪王的领地。匈奴在强盛时期，势力范围东至兴安岭一带，南到陕西、山西的北部，西击月氏与西域诸国，北服丁零和西北的坚昆，并延伸到现今的中亚细亚的威海、黑海以及贝加尔湖一带。

公元前221年，秦嬴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结束了长达200多年的诸侯纷争，之后派出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筑起长城，遏制匈奴南下。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匈奴乘虚占据河西，也包括额济纳地区。

西汉建立初期,在军事上无力对抗匈奴。至汉武帝时，西汉的实力强大起来。元狩二年(前121年)夏, 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从陇西北地(今甘肃省东北部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出发，跨黄河至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阴山西端的鸡鹿塞，穿越千里戈壁到达居延地区，攻击居于祁连山一带的匈奴人，使匈奴右部受到沉重打击。驻牧于河西的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众降汉。西汉随即在河西地区相继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拱卫安全。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征伐大宛，为保障向西用兵无阻，增发十八万甲卒戍守这一区域，并设置居延、休屠二城，自此对居延地区开始了有效的治理。

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又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泽修筑“遮虏障”。《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将军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今山西省昌梁市离石区)。以右北平太守从票骑将军有功,封邳离侯。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之后，汉朝在居延地区设置了居延和肩水两都尉府。根据简文记载考证，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候官所在称障。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候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在额济纳河下游，居延都尉管辖甲渠候官、卅井候官、殄北候官；在额济纳河中游，肩水都尉管辖广地候官、橐他候官、肩水候官。同时修筑了大量烽火预警和防御设施，形成居延边塞规模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直到今日，在额济纳地区还存有汉代长城墙体36262米，天田380608米，烽燧157座，障城10座，古城8座，关址1座。

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

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进行了发掘。甲渠候官障坞毗邻，障在坞的西北隅，为土坯筑成的方形城堡。每边长23.1米，墙厚4——4.5米，残高4.6米。障顶东北角残存窄墙，似是女墙。障门设在东南角，门内西侧有登临障顶的台阶式蹬道，东侧堆叠有防备攻城之用的河卵石。坞比障大一倍，坞墙系夯土筑成，东西45.5米、南北47.5米，厚1.8——2米，残高0.9米左右，东墙辟一门，门外设瓮城。坞四周3米以内的地面埋设有四排虎落，桩高33厘米，间距70厘米，作三角形排列。坞内东北隅也有登临坞顶的蹬道。障内有两组房址。共出土简牍7000多枚，还有800余件组弓、箭、铜镞、铁甲、货币、转射、铁农具、网坠、猎具、木板画、竹笛等物品。

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

塞上烽火品约木简

（图片来自甘肃省文物局）

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松木，每简长39厘米，宽1.5厘米，厚0.2厘米。主要内容是居延地区的甲渠塞、卅井塞、殄北塞在遭遇匈奴来犯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的烽火预警信号规定，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烽火制度和防御措施具有重要价值。

F84障（红城）

F84障，蒙古语称为“乌兰德日布井”，俗称“红城”，位于达来呼布镇吉日嘎郎图嘎查西南约19.5公里处。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3米，土坯砌筑墙体，高约7.6米，基宽4米，顶宽2.6米左右，墙体顶部残存约0.6米高的女墙，南墙与东墙相接处设门，门宽3.2米。

肩水金关遗址

肩水金关坐落在额济纳河东岸，位于东凤镇宝日乌拉嘎查西南约67.2千米，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将其编号为A32。是汉代时进出河西、南北通往的咽喉，连同周边长城障塞，与大湾城和地湾城等共同构成了汉代居延地区的重要军事防御力量。1930年和1973年两次考古发掘在肩水金关遗址共获汉简1万多枚，出土、发现了带有元朔元年（前128年）和元狩4年（前119年）纪年的简牍。发掘者认为，肩水金关地区早在武帝中期即有政治、军事活动，汉昭帝时，已称“金关”或“金关燧”，同时又名“通道厩”，可见兼有关卡、斥候、驿厩等职能。

