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文明的压抑是一切神经症的根源

近百年前，1929年，弗洛伊德完成了这本简短的《文明及其不满》。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文明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也近乎超出了以往世纪的总和，却似乎并未从他的笔下再前进多少。每一个人都在文明的进程中被放大，带着一种愈演愈烈的不适感。这种不适感只会越发激烈，无法停息，直至形成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神经症”。

《文明及其不满》

作者：[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译者: 殷世钞
出版年: 2024-10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文明的副作用几乎是必然的。它首先体现为自我的分裂。在文明的规范下，出于集体利益的需要，个体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能，将外在的规范内化，从而形成了代表本能的本我，以及代表规范的超我。前者被完全压抑到无意识领域，后者则被提升为一种良心，一种时刻不松懈的警觉状态。而代表意识的自我，则处在二者之间，协调二者的关系——往往却是，对本我的进一步压抑，自我分裂的加剧。

我们不难理解压抑的原因：文明的发展总是需要规范个人。它要压抑每个人本能中不符合集体发展倾向的那一部分。这是进化论的原则，也是经济原则。而吊诡的是，似乎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如今的道德原则得以衍生。人的本能看似被牺牲掉了，实则换来了更安全、更稳定、更多元的精神激励。强大的经济原则，决不会使整体失衡，它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为我们带来补偿。

然而，也正是这种补偿，为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无法解脱的“神经症”。每一种“神经症”都是一种看似保险的防御机制。它旨在延缓超我与本我之间的紧张状态，却无法有效地消解二者之间的分裂。可以预想的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压抑的进一步加剧，超我会日渐强大，连同它的补偿抑或激励一起，成为每个人头顶难以撼动的、未曾反思的标准——一个神圣化的自我，它否定任何本能。

一切对“神经症”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治愈某种难以挽回的伤害，而是旨在发现一个新的自我，试图让它的不同面向重获平衡，让每个人错综复杂的个性得以显露于世。

《文明及其不满》，意即“文明中的不适”。这本作于弗洛伊德晚年的小书，是他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也是他首次系统地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尝试。本书短短8篇随笔，却展示了他思想的方方面面，影响深远，不仅启发了后世的社会心理学、文化批判理论的领军人物，而且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揭示文明的背面，并非高举悲观，而是传达一种中立的态度。正是弗洛伊德这种“过分冷静”的笔调，剖开了精神分析所具有的病理学特征，同时也为人们发现自我、实现自我，乃至反思文明敲开了一个缺口。

恰恰是那些在品德方面超凡入圣的人指责自己罪孽深重。

第七章（节选）

为什么在我们的“亲属”——动物们——那里，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文明战争呢？我们不得而知。它们中的一些，如蜜蜂、蚂蚁、白蚁，很可能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的努力，形成我们今天所赞叹的那些“政府”机构、职能分配和个体限制。我们目前状况的特点是，不管处于哪种动物王国，作为个体被分配了何种角色，我们都不会感到快乐。在人类之外的动物物种中，也许环境的影响和对抗环境的本能之间达到了暂时的平衡，从而导致发展的停滞。在史前人类中，力比多的新突进可能重新激发了破坏本能。这里有很多问题，但至今还没有答案。

另一个问题离我们更近。文明用什么手段来抑制与之对立的攻击性，使之无害，甚至将其排除出去？我们已经了解了其中一些方法，但显然对最重要的一种方法还不了解。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成长史来研究它。是什么让攻击欲望变得无害呢？是一些我们原本完全想不到的非常奇怪的事情，但它又是如此近在咫尺。攻击性是向内的、内化的，实际上它被送回到它的源头，也就是转向自己的自我。在那里，它被自我的一部分接管，这一部分作为超我与其他部分对立，现在作为“良心”，做好了同样严格的攻击自我的准备，而自我本希望在其他外来的个体身上满足这种欲望。我们把严格的超我和受制于超我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称为“负罪感”，它表现为对惩罚的需求。因此，通过削弱攻击欲望，解除其武装并让其受到自身内部机制的监控，就像占领被征服的城市一样，文明克服了来自个体的危险的攻击欲望。

对于负罪感的起源，精神分析师的想法与心理学家通常的观点不同；但即使是精神分析师也很难对负罪感做出解释。首先，如果问一个人是如何产生负罪感的，我们将会得到一个让人无法反驳的答案：当一个人做了自己认为是“邪恶”的事情时，他就会有负罪感（虔诚的人会说“有罪”）。然后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答案给人的启示实在是太少了。也许在稍许犹豫之后，有人会补充说，即使没有做恶事，而只是有做恶事的意图，自己意识到之后也会认为自己有罪。然后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意图被等同于执行。然而，这两种情况的前提都是，一个人已经认识到邪恶是应受谴责的，认为在采取行动之前就应该打消恶的念头。人们是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呢？人们可能会拒绝承认一种原初的，也就是说自然的区分善恶的能力。恶往往不是对自我有害或危险的东西；相反，恶也是自我所希望的东西，是能给自我带来快乐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外来影响显现出来；它决定了什么被称为“善”，什么被称为“恶”。既然人自己的感觉不能引导他走上善的道路，那么他就一定有服从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动机。在人的无助和对他人的依赖中很容易找到这种动机，最好的描述就是“害怕失去爱”。如果他失去了他所依赖的他人之爱，他就会失去抵御危险的保护，最重要的是，他将面临这个上位者向他施以惩罚的危险，这证明了上位者的优势力量。因此，作恶得到的最初警告是，恶人将失去爱；因为害怕失去爱，所以必须避免恶。因此，一个人已经作恶还是只是想作恶并没有什么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被权威发现才会有危险，在这两种情况下，权威的行为方式是相似的。

