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陕北的肃反，没有三个人的推动，是搞不成的，且记住这三个关键人物——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
陕北最出名的是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各自拉起了一支队伍，刘志丹拉了红26军，根据地在陕甘边，谢子长拉了红27军，根据地在陕北。
本来刘志丹干的好好的，以他超强的军事才干，完全可以如鱼得水，但是来了一个陕西省委的杜衡，跑到红26军，夺走了军权，开始乱来，盲目制订了进攻路线，让刚刚组建成的26军强行进攻西安附近的渭华，这明摆着是让红军鸡蛋碰石头嘛，杜衡发现自己的计划太可笑了，还没到渭华就半路跑回西安，刘志丹他们不能跑，继续前进，结果，好不容易拉起来的26军一击即溃了，留下了悲愤的刘志丹。
不负责任的杜衡跑回来后，跟贾拓夫、高岗在福盛楼饭馆开会，叛徒告密了，马上特务们就来了，逮住了措手不及的杜衡，高岗和贾拓夫敏捷溜走了。杜衡随即叛变了，陕西省委被破坏了，高岗负责留下来收拾烂摊子，先到照金去找部队，找到了刘志丹，重建了26军，高岗一下跻身于陕北红军的高层。
谢子长本来是总指挥，刘志丹是二把手，杜衡一来，看谢子长不顺眼，扣上了“游而不击”的帽子，解除了他的职位，一脚踢到甘肃搞兵运工作。
谢子长离开陕西后，认识了郭洪涛。郭洪涛背后有一个大佬，名叫孔原，孔原虽然名声不显，但实权大得很。他是当年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中央驻北方代表，级别非常高，整个北方的党政军等组织，都归他管。
当谢子长在北平认识了孔原后，一聊，得知谢子长在陕北有过领导武装革命的业绩和经验，是个可用之才，就给他一个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重返陕北展开革命工作。
孔原让谢子长去找正在北平休养的郭洪涛，郭洪涛比高岗小2岁，又是高岗和刘志丹的学弟，在榆林中学时加入了共产党，这个郭洪涛信仰坚定，是个合格的共产党人，但是这人嘛，性格颇为乖张。
在1927年，在山西太原参与革命活动的郭洪涛，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太原监狱里，但郭洪涛硬生生吃了这么多顿皮肉之苦，却不投降，蹲了6年后，被营救出狱，这时候的他，身体虚弱得很，组织就让他在北平休养。
谢子长和他聊了后，希望郭洪涛跟他回去，谢子长搞军事工作，郭洪涛搞地方工作，两人齐心协力把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郭洪涛大喜，不顾刚治愈好的身体，跟他返回陕北，建立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跟刘志丹和高岗建立的陕甘边区遥相呼应。
实力上，刘志丹的部队更强，但谢子长和郭洪涛更有优势，他们是归中央领导的，后台就是孔原。
1935年2月，孔原以中央驻北方代表的身份，让郭洪涛和谢子长去南梁找刘志丹他们，要把陕北两支队伍合二为一。
双方开了个会，陕西有头有脸的人都参加了，陕北的是谢子长、郭洪涛和贺晋年，陕甘边的是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高岗、杨森等人。在杨森作报告的时候，谢子长突然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孔原写给26军的信，这两封信，都是批评了红26军的五大错误，陕甘边的同志们总不能坐着不吭声，张秀山立即反驳了。
而郭洪涛盛气凌人，他把高岗的政委职位给撸掉了，声色俱厉痛斥高岗和刘志丹。
其实他们没啥私仇，郭洪涛蹲了太久了，脑子比较固执，这么多年苦熬下来，坚决不投降，还不是有了坚定的革命信仰？而刘志丹高岗呢？在不断屡败屡战中摸爬滚打，为了生存和继续战斗，不得不放弃原则，在打仗中，随机应变，懂得变通，沾染了游击习气，郭洪涛看得十分不爽，写信给孔原，给中央局，大讲特讲他们的坏话。
郭洪涛写的信中，每个人身上都是缺点，没有优点，比如刘志丹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高岗没啥能力，政治能力不强，文化低，不老实；张秀山和习仲勋是老好人，没主见，没能力；高朗亭贪污了八十块钱....
