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话题 | 构建优质医疗服务新生态

如何精准对接百姓多元化健康需求，提升服务可及性？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立足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局，围绕“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创新、深层次改革攻坚等关键点积极发声，推动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形成合力，构建优质医疗服务供给新生态。

突破壁垒

迈向高效治理新阶段

2024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启动“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协作会商机制，加强信息互通，研判分析形势，会商解决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科大学校长郝海平指出，我国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全民医保网络和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但数据有效利用率不足，医保与医疗信息系统存在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认等问题。为此，郝海平建议，以顶层设计推动制度创新与标准重构。在制度层面，建立国家“三医”数据协同机制，制定数据共享白名单；在技术层面，打造国家医疗数据智能中枢，破解数据孤岛难题，推动数据高效流动和价值挖掘。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医疗数据确权追踪系统与“三医”协同决策智能体，推动“三医”协同智慧升级。

如何促进医保管理更好地服务临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心脏病医院院长黄海提出“全面实施临床路径管理提升DRG运行质量”的建议。他表示，2019年印发的《国家医疗保障DRG分组与付费技术规范》明确，广泛开展临床路径管理是DRG实施的基本条件。临床路径为各类疾病设定标准化“治疗流程图”，既能保证医疗质量，又能为医保改革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其执行程度直接影响DRG实施效果。黄海建议，全面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将临床路径与DRG分组、费用计算相结合，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医保定价体系，驱动医院从“以量增收”转变为“提质增效”。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晓青建议，将异地就医费用纳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他表示，随着异地就医结算便利性提升和规模扩大，将异地就医费用纳入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现异地与本地同质化管理迫在眉睫。浙江、山东、广东等省份已开展省内异地就医费用支付改革，效果良好，如广东省改革后，异地住院人次、次均记账医疗费用均有所下降。

刘晓青建议，卫生健康部门要继续深入推进分级诊疗，逐步提高异地就医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国家医保局可借鉴全国统一医保药品目录经验，建立全国统一的异地就医耗材和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方便群众跨省异地就医，保障待遇公平。

公益为本

建立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推进编制动态调整，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完善薪酬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表示，目前公立医院收入主要为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助收入。由于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低，尽管部分医院规模扩大、业务量增长，但总体收入增长缓慢，加之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等政策推进，部分医院运营难度加大。

“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是帮助公立医院摆脱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行之策。”王雅丽建议，遵循“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原则，合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特别是要充分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同时，完善医保支付与医疗服务质量相挂钩的激励机制，促使医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医保资金的合理使用。

2025—2027年被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为“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在此背景下，多位代表、委员呼吁，优化调整公立医院现行绩效监测体系，为相关专科打造良好发展环境。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孙思予指出，公立医院儿科与精神卫生相关科室具有特殊性，推动其良性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这些特殊性。以儿科为例，儿科疾病谱较为集中，主要为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常见疾病，且以内科保守治疗为主。这种治疗模式在提升病例组合指数（CMI）方面存在先天性不足。而在现行绩效监测体系中，CMI是衡量科室医疗服务技术难度与绩效的关键指标之一，影响了医院在儿科建设发展上的积极性。

“建立更契合学科特点的监测指标和权重体系。”孙思予认为，如此才能激励医院加大对儿科、精神卫生相关科室的投入，推动科室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

协同有序

一手抓基层一手促分级

群众看病都希望就近就便，但在一些地区，群众对“在家门口看病”还缺乏足够信心。谈到这一矛盾的化解之策，具有多年基层工作经历的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强调了优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重要性。

“去年，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施工改造，经历了为期3个月的停诊。令人意外的是，中心当年的门诊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小幅增长。”吴浩指出，这主要得益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增强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吸引力。即便是中心停诊期间，患者也大多随家庭医生分流至中心下辖的5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需求得到了有效满足。

吴浩建议，对家庭医生开展针对居民重点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的专项系统培训，以更好发挥家庭医生在提供连续医疗服务、稳固服务人群方面的作用。同时，吴浩建议，在清晰界定家庭医生职责的基础上，赋予他们协调医疗资源的权力。他举例说，北京市在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时把号源也下沉至基层。家庭医生可根据患者病情，将患者转诊至上级医院相关专科，既避免患者盲目就医，又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有效推动了分级诊疗格局的形成。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印发《关于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的通知》。全国人大代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徐晓婵表示，实现分级诊疗需在分诊转诊机制建设上发力，而明确各级医院分诊转诊责任人极为关键。徐晓婵认为，分诊转诊工作需要专业且固定的人员来负责，他们要具备疾病鉴别、诊断能力，并提供连续性服务。在她看来，基层全科医生和各级医院全科医学科医生是较为理想的人选。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宁利，针对县域医共体建设与分级诊疗开展了深入调研。基于调研成果，并结合自己长期深耕的眼科领域，他提出构建县域眼健康管理体系的建议。该体系以县级医院眼科为核心，对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资源加以统筹，形成三级联动的眼病防治网络。此外，王宁利建议将眼健康管理纳入县域医共体考核体系，通过考核县域白内障手术覆盖率、青少年近视发病率等关键指标，对眼病防治效果进行科学评估，以推动县域眼健康管理工作有效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