这种状态被称为“良心不安”，但实际上它与这个名字并不匹配，因为在这个层次上，有内疚意识显然只是因为害怕失去爱，是“社会性”的恐惧。儿童就是这样，他们的恐惧绝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在许多成年人身上也是如此，只不过更大的人类群体取代了父亲或双亲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允许自己去做那些能带来享受的坏事，只要他们确信权威不会发现，或者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害怕的只是“被发现”。这就是当今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状况。

只有当权威成为超我，被人们内化时，这一情况才会发生显著不同。良心现象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级，实际上只有在这时，才真正能用“良心”和“负罪感”的称谓。现在，人们不是害怕“被发现”，作恶与想作恶之间的区别也消除了，因为没有什么能瞒得过超我，甚至内心的想法也不例外。当然，这种情形似乎已经丧失真正的严重性，因为我们认为，新的权威“超我”没有任何动机去虐待与之密切相关的“自我”。但是，原初的东西继续发挥影响，它允许过去的和被克服的元素继续存在，并且基本上保持了最初的样子。超我以同样的恐惧感折磨着罪恶的自我，并伺机让它受到外界的惩罚。

在第二发展阶段，良心显示出与第一阶段不同的特殊性，这一点解释起来已不再容易。一个人越是品德高尚，他的良心就越严厉和多疑，以至于到最后，恰恰是那些在品德方面超凡入圣的人指责自己罪孽深重。因此，美德失去了它应得的部分奖赏；温顺而节制的自我得不到规训者的信任，而且似乎永远都无法赢得这种信任。现在，有人会反对：这些都是人为安排的困难。更严格、更警觉的良心恰恰是道德之人的特征，如果圣人说自己是罪人，也没有说错，因为他们受到的满足本能的诱惑尤其强烈，因为众所周知，诱惑在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只会增长，而偶尔的满足至少会暂时减轻诱惑。在问题繁多的伦理学领域，另一个事实是，不幸，即外部失败，会极大地促进超我中的良心力量。如果一个人日子过得好，他的良心会变得无力，会让自我去做各种事情；如果他遭遇不幸，他就会转向内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提高良心的要求，强迫自己节制，用忏悔来惩罚自己。

所有民族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但这很容易用良心的原始的幼稚阶段来解释，良心在内化进超我之后并没有被抛弃，而是与超我并存，并在超我的背后继续存在。命运被看作是父母的替代物；一个人不幸，就意味着他不再为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所爱，在失去爱的威胁下，他重新向超我中的父母替代物屈服，而在幸福中他会忽略它。当人们在严格的宗教意义上，把命运仅看作神意的表达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明显。以色列人曾一度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当伟大的天父让接连的不幸降临到他的子民身上时，他们并没有对这种关系以及上帝的力量、正义产生怀疑，而是创造出先知，先知展示了他们的罪行，并基于他们的负罪意识制定出神职宗教中严苛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人的表现截然不同！当原始人遭遇不幸时，他不是责怪自己，而是责怪他的崇拜物，因为崇拜物显然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他会殴打崇拜物，而不是惩罚自己。

因此，我们知道负罪感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对权威的恐惧，另一种是对超我的恐惧。前者迫使人克制本能欲望的满足，后者则还要求对被禁止的欲望进行惩罚，因为它的存在在超我那里是无法隐瞒的。我们也知道该如何理解超我的严厉性——良心的要求。它只是外在权威的严厉性的延续，超我的严厉取代并部分置换了外在权威的严厉。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克制本能与负罪感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了。最初，克制本能是出于对外部权威的恐惧；放弃欲望的满足是为了不失去外部权威的爱。如果克制成功，那么人就与外部权威两清，也就不需要有负罪感了。面对超我的恐惧则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克制本能是不够的，因为欲望依然存在，无法瞒过超我。因此，尽管已经克制了本能欲望，人还是会产生负罪感，而这正是超我参与良心形成所带来的重大的经济弊端（ökonomischer Nachteil）。对本能欲望的克制不再具有完全解放的效果；充满德性的克制不再获得爱的回报；人们将充满威胁的外部不幸福——失去爱和受到外部权威的惩罚——置换成了持续的内在不幸福，即负罪感的紧张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