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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和初恋一起相约考大学，可惜她考上了，我却落榜了。
而初恋因此和我选择了分手，我为了证明自己，就去了部队，因此改变了命运。
这么多年过去，我似乎早把初恋给忘了，没想到34年后她再次找到我，讲了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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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那是1975年，我和陈玉红在县高中的教室里第一次相遇。
她坐在我前排，瘦瘦小小的，安安静静的。
开学不久，我注意到午饭时间她常常不去食堂，就在教室里翻翻课本。
“你不吃饭吗？”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
她低着头，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家里给的钱不够吃一个月的。”
我心里一紧，从那以后，每次母亲给我带的窝窝头、煎饼，我都会偷偷分一半给她。
她起初不肯要，我就说：“大家都是同学，别客气。我吃不了这么多，浪费了多可惜。”
她这才接过去，眼里闪着感激的光。
高中2年，我们只是普通同学。
1976年毕业那天，她怯生生地对我说：“谢谢你这些年的照顾，以后可能不会再见面了。”
我摆摆手说没什么，心里却有些失落，大家各奔东西。
谁也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们这些渴望知识的年轻人。
我去县高中找老师借复习资料，在教务处又遇见了陈玉红。
她穿着厂里的蓝色工装，显得比高中时更加清瘦，但眼神却亮了许多。
“你也来借资料？”我问。
她点点头：“想试一试，万一考上了呢？”
我们开始了备考生活，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见面，一起复习，互相提问。
慢慢地，我发现她的眼睛很美，笑起来的时候像含着一汪清泉。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心跳会因为她的一个眼神而加速。
那年冬天，我们第一次牵手走在回家的小路上，
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我为她擦去，她红着脸低下头。
我们都没有表白，但心照不宣地走到了一起。
然而77年的高考对我们都不太友好。陈玉红差了12分，我差了26分。
看到成绩单的那一刻，我们相视苦笑，但并不气馁。
“明年再来一次，”她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一起努力。”
那一年，我们一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活，一边抽时间复习。
每次见面，我们都会交流学习心得，互相鼓励。
春天到了，桃花开了又落，我们的感情也像春天的小溪，流得越来越深。
78年的高考，我们再次走进考场。
出考场时，陈玉红的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而我心里却没底。
等到出结果的那天，我俩一起去看成绩。
“我考上了，是师范大学！”她激动地说。
我强颜欢笑：“恭喜你！”
她紧接着问：“你呢？”
我摇摇头。我再次落榜了，差了8分。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下来。
她抓住我的手：“没关系，你再考一年，我等你。”
但家里人不这么想。
“都二十岁的人了，还考什么考！”
爹重重地把烟袋锅在桌上磕了几下，“村里同龄的小子都结婚了，你还想飘到啥时候？”
“可是……”
“没有可是！”爹打断我，“你大哥在城里干活，二哥在县供销社，
你已经是老幺了，家里地里的活计全靠你。”
我不敢再说什么，只能把失落埋在心里。
九月初，我去火车站送陈玉红。
她穿着新买的白衬衫和蓝裙子，扎着马尾辫，清秀得让人心疼。
站台上人来人往，她的眼睛红红的，一直在掉眼泪。
“别哭了，”我轻声安慰她，“我会想办法的，以后一定有出息。”
她用力点点头，上车前突然塞给我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条，然后转身跑上了火车。
我想追上去问她纸条里写了什么，但列车已经开动了。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越开越远，才慢慢展开纸条。
上面的字迹有些潦草，像是匆忙写下的：
“对不起，我们分手吧。你是个好人，希望你找到更好的姑娘。”
我手里的纸条被风吹走了，就像我的心一样，空落落的。
0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公社大院里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人，说是征兵。
我和其他几个适龄青年被喊去听宣讲。
“当兵不仅是保家卫国的光荣，”
一位部队首长说，“部队还提供学习机会，表现好的还能考军校。”
旁边一个来自别的大队的小伙子问：“考上军校后能分配到哪里？”
“那前途可广着呢！”军官笑着说，“可以留在部队当干部，将来转业也有好岗位。”
我心里一动，如果我能考上军校，有了正式工作和身份，是不是就有资格再去找陈玉红？
这个念头一出现，就再也挥之不去。
“我要报名！”我举手说。
爹娘起初不同意，但看我态度坚决，又听说当兵有补贴，最终还是点了头。
1978年年底，我穿上了军装，来到了位于山东的一个步兵连队。
新兵连的生活异常艰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操练，跑步、俯卧撑、单杠。
我的手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茧子，但心里却亮堂堂的。
因为我高中毕业，文化程度比其他战友高，连长让我负责出黑板报。