地湾城遗址（A33障）

地湾城遗址位于东凤镇宝日乌拉嘎查西南约67.7公里处。由障城和关厢两部分组成。障平面呈正方形，边长22.5米，墙体底宽5米，高8米，系夯土板筑，夯层0.2米。西墙设门，门洞宽2.7米、高5.6米。关厢设在障城西侧，东西长56米，南北宽49米，墙宽1.5米，残高0.3米左右。中瑞西北考察团曾作过试掘，出土汉简2000余枚，以及铜、铁、陶、木器和织物、皮革制品若干。根据出土函检与薄检推断，为汉代肩水候官治所。

除与匈奴的拉锯战外，实行移民屯戍也是汉朝当时战略转变的主要措施。《汉书:食货志》记载，为增加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增产的效果,汉武帝刘彻末年，把关中农民创造的“代田法”加以总结后推广到居延地区。汉承秦制,实行中央郡县、乡、里五级行政管理体制，居延汉简记载了关于乡和里的建置情况。居延县属于汉代张掖郡十县之一，下辖都乡和西乡,两乡共有82里，屯戍军民近万人。由于边境得安，开始在边地置官屯田，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居延地区驻守士兵主要分为五类,有田卒、戍卒、骑士、省卒、机关卒，大多都是由内地征发。《后汉书·郡国志》载:“居延属国户千五百六十四,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居民除汉朝内地迁移人口外,还有大量投降和俘获的匈奴人。他们的职务不尽相同，大致有两种职能，一部分戍卒承担警戒、守望任务，即所谓的“谨侯望通蓬火”,另一部分从事艰苦繁重的生产劳作，而且从事劳动的范围也非常广泛，除种田以外，还要承担兴修水利、伐木制革、造绳脱坯、豢养家畜等各种事务。田卒以垦殖种粮为职;戍卒以烽火预警、巡视天田、查看日迹为职;骑士即骑兵部队;省卒是被上级抽调离开本职岗位去完成特定任务的兵卒,完成任务后回归到原岗位;机关卒是在仓库亭障驿站服务的兵卒。此外，还有正卒、谪卒、驰刑徒及属国兵。正卒是当地每户出一人，编成正式兵员;谪卒、驰刑徒是因罪被遣送戍边的士卒或降职官吏;属国兵是归附或附属于汉朝并由属国都尉统辖的边境少数民族兵士。除正卒和属国兵外，其他大多来自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太康县柘城县、鹿邑县、扶沟县一带)、昌邑(今属山东省)、魏郡(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汝南(今河南省、安徽省一带)等郡国。

随着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汉朝不断向西域派遣使节，与安息(今伊朗)、奄蔡(今咸海、里海一带)、条支(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身毒(今印度)等国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起来。西汉的丝织品、麻织品、漆器、铁器等先进的手工制品不断地输人到西域各国，而西域各国的葡萄、石榴、胡萝卜、橄榄等土特产及玻璃、西海布(呢绒)等手工业品也传入中国。汉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中亚、西亚的这条交通要道，被称为“丝绸之路”。居延地区所修筑的烽燧、城障等军事设施，为保卫“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新朝王莽改居延县为“居城县”。王莽后期，中原战乱不休,窦融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大将军，保境安民，也使得居延边塞免受战争之苦。光武帝刘秀即位后,窦融归降东汉，任张掖属国都尉，治理居延。

东汉时,居延边塞仍是抵御匈奴的前线，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春二月,派遣窦固出酒泉塞，驸马都尉耿秉、秦彭率武威、陇西、天水募士及羌胡部队出居延塞北伐匈奴，深入漠北六百余里至三木楼山（今蒙古国工则克山），沉重打击了北匈奴。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改张掖居延属国为西海郡，治所即在居延。之后,随着东汉的军事防御体系破裂，导致汉代的居延屯戍区开始走向衰落。

额济纳胡杨林风景

一、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额济纳的归属

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改张掖居延属国为西海郡，治所即在居延，辖居延海附近一带。

