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怎样被任命为用兵新疆的主帅的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并非左宗棠自我请缨。从前文提到的两封家书可知，因家事不顺，左宗棠此时的想法是平定陕甘后辞官归籍——既不想留任陕甘总督，也不想调任两江总督，自然也没有率兵出征新疆的打算。通观三月初七日的三份奏折，左宗棠并无只字自荐为出关统帅，只是抱怨由于乌鲁木齐都统景廉越界管辖本属陕甘管辖的镇迪道，以致身为陕甘总督的他都不知道镇迪道是谁。不仅如此，在回答清廷新疆前敌诸军是否“或必须有人遥制”的询问时，左宗棠还明确反对遥制，认为“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言外之意，此时在他看来，前敌各将领之上并不需要再设置节制各军的统帅。
有一种说法，左宗棠之所以能被任命为出关各军主帅，是因为军机大臣文祥的推荐。是否真的如此呢？
据曾署伊犁将军、两度入左宗棠幕府的李云麟记载，光绪元年十一月间，文祥曾对他说过自己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出兵，“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论疑之。余曾因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谕允，因遂有左相督师西陲之命”。山东巡抚陈士杰谒见文祥“语及西征军事”时，文祥说：“军事忌权责不一，号令不专”“自是廷议专任左宗棠，不复以八旗大臣掣肘。”
以上两段，只能证明文祥支持进兵新疆、主张给左宗棠放权，不能证明文祥曾推荐左宗棠。再者，这些都是私人记载，并非官方信史，可信度尚需考证。
《清史稿·文祥传》中曾说，“当新疆军事渐定，与俄国议交还伊犁，大学士左宗棠引以自任，文祥力主之，奏请专任。文祥既殁后，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国，为所迫胁，擅允条款，朝论哗然。”这样的表述，非常模糊。而且文祥光绪二年（1876）即病逝，崇厚赴俄，是光绪六年（1880）之后的事情。或许，人们将文祥对收回伊犁的支持移译为对左宗棠出任出征新疆统帅的支持。
那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般认为，正是由于左宗棠在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所上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中呼吁采取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促使清廷最终下决心以左宗棠为主帅。《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左宗棠三月初七日的奏折，清廷于十六日即收到，下注“七月十二日另摘抄交总理衙门，堂谕封存，二十八日缮旨后归箍”。“七月十二日”指的是清廷同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命景廉等迅速西进会剿、左宗棠速为转运口粮的谕旨[9]奏稿六79。此时摘抄，表明清廷有重新考虑出关主帅之意。“封存”表明收到左宗棠奏折当天，慈禧等并无定论。“二十八日缮旨”，则指当天清廷发布谕旨“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由此可知，清廷最后下决心任命左宗棠为出兵新疆主帅，是在三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这13天。而查询此期间——甚至查询从光绪元年正月十一日到三月二十八日的《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并无廷臣、御史或其他能专折奏事之人，奏请左宗棠为出关统帅。因此，这一任命，或是慈禧、慈安两太后所钦定（此时光绪帝年幼，自无决定之可能）；或是有资格参加廷议者所推荐，再经两宫太后最后批准。
如果非慈禧、慈安两宫太后所定，那推荐者是不是文祥呢？
应该不是。据文祥《自订年谱》，因“喘咳”之病，同治十三年起文祥即长期告假，只有十一月初二日同治病重、十二月初二日至初六日同治驾崩后治丧期间才进宫入值。根据《军机处上谕档》，进入光绪元年后，至少从二月初二日到四月十六日，文祥一直请假。光绪元年三月初三日（1875年4月8日），文祥因“病仍未痊”，奏请免去所有职务。清廷当日下旨，免去文祥所兼的镶白旗满洲都统、管理工部及神机营事务差使，但仍让其留任大学士、在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重要职务，“俟病体稍痊即行入直”[25]。此后，直到这年六月二十五日（7月27日），文祥才入值当差。光绪二年五月初四日（1876年5月26日），文祥病逝。
因此，左宗棠最终出任用兵新疆统帅，并非文祥所荐，更大的可能是慈禧、慈安所钦定，或者为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圻所荐—当然，也不排除此前讨论海防塞防奏折时，文祥力主左宗棠；而鉴于自己同奕圻的良好关系，文祥肯定也向奕圻作过推荐。随着光绪帝新立，身为光绪帝生父的醇亲王奕䜣，在慈禧面前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前文说过，奕䜣是支持李鸿章放弃塞防主张的，因此，他推荐左宗棠的可能性不大。
当然，无论何人推荐、决定，此时左宗棠已出任陕甘总督将近9年，熟悉西北情势；而且所部刚刚平定陕甘，威望正著，无疑是用兵新疆主帅的合适人选。也因此，相信此提议不会遇到太大的阻力。
左宗棠是幸运的：他遇到慈安太后健在、慈禧太后尚处奋发之时。此时的恭亲王奕圻，虽没了议政王头衔，但与慈禧等关系尚属融洽，治国理政才能得以大力展布。粗略统计，自同治五年左宗棠率部西征，至光绪六年十二月左宗棠入京，所用银一亿零二百六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一两。如此庞大的开销，没有慈安、慈禧和奕圻、文祥等的支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正如左宗棠所说，“天下无不办之事，所难者中外一心耳”。左宗棠后来出兵新疆能迅奏肤功，新疆至今犹得隶我版图，当年朝廷内外一心、中枢对左宗棠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这点，左宗棠在给好友刘典的信中也直言不讳，“至于倚信之专，知人之哲，则庙堂谟谋之功”。
在查找清宫档案的过程中，笔者曾看到在同治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869年12月12日）的一份奏折中，时为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的文祥对左宗棠颇多赞许，“查西路军务，地势险阻，自古未易平定。现经左宗棠督办，虽不能立时奏效，然观其筹画进兵及剿抚事宜，尚属周密。以刻下情形而论，似未便遽求速效，轻为更易。若该大臣能逐渐进抵兰州，则全省不难底定。至关外军情，须俟甘省肃清，另筹办法，目前似尚难豫定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祥确实奏保过左宗棠，但从“逐渐进抵兰州”字句也可知：上此折的时间应在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左宗棠进驻兰州之前。
左宗棠对文祥也颇为敬重：同治十年，文祥的家人去世。左宗棠得知后，曾送上奠礼、赙仪，但文祥没有接受。事后，左宗棠还写信给文祥，赞扬其品行高洁，“腊杪接奉良书，具承所示。松楸安奠，柱躬复元，仍即入襄枢要，至慰朝野之望。前以生刍奉献，极知妄渎，未蒙鉴纳，复荷齿及，大君子秉节之峻，用情之周，何其异也！佩绎之余，既惭且感！”
“生刍”即鲜草，典出《诗·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东汉之后有“生刍吊祭”的说法，指将一束鲜草放在死者墓前，并以此赞扬死者品行高洁。
不过，当时文祥更赏识的，是直隶总督曾国藩，同在同治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的另一份奏折中，文祥就建议清廷将曾国藩调赴进京，与恭亲王奕圻等共同辅政，“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老成硕望，中外咸知，勋业既崇，闻望愈重。……倘蒙我皇上简贤替代，将该大学士擢置左右，与恭亲王等朝夕辅弼，定于军情吏治裨益愈多”。但从后来的事实看，清廷并没有接受文祥的建议调曾国藩进京。
本文摘自《孤勇 : 左宗棠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