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是不是江南城市，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从城市形态、交通方式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看，扬州与苏州、杭州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性”。它不仅是江南城市，还是具有重要影响和代表性的江南城市。
在城市形态上，扬州是典型的经济型城市。
幅员广阔的中华大地，是人类城市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和中国古代诗歌、戏曲、绘画、音乐、园林等相似，作为中华文明和文化主要集聚空间的城市，因地理、气候、民族、语言、文化、风俗等差异，在形态、功能、建筑、布局、生产、生活等方面，同样出现了“分南北”的现象，并以中原城市和江南城市最具代表性。它们既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重要类型，也代表各具特色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大致看，江南城市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型城市，中原城市的主体形态为政治型城市。前者以城市的经济、商业和消费为核心功能，后者以政治、军事、安全等为城市的第一要务。这不仅是中国南北城市的一个差别，也是中国城市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在地理位置上，扬州与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被长江天堑隔开，但毕竟就在江北不远。而且从城市形态上看，扬州不仅是一座地道的江南城市，还是经济型城市的杰出代表。扬州是一座因商而兴的城市，经济和商业构成其核心动力机制。在隋唐时期，扬州一度发展为全国最大的经济都会。《新唐书》甚至称，唐末的扬州“雄富冠天下”。《太平广记》曰：“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
尽管扬州未被纳入明清江南的“八府一州”范围，但就城市的形态、功能以及与江南核心区的经济往来、文化联系看，都难以把扬州与江南割裂开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其实，“唐代诗人都喜欢歌颂扬州，把扬州说得真像天堂一样”。
明清时期，“苏（州）样”和“扬（州）样”都是代表流行、时髦的用词。以苏州刺绣、苏州玉雕、苏式家具、苏州园林、苏州饮食等为代表的苏工、苏作、苏式在明清时期风靡天下，成为最高的审美工艺和规范。但鼎盛时期的扬州并不输于苏州，如“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其他如扬州的玉雕、漆器、园林、饮食等，也同样闻名于世。
在漫长的历史中，扬州经历过政治军事功能和经济商业功能相互交织、此消彼长的转型过渡。从隋朝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开始，扬州不仅在名称、地理位置、行政区划上基本确定，还顺利完成了政治型城市向经济型城市的蝶变。这差不多与苏州、杭州保持一致的节奏。此后，扬州的城市地位，主要源自良好的地理区位、发达的交通体系、繁华的商业贸易和丰富的消费生活。
研究显示，扬州周围不仅富产粮食，而且大量产盐，遍于濒海各县。唐代盐税是皇朝重要的收入。代宗大历之末，“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代最重要的理财官员盐铁使就驻在扬州。刘晏为盐铁使时，于扬州周围产盐之地设四场十监以相治理。据说，每岁所得的钱财，可“当百余州之赋”。
在交通方式上，扬州是典型的水码头城市。
主要依赖水路交通而兴起和繁荣，是江南城市的普遍特点。相比于陆运，水运具有运输量大、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位于水路交通线上的聚落和村镇，更易于发展贸易、形成市场。
一般认为，古代以来，中原和北方城市以洛阳、长安、北京等为代表，大体因山而建、依陆路交通而繁荣；江南和南方城市以苏州、杭州、镇江等最具代表性，主要因水而生、因水路交通而兴旺。前者最重要的地理条件是“山重”和“关山险固”，后者最鲜明的地理标识是“水复”和“水网密布”。
与中原城市主要是“大山之子”不同，江南城市可称之为“水的女儿”。后者主要有两种水路交通：一是大自然赐予的江河湖泊，二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人工运河。尽管运河的距离不长，但由于打通了自然河流无法克服的山地、高岗、丘陵障碍，联系起更多的河流和更为广阔的地域，因而其重要性不容小视。连通江北和江南的邗沟工程，是扬州城建史的起点。隋炀帝重开邗沟，建起联通全国的隋唐大运河体系，直接推动扬州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扬州城市的崛起，与水运交通发展密不可分。这也是江南城市的普遍特点。
1984年，中国唐史学会组织了一个由历史、文物、地理、水利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综合科研考察团，对隋唐大运河展开实地考察。据考察队编写的《运河访古》介绍，大运河开通后，苏州成为江南运河线上的中心城市。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唐代苏州已是商业繁华的著名城市。隋时苏州人户只有一万八千多户，唐天宝年间增至七万六千多户，元和年间又发展到十万户，成为江南大郡。
在隋代之前，杭州的地位相对较低。随着隋代南北运河开通，杭州迅速兴盛起来，成为“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的城市。到了唐代，杭州已成为东南名郡，一派“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繁荣景象。
隋唐时期的扬州，是名副其实的全国交通中心。由通济渠通往东南的运河，一度“是长江以南各地和中原间唯一的水道交通枢纽”。无论是“欲往西蜀者”，还是“远赴岭南者”，一般都会途经这条“国内交通的主要干线”。
扬州后来的繁荣发展，也与水码头密不可分。明清两代，扬州是南方向北方运输漕粮最大的中转站。位于扬州广储门外的广储仓，就是为转运各地漕粮米而专设的。当时运输的繁忙情形，如嘉庆《瓜洲志》所言：“日夜灌输京师，居天下十之七者，率于江都先之，而瓜洲实为巨镇。”
在文化传统上，扬州文化是典型的江南诗性文化。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除了地理条件、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等，判断扬州是否属于江南城市还有一个更重要、更深层、更根本的尺度，即扬州与江南城市在文化谱系上是否同出一源，在精神气质上是否高度一致？
在古代，与中原城市的文化主流是建立在政治伦理需要之上的实用理性不同，江南城市的文化核心可概括为在经济商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诗性文化。关于二者的区别，至少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和距今4000年前后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之后，江南“审美”而中原“实用”的区域文化性格特征更加鲜明。在久远的历史进程中，前者逐渐演化为注重理想、以出世为主旨的江南诗性文化，后者逐渐积淀为注重现实、以入世为目标的先秦理性主义。
江南地区文风盛行，多出文人才子。《通典》在论及古扬州一带的风俗时说：“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以唐代为例，扬州就贡献了张若虚、萧颖士、李邕、上官仪等人。《旧唐书》中有一条记载，“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这里，来自扬州的张若虚被明确列为“吴越之士”。在初、盛唐时，贺知章、张旭、包融与张若虚又被称为“吴中四士”。“吴中”在古代江南的核心区，可见当时的人们是把扬州看作江南一部分的。
与中原诗歌重视批判现实、伦理教化等不同，江南诗词弥散着浪漫主义气息。很多诗人在扬州留下了诗篇，歌唱这里的美丽风光和浪漫人生。如“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如“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须开口问迷楼”，如“萧娘脸薄难胜泪，桃叶眉尖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如“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在古代，去扬州的不光是巨商大贾，还有帝王。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个细节：
一个是隋炀帝下扬州。大业元年，隋炀帝第一次下扬州，号称随行有龙舟数千艘。据《大业杂记》记载，每艘龙舟都“饰以丹粉，装以金碧珠翠，雕镂奇丽”。隋炀帝的穷奢极欲，耗尽了国库帑银，吸干了民脂民膏，最终导致了隋朝灭亡。
另一个是乾隆下江南。为效仿祖父康熙，他于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六下江南，扬州是必经之地。每次南巡，一般要历时四五个月，花费上百万银两。对此劳民伤财之举，乾隆晚年颇有悔意。他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主任 刘士林）
原标题：学林随笔｜在唐代诗人那里，哪座城市“真像天堂一样”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图虫 图片编辑：苏唯
来源：作者：刘士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