三国时期，称西海郡，属魏国凉州辖地。

西晋时期，也称西海郡，设居延县，亦有官军驻扎。《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二·舆地考八)载：“晋时为西海郡一县居延。”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藏有一枚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四年(公元283年)简，说明居延障塞在晋朝时期还在沿用，继续发挥着作用。永康二年(公元301年)，额济纳地域属凉州。《晋书》(卷十四·志第四地理上)载：“凉州，统郡八。西海郡，统县一，户二千五百。故属张掖，汉献帝兴平二年，武威太守张雅请置。居延泽在东南，《尚书》所谓流沙也。”

东晋、十六国时期，亦为西海郡。这一时期归属频繁更换，先后隶属前凉（张轨）、前秦（苻坚）、后凉（吕光）、西凉（李嵩）、北凉（沮渠蒙逊）等。张轨、苻坚、吕光、李嵩、沮渠蒙逊占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十二月，吕光称酒泉公，割据凉州，史称后凉。西海太守王桢反叛，郭黁劝吕光袭击王桢，取得胜利。

南北朝时期，为西海故郡，先后属于魏、西魏、周、北朝。《资治通鉴》记载：“婆罗门请脩西海故城以处之。凉州刺史袁翻议处柔然婆罗门于西海故城。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车所居金山千余里，实北虏往来之冲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将，配以兵仗，监护婆罗门，因令屯田，以省转输之劳。其北则临大碛，野兽所聚，使蠕蠕射猎，彼此相资，足以自固。外以辅蠕蠕之微弱，内亦防高车之畔援，此安边保塞之长计也。”由此可以一窥当时居延地区较为繁荣的生活景象。北魏分裂以后，额济纳地区属于周的势力范围。

在额济纳地区发现的古代货币中，有后凉政权发行凉造新泉和北周政权发行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布泉”等。

凉造新泉

北周三品（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布泉）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对居延的开发

曹操及其后继者在居延地区积极推行屯田制，大力引进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鼓励百姓发展耕织，促进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占领河西及居延地区后，本着“五方之民各有其性”的民风特点，贯彻“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意”的治国方略，因地制宜，开发河西及居延地区，促进了经济、文化的进步。

河西及居延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十六国时期曾是北方最繁荣发达的地区。从北魏太武帝统一河西及居延地区后，到孝文帝在全国颁行三长制、均田制的半个世纪，是河西及居延地区开发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太和九年(485年)均田令下达后，包括汉族、羌族、鲜卑等民族在内的农耕区百姓，均依例授田，农业经济更见繁荣。北魏政府的政令中，也因为这种形势而将居延地区列为租调重点征发区，生产出的粮食、桑麻等产物被运往六镇等军事要地。

河西及居延地区畜牧业的发达更是北魏统治北方时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现象。从晋世以来，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城南到湟水流域一直是鲜卑、羌人的牧地，张掖黑水流域是卢水胡的牧地。进入北魏，敕勒、柔然等部族也转徒到弱水一带游牧。牧业之兴盛从429年魏军一次截获的牲畜数量可知一斑。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军“分军搜讨”突入柔然，西巡至弱水，北度燕然山，沿途见敌人遗弃的马，牛、羊漫山遍野。在返师时带回的战利品中，仅马就有100余万匹，其余杂畜“弥漫山泽”。

商业在北魏前期显得萧条，但河西及居延地区却属例外。尤其是与西域的贸易活动，因东西商道更加通畅，在河西走廊显得异常活跃。粟特(康居)商人是最先到凉州的“胡商”，他们中许多人居住在姑臧。据《魏书∙韩麒麟传显宗附传》记载，魏初，对商业实行“不设科禁，买卖任情”的政策，招引“商胡贩客，日奔塞下”，西域和中亚商人从天山进入河西，或进入居延等其他地区贸易。直到北魏后期，北魏政府对入塞的西域官商一直十分优待。

