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中，为了防止无线电通话被日军破译窃听，李宗仁使用白族语言通话，让日军直接抓瞎。
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二战美军受到台儿庄战役使用白族通话的启发，为了防止日军破译，特征招29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担任电台通信兵，还有据说抗美援朝中有过用南京高淳话通讯，以及老山战役中使用温州话。
前几年，美国中情局的“中国任务中心”，发布公告招募特工，其中要求之一是要懂中国方言。
如今，根据不同统计口径，有说中国八大方言，有说七大方言，还有十大方言，其他还有若干小方言。统计口径不同并不影响事情本质，即中国方言的确众多，光“太阳”这个词，全国就有63种说法，读音更是有1079种。
更重要的是，不同方言之间差别很大，光靠听的话，压根听不懂，比如南京高淳话、无锡宜兴话、粤语等，简直就是一门“外语”。所以，过去战争中使用方言、尤其是小众方言通话，比保密通讯还要靠谱。
总之，中国方言众多，且彼此差别很大。但问题是，中国方言为何如此之多，差别又如此之大？其中原因显然很多，比如缺乏书籍锁定读音的情况下、不同地域的语音必然出现分化，还有人口迁徙也会带来方言、客家话就是如此，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源头性的原因，史前考古给出回答。
史前六大文化区系
过去百年，中国考古发现很多史前遗址，其中虽然不同地理的遗址之间存在交流，比如5000年前的安徽凌家滩遗址与同时期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就存在交流，但总体来说不同地理之间的文化差别较大。
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根据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情况，提出“六大文化区系”理论，即：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区系、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区系、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区系、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区系、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区系、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区系。
其中，每个文化区系内的文化大致趋同，且都有自己的核心区，甚至核心遗址。其实，可以粗略的将每个文化区系视为一个“散装的古国”，或者说“多个古国”组成的文化联合体。
巧合的是，文化区系与方言区虽然不能一一对应，但也存在一定重叠，比如粤语方言总体属于南方区系，吴语方言属于东南区系，湘方言属于西南区系等。
当然，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同一文化区系内也会分化出不同方言，比如古代南方区系内族群较多，兼之山多非平原的地理原因，导致同一文化区系内有多种方言，既有粤语、也有赣语，还有因迁徙原因带去的客家话；同理，不同文化区系之间的语音也会趋同，比如因为历史上北方各地交流频繁，所以如今山东就属于北方方言。
如何解决方言问题
今天，普通话推广已有数十年，还有各种方言，以此来看2000年、3000年、4000年前，各地交流不多，方言问题只会更为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估计就会出现欧洲那样语言众多的情况，而语言不同也会助推分裂，那么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必须使用表意文字——各大方言彼此能交流的文字工具！
因为，如果使用表音文字，即便短期内依靠武力强势推广，但时间一长后，各地读音依然大不相同，比如今天韩朝语言就有不同、英美有英式美式英语之别，这还是现代书籍可以锁定读音的和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否则差别必然更大。
但光有表意文字还不行，比如周朝两个“危险”现象：
其一，各国文字不同，比如战国七雄对“马”的写法就已不同，因此表意文字的字形也会大变。历史告诉我们，就没有不变的文字，西方某些考古发现的死文字，几千年不怎么变真不符合规律。
同时，书面文字上也出现问题，即读音相同的通假现象比较多，诗经中此类现象就很多，比如“邦兮桀兮”中的“桀”其实是“杰”，还有周朝金文中的“赐”经常写出“锡”，此类现象周代较多。也就是说，不加约束的话，会出现汉字表音化。
其二，各国读音不同，夏商周都有雅言，但周初分封时是“因其俗”，必然会被方言区的影响，比如齐国人称“鸡”为“爵”，楚国人把“舟”叫作“舰”，越语被形容为“鴃舌鸟语”等。
因此，虽然中国使用表意汉字，但如果没有规划，依然会出现新的问题，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就会涌现。接下来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推行“书同文”，除了元清之外，历代都推广强调书同文，但另一方面，当时虽有雅言即普通话或官话，但历代并未强力推广，因为无法在全国大规模推广，在中央做官的当然要会官话。
总之，一者中国广土众民，地理环境又差别较大，必然出现各种方言，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古代也是没办法解决的；一者中国是不同文化互相融合的结果，征服当然有，但主流是融合，因此各文化区系的语言习惯必然会传承下来.......由此导致如今方言众多。
由于中国表意汉字的特性，以及从秦朝开始着重推广“书同文”，就解决了跨方言区的交流问题，避免出现语言文字的隔阂，这也是中国能够大一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问题上，秦始皇不愧千古一帝，目光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