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的抗日英雄，竟然因“内部矛盾”死于非命，这让人难以想象。更让人震惊的是，为了此事，八路军不得不派出一个团包围了抗日政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牛的名字，对于当时的灵寿县民众来说，意味着忠诚和勇敢。他是个普通农民出身，却在抗日战争中成为了当地组织的核心人物。然而，正是这样的背景，最终将他推向了悲剧的结局。
刘牛的革命之路
刘牛，灵寿县白家河村人，一个典型的穷苦农民。他年轻时家境一贫如洗，靠给地主打短工糊口。据说他性格耿直、忠厚，村里人都信得过他。1932年春节，灵寿县委书记周有恕到白家河村串门，敲开了刘牛的家门。周书记直接了当地说：“干革命吧？”刘牛问：“干革命干啥？”周书记回答：“打倒地主，穷人翻身做主人。”一句话点燃了刘牛心中的希望。他答应了。
从那以后，刘牛逐渐成为灵寿县组织的重要一员。他虽然没文化，但为人老实可靠，行动力强。更重要的是，他在村子里威信高。通过他的努力，白家河村和附近几个村子里，许多人受他的影响加入了革命队伍。组织从几十人迅速发展到几百人。刘牛的家，也成了县委和特委的重要据点，许多秘密会议和行动部署都在这里进行。
1932年夏，刘牛带领乡亲们参加了两次暴动。这两次暴动虽然最终失败，但刘牛并没有被打垮。他继续带队打土豪、分财产，让附近的地主闻风丧胆。地主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旋风”，把他比作梁山好汉李逵。可见，他给敌人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
然而，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同年9月，刘牛被敌人逮捕，关进了监狱。敌人对他恨之入骨，用尽了酷刑，包括灌辣椒水、钉竹签，但都没有从他嘴里撬出有价值的信息。经过组织和乡亲们的多方努力，刘牛被成功救出。他的耳朵却因酷刑失去了听力。
解救出来后，刘牛并没有退缩。他继续组织群众反抗敌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1937年，八路军进入阜平后，刘牛第一时间去联系八路军，并邀请他们到灵寿地区发展抗日力量。在他的协助下，灵寿县的组织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成为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刘牛也被推选为县保卫部长。
傅亿录事件与地方矛盾
1938年，八路军在根据地开展了一场收枪运动。这是因为当时八路军兵力大增，但武器严重不足。除了在战斗中缴获武器外，还需要从民间收缴流散的枪支。河北曾是军阀混战的主战场，民间武器不少。然而，收枪工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一天，有人向八路军政治处报告，西石门村的傅亿录家里藏有一把“王八盒子”（一种手枪）。傅亿录原来是蒋介石部队的保卫团成员，枪是他从部队偷来的。政治处主任张达当即决定派刘牛带人前去收缴。
刘牛带队来到傅亿录家，傅亿录却死活不认账。刘牛怒了，把傅亿录带走，准备进一步审问。然而，傅亿录在半路上趁人不备逃跑，不幸滚下山坡摔死。这一下，事情闹大了。西石门村是个宗族村，村里的地主和富农势力很强，傅亿录的死激起了他们的愤怒。
傅亿录的亲属在当地有一定影响力，他们煽动了村里的百姓，一起抬着棺材去政治处闹事。他们喊着“严惩凶手”的口号，甚至扬言要活埋张达主任。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刘牛站出来，端着枪挡在门口，警告对方不准冲进来。虽然没有人敢真的动手，但对峙一直持续到半夜。直到八路军部队赶来，将领头闹事的几人抓捕起来，局势才得以控制。