孔原一听，这还得了？问题这么严重，不管是不是真假，要派人过来调查一下。
谢子长在打清涧的时候，受了伤，很严重。在养伤期间，他给孔原写了信，内容说的是让孔原抓紧安排个人来接管西北工作，再一个把刘志丹调离陕甘边，不让他继续在红26军了。
后来，他再次写了信，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弯，这时候，谢子长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这时候他才认清刘志丹崇高的品格，他觉得把西北队伍交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还不如交给才德俱佳的刘志丹。于是，他写信给上级，并强制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命令刘志丹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掌握兵权。不久谢子长去世了。
刘志丹不负众望，带着陕北和陕甘边的队伍，与老蒋的5万军队打仗，干掉了4000多人，根据地扩充30多个县，根据张秀山的说法，当时的根据地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的范围还要广阔。这就是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
但是，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很快派出了朱理治和聂洪钧奔赴西北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的肃反也即将拉开帷幕。
7月，朱理治从河北出发，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抵达延川县永坪镇。同时，老蒋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吃瘪了，盛怒之中，再次调集大军，分五路向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围剿。
按道理说，放下成见，一致对外才是，可朱理治不管这些，他认为他有查清事实的责任。
朱理治到了后，没有见别人，首先就见郭洪涛，他也不全方位的调查，也没有和红26、27军的干部谈过话，没有和刘志丹、高岗、惠子俊、崔田夫和张秀山谈过，只听信了郭洪涛的一面之词，把他俩的谈话内容，写了两本材料，一本英文，一本草写。
但是刘志丹他们也没有像教员一样，擅长做统一路线的工作，对朱理治能怼就怼。
开会的时候，朱理治当面指责刘志丹等人，思想不对，只认为枪杆子是万能的，还希望在迎来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中，提出要全线出击，硬拼硬，还画出了大饼——巩固陕北、陕甘边苏区，要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使川陕苏区有伟大雄厚的根据地。
当场张秀山就直接开怼了：你一边瞧不起枪杆子，另一边又给枪杆子安排了这么重的任务，这不是矛盾嘛？场下的同志们嘀嘀咕咕，说：咱们现在还有这种力量吗？刘志丹笑了说：这是小寡妇梦男人——空想。
你一言我一语，搞得朱理治下不来台，更加生气。
于是朱理治觉得不好好整顿，不肃反是不行了。但朱理治身边只有一个郭洪涛，还能搞什么，不久聂洪钧终于抵达陕北，朱理治有了底气，组成了西北代表团，朱理治成了书记，把陕北党政军最高权力收归旗下。
但就凭这三人，想要开始整顿，都推行不下去，因为没有军队，直到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长征抵达陕北，并顺利跟红26军和红27军会师。
徐海东大将人品没得说，是很好的战友，但25军有个人，就不好对付了。红25军属于四方面军，四方面军的张老四，那可是一个厉害人物，培养出来的肃反骨干一大把，政委戴季英，就是25军里的肃反专家。
等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双方召开了联席会，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参谋长戴季英。25军、26军、27军合编成了红15军团，刘志丹只干上了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会后，朱理治下令，把26军、27军的机枪全部调到25军，理由很牵强，是26军27军不会用机枪；连以下的驳壳枪全部给25军作为手枪团。
武器全部安排妥当，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戴季英进行了一次密谈，谈完后，陕甘晋省委发出了指示，建立了政治保卫局，局长朱理治建议让戴季英做，但徐海东坚决反对，他太知道戴季英是什么人了，建议让崔田夫担任，徐大将的面子不好不给，朱理治退求其次，让崔田夫当正局长，戴季英当副局长。
再下一步就是抓人了。
1935年10月1日这一天，他们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黄子文、江旭和李西萍。
10月2日，戴季英又派人逮捕了张秀山。
经过大记忆恢复术，戴季英这个搞肃反的老手，只要被逮捕的对象嘴中蹦出来一个人名，他就去抓人。
刘志丹和高岗等人，他们的噩梦即将来临，戴季英不管真假，只要上了名单，就要先关押起来查问清楚。
于是，朱理治与郭洪涛商议把刘志丹从前线调回软禁起来，就让人写了一封密信送到前方，让聂洪钧等人将刘志丹和高岗他们骗回后方。
送信的人不知道信里写了啥，路上碰到了刘志丹，就把信直接交给他了。刘志丹一看，原本是后方要抓捕他，他倒也光明磊落，直接骑着马主动回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
肃反开始后，抓人的速度非常快。整个陕甘边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干部，都被抓起来了。
陕北肃反后，大批战士开小差，可为啥高岗、刘志丹、习仲勋这些主要领导干部，一个都不跑，反而纷纷束手就擒呢？
不管是发动肃反的人，还是被列入肃反名单的人，他们都在认为，自己都是从事崇高的革命事业，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只能说肃反的人，都是得了左倾主义幼稚病，而且他们的制度并不健全。
旦夕之间，陕北根据地就会分崩离析。他们的肃反目标性非常强，就是冲着红26军和27军去的，搞得军心完全动摇。在后方，保卫局的监狱，每个房子都关着十几号人，后院都挖好了大坑，随时掩埋人。
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1935年10月19日，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吴起镇。
教员，抵达陕北了，只有他可以力挽狂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