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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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胡星亮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上下卷）》入选了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该书力求从创作潮流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梳理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发展进程，揭示不同时期中国话剧创作的风貌、特征与得失，阐释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和传统。

是什么样的戏剧理念贯穿和推动着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是什么样的戏剧精神构成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艺术传统？如果用一个最有力的概念来说，就是“人的戏剧”。

走向现代的中国话剧必然是“人的戏剧”

中国戏曲具有自己的深刻传统。晚清以降，话剧在中国的萌生、发展及其与中国传统戏曲的碰撞、交融而形成的新的戏剧精神和美学，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新的戏剧传统。正是这个传统，使得中国话剧以其独特的新质区别于传统戏曲，体现着现代中国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价值，推动着中国戏剧走向现代、走向世界。什么是“传统”？希尔斯指出：“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又说：“传统也很可能经历某些变化。它的基本因素保存了下来，并与其他起了变化的因素相结合，但是，使其成为传统的是，被认为是基本因素的东西，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在延传和承袭的相继阶段或历程中基本上保持着同一性。”所谓中国话剧的艺术传统，就是在中国话剧发展的进程中逐渐积淀下来，而形成的某种普遍性的精神内涵、价值规范、审美维度和艺术表现，并且它们在当下中国戏剧发展中仍然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

毋庸置疑，话剧在中国经过百年发展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关键是如何理解中国话剧的传统。关于这个问题，此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强调包括话剧在内的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的战斗传统”

把“革命”和“战斗”看作中国话剧的“传统”有一定合理性，即如田汉所说：“我们的话剧运动很自然地跟中国革命现实紧密相关，它是受了半个世纪以来残酷的民族民主斗争的直接影响。它的一般特色是追求思想性的倾向比较强，它的情绪也常常是健康的、战斗的。但是，这种“革命”和“战斗”是中国话剧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所形成的特点，而不是中国话剧普遍性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故不能作为主要的“传统”。

二、强调中国话剧的“民族化”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张庚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到20世纪80年代童道明的“话剧民族化的必由之路”，都可见这种观点。甚至有“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理论误导。“民族化”是话剧在中国发展必然遭遇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中国话剧发展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现代化。事实上，以民间戏剧、农民趣味等作为“中心源泉”去发展话剧，如此缺乏现代性的所谓“民族化”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三、强调中国话剧“现实主义的传统”或“诗化现实主义的传统”

田本相认为，曹禺话剧“形成了他的诗化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而且比较集中地体现着中国话剧艺术的宝贵传统”。又说：“中国的话剧，在长期的艺术探索中形成了从田汉、曹禺、夏衍，到姚一苇、刘锦云、杜国威等为代表的诗化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一种样式和风格，中国话剧还有现代主义、浪漫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诗化现实主义评价曹禺话剧合适，若用来概括整个中国话剧以至视为“传统”则有些牵强。

四、强调中国话剧的“启蒙理性”传统

董健注重话剧的“现代性”，认为“抵达现代性的精神桥梁是什么呢？当然是启蒙”。故“唯有现代启蒙精神才是中国话剧百年时显时隐、时强时弱的可贵传统”。又说：“中国话剧的文化特征只有从启蒙理性和现代意识这个角度来分析，才更有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在关于中国话剧传统的研究中，董健的观点最为精辟深透。由“启蒙理性”抵达“现代性”，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话剧的精神内涵。但是“现代性”包括启蒙却又不仅仅是启蒙，而只有启蒙理性的戏剧很难说就是好的戏剧。

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中国话剧现代性的真正确立是在“五四”时期。其突出标志，就是“人的戏剧”建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的戏剧”在观念和创作上都有发展。表现在戏剧上，是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文章，反对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张扬直面人生的现实批判精神，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强调戏剧的文学性和艺术审美，给中国戏剧和戏剧理论带来全新的现代性内涵。

胡适《易卜生主义》，图片来源网络

20世纪20年代话剧就是这种“人的戏剧”的实践。一方面，戏剧家对封建传统、现实社会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另一方面，认识到揭示问题的怀疑和批判是为了促使“人的自觉”，而在创作中对“人的问题”展开多维探索。丁西林的《一只马蜂》、田汉的《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泼妇》等爱情剧，婚恋自由追求中融合人生的探寻；余上沅的《兵变》、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家庭剧，批判家庭黑暗，张扬个体独立；郭沫若的《卓文君》、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等历史剧也成为个性主义时代的文化镜像；向培良的《暗嫩》、陈楚淮的《骷髅的迷恋者》等哲理剧，注重揭示人的非理性与灵的觉醒；陈绵的《人力车夫》、熊佛西的《王三》等剧的底层叙事，渗透着浓厚的悲悯情怀。它们或把戏剧视为国民精神的灯火，以深广的忧愤批判社会黑暗和国民劣根性；或把戏剧作为自我表现，以率真的胸怀倾吐人的生命和情感。这里包含着传统戏曲所没有的现代意识：人格独立和个性发展，给中国戏剧注入深刻的精神内涵。

北京人艺话剧《一只马蜂》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鲁迅曾说：只有用“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中国现代戏剧家首先是“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现代人，必然要追求戏剧的现代化。所以毫无疑问，中国话剧发展的主潮是现代化，是以话剧现代化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而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国话剧现代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促进中国人的现代化。因此，中国话剧现代化的核心是要创建“人的戏剧”。质言之，只有“人的戏剧”，才是中国话剧具有普遍性、根本性意义的艺术精神和传统。

因此，中国话剧最强烈、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注重“人”的现代意识和创作精神，由此而促进中国人的现代化、中国思想的现代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并且推动整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为中国戏剧创造出与古典性戏曲不同的“现代性”戏剧新传统。这是它对20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大贡献，也由此而形成了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和传统。

（本文文字选自《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上下卷）》，因篇幅有限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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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上下卷）》

书号：ISBN 978-7-104-05486-3

字数：1100千

主编：胡星亮

责编：赵宇欣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定价：368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力求从创作潮流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主潮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梳理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发展进程，揭示不同时期中国话剧创作的风貌、特征与得失，阐释中国话剧的艺术精神和传统。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国话剧现代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初步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书中核心理念主要就是“人的戏剧”的现代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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