宇文泰控制河西及居延地区后，掌握了西魏的军政大权。他先后颁布《二十四条制》和《十二条制》，促进了河西及居延地区的稳定和开发。西魏、北周继续推行均田制，不仅授田于汉族农民，还授田于其他少数民族农民，包括婆罗门教徒。这些在敦煌石室资料中已经得到明证。到周武帝宇文邕即位，进一步实行社会改革，尤其在增加农业生产力量，挖掘社会经济潜力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如五次下诏释放奴婢，多次下诏放免隶户、杂户，禁断佛道二教，令僧徒道众还俗，征收寺庙财产等。北周的国力更加强盛，于577年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北周武帝保定年间(561―565年)，在居延设置同城戍(今额济纳旗马圈城)。

同城戍，亦北周宇文邕的大同城旧址，位于阿拉善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区东南19公里处，东南距黑城4公里。大同城，蒙古语称阿格塔音哈沙，意为马圈。此城也是隋唐大同城镇和安北都护府的治所。唐朝开宝二年（公元734年）在此设置“宁寇军”，以统辖该地军务。

大同城北为古弱水干流，古河道宽约500米，自城南绕经城北，然后向东北方流入古居延泽。大同城位于古河道东南岸的平缓台地之上，坐北向南，为内外两重城池，均为夯土板筑。内城东西长64米，南北宽52米，墙体残高5-6米，城门开于南墙正中。外城东西长210米，南北宽164米。东门宽6米，外有方形瓮城；西城门宽4米，亦有瓮城建制，坍塌严重。内城有一座砖瓦房舍残迹，外城东南也有一片房舍遗迹。

大同城遗址

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占据河西及居延地区后，因地制宜进行开发。分布于额济纳绿城遗址西南部和东部的高台墓葬，是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存。把墓葬上部覆盖高大的长方形土台，墓室砖砌，顶部券拱，设有前后室和墓道，上有约9米高的夯筑封土。这类墓葬群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居延地区在汉以后，延至南北朝时期，社会发展相对稳定。

额济纳旗高台墓葬形制

额济纳旗高台墓葬遗址全景

额济纳旗高台墓葬遗址航拍图

三、十六国时期后凉政权治下的居延大迁徙

魏晋南北朝时期，居延地区一直称西海郡。元康五年(295年)西海郡有居民2500户。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氐族人吕光建立后凉政权，建都姑臧(今甘肃省武威)，领居延县。

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西海郡太守王祯率居延军卒兵反吕光。吕光遣将攻打西海郡，西海郡被攻破后，为防止类似王祯事件再度发生，吕光强令西海郡人迁徙于其他各郡。生活在居延地区的人们因眷恋这片热土，悲情地唱出：“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的民谣。

四、柔然、突厥在额济纳地区的活动

在鲜卑建立北魏政权后，在其以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柔然悄然崛起。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年)春，护漠北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北伐柔然，至居延降敌二千余人，获牛马二万余头。433年春，北魏西海郡公主嫁与柔然王吴提。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封土谷浑王伏连筹为使持节、都督西陲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521年，漠北柔然国王婆罗门为避高车人追逐，率十部落沿居延古道进人凉州归降。北魏帝采纳凉州刺史袁翻建议，将婆罗门安置于居延。

突厥部落初时是柔然的臣属。516年，突厥由高昌北山定居金山，成为柔然“锻奴”。540年，突厥这个名词初次见于中原史册。550年(西魏大统十六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并合并了高车(铁勒)各部五万余帐，开始发展壮大起来，受到西魏的重视。551年，西魏长乐公主远嫁突厥。552年突厥打败柔然，阿史那土门称伊利可汗，建立起幅员辽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蒙古高原。

突厥汗国建立以后，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漠北突厥经居延假道凉州，与西魏合兵在青海大破吐谷浑。

突厥人在阿拉善地区留下了他们的印迹，这在一些岩画作品中有所体现。这部分岩画内容十分丰富，除骑驼、乘马人物及驼、马、野羊之外，还有大量的字符、图腾、复合标记、人手足、马靴、鹿、牛、蛇、鸟和神怪等图像，着重反映了狩猎、游牧和迁徙等内容。在阿拉善北部、东南部地区发还现了许多突厥墓葬，使用石板立于四周，高出地表，头朝西方，并有较大石板作为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