我把黑板报做得漂漂亮亮，还写了几篇小文章，被团里的政工干部看中，调去当了文书。
1980年春天，部队组织军校考试，我报名参加。
那段时间，我经常熬夜到深夜，战友们都睡了，我还在灯下读书。
“你小子这么拼命，是为了谁啊？”战友有一次问我。
我没回答，心里却浮现出陈玉红的脸。
八月，我收到了军校的录取通知。
激动之余，我给陈玉红写了一封信，信寄到了她大学的地址。
我在信中说明了自己的近况，希望能重新开始。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冷了下来。
或许她已经有了新的生活，新的爱情。我决定彻底放下这段感情。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充实。我学习军事理论、政治、外语，还有各种专业课程。
每次考试，我都争取名列前茅，因为我知道，努力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1983年，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个边防团担任排长。
那里的条件很艰苦，冬天冷得刺骨，夏天热得冒烟，但我从不叫苦。
1986年，我转到了军区机关工作，认识了医院的一位护士长，性格温柔，能说会道。
婚后，妻子勤劳能干，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后来儿子出生了，我的生活有了新的重心。
晚上抱着熟睡的儿子，看着他肉乎乎的小脸，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命运待我不薄。”我常常这样想。
偶尔我会从以前的同学那里中听到一些关于陈玉红的消息。
她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成了大学老师，嫁给了同系的一位讲师，生活得很好。
每次听到这些，我心里都会泛起一丝涟漪，但很快就平静下来。
毕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再后来我转业到了地方，在一家国企担任办公室主任。
工作稳定，收入可观，儿子也考上了重点高中。我的生活按部就班，平淡而幸福。
随着岁月流逝，我和陈玉红的那段青涩感情。
就像一本被尘封的旧书，静静地躺在记忆的角落里，很少再被翻开。
03
2012年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文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是方跃民吗？”电话那头是个女声，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
“我是，您是？”
“我是陈玉红。”
这个名字像一记闷雷，把我打回了三十多年前。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还好吗？”她轻声问。
“挺好的，”我回答，“你呢？”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我生病了，想见见你。”
我们约在了市里一家茶馆见面，
她比我想象中老了许多，脸色蜡黄，身材消瘦，但眼睛依然明亮，像当年那个爱笑的女孩。
“癌症晚期，”她平静地说，“医生说可能剩不了多少时间了。”
我心里一阵抽痛：“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她摇摇头：“没有，治疗我都在坚持。我找你，是想道个歉。”
“道歉？”
“当年给你的那张纸条，”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我写得太仓促，太决绝了。”
她告诉我，她考上大学后，家里人逼她和我断了联系。
她本想等毕业后再联系我，却听说我参了军，有了新生活。
“后来我听说你在部队发展得不错，结了婚，我就更不敢打扰你。”
她苦笑道，“直到生病后，我才明白人生短暂，不该留遗憾。”
我们聊了很久，回忆那些青葱岁月，分享各自的人生轨迹。
她教书育人三十余载，桃李满天下；我在部队和地方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各自的婚姻都还幸福，儿女也都优秀。
临别时，她说：“谢谢你当年分给我的那些窝窝头和煎饼，是你让我相信世界还有温暖。”
后来我去医院看望她，她正在接受化疗，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但看到我来，还是努力扬起嘴角。
“别担心，”我鼓励她，“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你一定能挺过去。”
她点点头：“我会努力的。”
之后的几个月，我常去医院看她，有时带些水果，有时只是陪她聊聊天。
她的丈夫是个和善的人，对我的到来表示感谢。
“她经常提起你，”他悄悄对我说，“说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
冬天来临时，她的病情恶化了。
有一天，我在病房里，她突然握住我的手：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好好跟你告别，而不是留下那张冷冰冰的纸条。”
我安慰她：“都过去了。我们各自都有精彩的人生，没什么好遗憾的。”
次年春天，陈玉红走了，走得很安详。
葬礼那天，天空飘着小雨，仿佛连老天都在为她哭泣。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她的照片，想起了那个认真读书的女孩，
想起了她雪中微红的脸颊，想起了火车站台上她转身离去的背影。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有聚有散。
年轻时我们都以为错过的就是永远，
却不知道每一次选择都在引领我们走向不同但同样精彩的人生。
人生啊，谁能说清楚，当初如果我们没有分开，现在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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