为了息事宁人，次日八路军释放了被捕人员，还专门派人到村里安抚傅亿录的家属，解释事情经过，并表示遗憾。表面上看，事情平息了，但傅亿录事件却埋下了隐患。
刘牛被捕与杀害
1938年7月，刘牛的命运急转直下。事情的起因，表面上看是他与两名干部的冲突。这两人，一个是区长栗怀玉，另一个是粮秣助理员梁世昌，群众举报他们有贪污嫌疑。刘牛听闻后十分愤怒，当即找到他们，直接用枪逼到一座破庙里，要他们交代清楚。结果，两人并不承认任何指控，刘牛也不放人。直到深夜，有人挖开庙墙，把栗怀玉和梁世昌救了出去。
两人逃脱后，立刻跑到灵寿县慈峪县府申诉“冤情”。当时的县长蓝天听了之后，决定以“擅自拘押干部”为由逮捕刘牛。蓝天这个人，是阎锡山的旧部，抗战期间出于合作关系，被安排在灵寿县担任县长。虽是抗日政府的官员，但他并非八路军系统，更多时候还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县长蓝天下令抓刘牛，司法科长王皓也在旁附和。
刘牛听说栗怀玉和梁世昌逃脱后，立刻带着枪追了出去。他没想到，这一路正中了蓝天的圈套。在追赶途中，刘牛遇到几名县府派来的公差。公差谎称：“人已经被抓回县府了，县长等着你去审问。”刘牛信以为真，放下了警惕。几人趁机一拥而上，将他制服，缴了他的枪，押回县府关押。
蓝天想要借此机会彻底除掉刘牛。但刘牛威望太高，直接杀害他可能引发民愤。傅拐子——那个曾因傅亿录事件对刘牛怀恨在心的地主，趁机火上浇油。他跑到县府，怂恿蓝天下狠手。蓝天最终决定，以“逃跑拒捕”为借口，将刘牛秘密处决。
当天凌晨，刘牛被押出牢房，带到荒野中枪杀。县府对外宣称，刘牛在押解途中企图越狱，被当场击毙。这一说辞漏洞百出，但在当时却没有人敢公开质疑。
刘牛的死震动了整个灵寿县。消息传开后，当地群众议论纷纷，许多人跑到县府抗议。有人说：“一个对抗日忠心耿耿的人，竟然被抗日政府的人杀害，太让人寒心了！”还有人直接提出，要为刘牛讨回公道。西北沟的组织成员甚至在游行中喊出了“打倒司法科长王皓”的口号。灵寿县的局势因此变得十分紧张。
八路军包围灵寿县政府
刘牛的死不仅激起了群众的不满，也引起了八路军和北岳区委的关注。许多曾与刘牛共事的干部对事件起因深感疑惑，认为刘牛的死极不正常。与此同时，刘牛的妻子跑到阜平，找到晋察冀党校教务主任张达，为丈夫喊冤。张达一听，拍案而起，他深知刘牛的为人，断定这是一场蓄意谋杀。
很快，北岳区委和晋察冀边区区委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所谓的“越狱潜逃”完全是县府捏造的谎言，刘牛的死确实是一次有预谋的谋杀。为了平息民愤，同时确保抗日根据地的内部稳定，八路军决定采取果断措施。
1938年8月中旬，八路军派出一个团，包围了灵寿县政府。县府的工作人员惊慌失措，蓝天更是无处躲藏。与此同时，区宣传部长刘秀峰亲自赶往灵寿，主持对事件的独立调查。在强大的压力下，真相被彻底揭开。
蓝天被免职，并移交边区依法处理。司法科长王皓则畏罪潜逃，再未露面。栗怀玉和梁世昌被送往边区教养所改造。栗怀玉后来在教养所内深刻反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改造期满后重新被安排到基层工作。涉事的傅拐子等地主势力，则被清除出当地的权力结构。
北岳区委书记栗再温还专门召开追悼大会，为刘牛平反昭雪。刘牛被追认为“抗日英烈”，并在灵寿县建立了纪念碑。根据地的抗日政府也在此次事件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全面清理阎锡山旧部对基层政权的渗透。
刘牛的死，是抗日战争初期基层复杂矛盾的产物。他对抗日事业忠心耿耿，却因地方矛盾和内部问题被错杀。八路军包围抗日政府，既是为了给刘牛讨回公道，也是一次捍卫根据地内部纪律的行动。这场风波虽然令人痛惜，但它促使抗日根据地在组织建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