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中,为了防止无线电通话被日军破译窃听,李宗仁使用白族语言通话,让日军直接抓瞎。
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二战美军受到台儿庄战役使用白族通话的启发,为了防止日军破译,特征招29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担任电台通信兵,还有据说抗美援朝中有过用南京高淳话通讯,以及老山战役中使用温州话。
前几年,美国中情局的“中国任务中心”,发布公告招募特工,其中要求之一是要懂中国方言。
如今,根据不同统计口径,有说中国八大方言,有说七大方言,还有十大方言,其他还有若干小方言。统计口径不同并不影响事情本质,即中国方言的确众多,光“太阳”这个词,全国就有63种说法,读音更是有1079种。
更重要的是,不同方言之间差别很大,光靠听的话,压根听不懂,比如南京高淳话、无锡宜兴话、粤语等,简直就是一门“外语”。所以,过去战争中使用方言、尤其是小众方言通话,比保密通讯还要靠谱。
总之,中国方言众多,且彼此差别很大。但问题是,中国方言为何如此之多,差别又如此之大?其中原因显然很多,比如缺乏书籍锁定读音的情况下、不同地域的语音必然出现分化,还有人口迁徙也会带来方言、客家话就是如此,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源头性的原因,史前考古给出回答。
史前六大文化区系
过去百年,中国考古发现很多史前遗址,其中虽然不同地理的遗址之间存在交流,比如50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同时期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就存在交流,但总体来说不同地理之间的文化差别较大。
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情况,提出“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即: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区系、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区系。
其中,每个文化区系内的文化大致趋同,且都有自己的核心区,甚至核心遗址。其实,可以粗略的将每个文化区系视为一个“散装的古国”,或者说“多个古国”组成的文化联合体。
巧合的是,文化区系与方言区虽然不能一一对应,但也存在一定重叠,比如粤语方言总体属于南方区系,吴语方言属于东南区系,湘方言属于西南区系等。
当然,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同一文化区系内也会分化出不同方言,比如古代南方区系内族群较多,兼之山多非平原的地理原因,导致同一文化区系内有多种方言,既有粤语、也有赣语,还有因迁徙原因带去的客家话;同理,不同文化区系之间的语音也会趋同,比如因为历史上北方各地交流频繁,所以如今山东就属于北方方言。
如何解决方言问题
今天,普通话推广已有数十年,还有各种方言,以此来看2000年、3000年、4000年前,各地交流不多,方言问题只会更为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就会出现欧洲那样语言众多的情况,而语言不同也会助推分裂,那么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必须使用表意文字——各大方言彼此能交流的文字工具!
因为,如果使用表音文字,即便短期内依靠武力强势推广,但时间一长后,各地读音依然大不相同,比如今天韩朝语言就有不同、英美有英式美式英语之别,这还是现代书籍可以锁定读音的和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否则差别必然更大。
但光有表意文字还不行,比如周朝两个“危险”现象:
其一,各国文字不同,比如战国七雄对“马”的写法就已不同,因此表意文字的字形也会大变。历史告诉我们,就没有不变的文字,西方某些考古发现的死文字,几千年不怎么变真不符合规律。
同时,书面文字上也出现问题,即读音相同的通假现象比较多,诗经中此类现象就很多,比如“邦兮桀兮”中的“桀”其实是“杰”,还有周朝金文中的“赐”经常写出“锡”,此类现象周代较多。也就是说,不加约束的话,会出现汉字表音化。
其二,各国读音不同,夏商周都有雅言,但周初分封时是“因其俗”,必然会被方言区的影响,比如齐国人称“鸡”为“爵”,楚国人把“舟”叫作“舰”,越语被形容为“鴃舌鸟语”等。
因此,虽然中国使用表意汉字,但如果没有规划,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就会涌现。接下来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推行“书同文”,除了元清之外,历代都推广强调书同文,但另一方面,当时虽有雅言即普通话或官话,但历代并未强力推广,因为无法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在中央做官的当然要会官话。
总之,一者中国广土众民,地理环境又差别较大,必然出现各种方言,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古代也是没办法解决的;一者中国是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征服当然有,但主流是融合,因此各文化区系的语言习惯必然会传承下来.......由此导致如今方言众多。
由于中国表意汉字的特性,以及从秦朝开始着重推广“书同文”,就解决了跨方言区的交流问题,避免出现语言文字的隔阂,这也是中国能够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问题上,秦始皇不愧千古一帝,目光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