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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三湾窑址群
浙江吴兴三湾窑址位于湖州城西西塞山的西部，所处地势为天目山余脉向钱塘江北部平原的过渡地带。项目位于进港公路以南、金斗山与横山交界处，东与湖州站直线距离3.6公里。
图1 项目位置
图2 发掘现场情况图
图3 Y1发掘现状
三湾窑址为三普登录点。当时调查时发现窑址南侧是大青山山脉，前有小河，再向前即西苕溪，是烧窑的理想环境。地面采集遗物多泥质红灰陶，少量硬陶；器形有罐底、盆、器壁、口沿等残片；纹饰主要见粗弦纹；少量红烧土块。
图4 制陶工具
2024年共发掘500平方米，推测发掘面积内共有四条龙窑，现存两条。其中Y1位于发掘区域北部，东西向，方向135°，长11.2米，宽3.3米，坡度17-21°，龙窑整体结构保存完整，由东向西分别为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窑床底存有方形、圆形洞坑11个，是当时为装烧时木柱撑顶的痕迹。烟道处坡面较缓，共发现三个排烟坑，南北向分布，平面为长方形。
图5 窑具（垫具）
图6 窑具（支具）
此外，在发掘过程中收集到大量的窑具，有支柱、支钉、垫饼、垫盘等，均为粗陶材质；还有大量的加工用具——陶垫、陶拍等。
通过正式发掘，我们对该窑址有了基本认识：
该窑群存在的时间上至东汉早期，最晚可到三国时期。窑群依山而建，利用原有山体再加工，向下发掘窑床，提高坡度。该窑群产品均为明火裸烧，产品丰富，东汉中期器物类型最多，主要烧制大型硬陶瓮、罍等器物，部分淋釉，纹饰丰富，目前统计硬陶纹饰达25种。此外还烧制其他生活用具和部分明器。
窑区内出土各种窑具，分支具、垫具、隔具等，种类丰富，样式繁多。在束筒形窑具身上刻划有“张”“七”的字样，还有发现烧窑纪年字样，有望成为浙江地区最早记录烧窑时间的遗址点。
图7 罐、壶、日常用品
图8 碗、杯、盏
图9 温酒器、溺器
图10 锺、壶、罐、坛
窑群东部有一条自然河流，既满足了当时生产、生活所需，也为产品输出提供水路渠道，经勘探河流最宽处30米，最深处达7米，大量的产品由此河道进入西苕溪流域，再向各地输送，其中杨家埠汉墓出土的东汉器物与窑址内基本一致，保证了西苕溪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对当时产品的输送和贸易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该窑群为浙江东汉时期低温釉陶向原始瓷再向成熟青瓷转变的关键窑址点，是研究“浙江青瓷”的重要根据点。未来计划在窑址附近进行调查，找寻附近的人类聚集点和其他窑址群。（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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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嵊州缸山村遗址
嵊州缸山村遗址位于嵊州市三江街道缸山村北侧。2024年3-5月，为配合嵊州市开发区建设，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嵊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对该地块前期考古勘探发现遗存展开考古发掘。共发现两晋南朝砖窑6座、炭窑3座、灰坑2处，宋代瓦窑2座，房址1处；墓葬6座。
图1 缸山村遗址遗迹分布图
图2 2024SSGY8航拍照片
图3 2024SSGY3与2024SSGY13航拍
两晋南朝砖窑为升焰式窑炉，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床四部分组成。烧制窑砖形状有四平砖、楔形砖、刀型砖三种。砖表面纹饰多样，有鱼纹、钱纹、龙纹、饕餮纹、人首鱼身的鱼妇形象等。另有多类铭文砖，其中涉及标识类、吉祥祝辞类、纪年类、人名类及与造墓相关文字内容；炭窑呈不规则长条形，红烧土窑底，底部残存一层黑色木炭；灰坑内堆积碎砖块、红烧土，应是砖窑生产废料存放处。
宋代瓦窑为半倒焰式窑炉，由操作间、窑门、火膛、窑床及烟道组成，窑内出土大量瓦片及少量宋代黑釉盏残片；房址内出土大量瓦片堆积，可能为瓦窑的制坯晾坯作坊。
图4 宋墓M8航拍照片
宋墓均为南北向双室砖室墓，出土韩瓶、酱釉盏、铜钱等遗物。其中，M8铭文砖上刻“陈宅”“丙午年”“辛亥年八月记”等字，确定了墓主人为陈姓，埋葬年代应为两宋之交，即公元1126年和1131年8月，为研究墓葬具体年代提供了实证，也为研究浙江宋代墓葬提供了新的断代参考。
图5 2024SSGY4出土“陵之作”铭文砖
图6 2024SSGY4出土“太元十七”铭文砖
图7 砖窑出土多种纹饰砖
图8 砖窑出土“第一斧”铭文砖
图9 砖窑址出土“大宽”铭文砖
图10 砖窑址出土“方”铭文砖
嵊州是浙江省内汉六朝墓葬的重点分布区，囿于砖窑发掘材料较少，墓砖来源至今尚不明确。本次考古清理的窑炉时代较早，形制多样，分布范围较广，可能是专为墓地烧制筑墓材料的砖窑群，通过与周边以往考古发现的缸窑山古墓群墓砖比对，确认墓砖来源于此，表明此地六朝时期可能为一处集选土、制坯、制炭、生产烧造为一体的大型窑场；烧制的画像砖纹样丰富，“方”“大宽”“宽中”“大堵”“第一斧”等铭文较多，特别是“太元十七年壬辰八月£日作”（东晋孝武帝，公元392年）纪年铭文砖为古窑址及古墓葬断代提供直接证据，为探讨六朝时期窑炉形制演变、生产工艺、生产模式、产品流通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供稿：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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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衣锦城城墙遗址
临安衣锦城遗址位于杭州市临安区，地处南苕溪与锦溪交汇的河谷平原，北依太庙山，南望功臣山，面积约0.51平方公里。
图1 临安衣锦城城墙遗址发掘区进场前航拍
图2 临安衣锦城城墙遗址发掘区正射影像
图3 东南城隅航拍
为配合临安区中心城区单元01-ZX-01-138地块项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10—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对该地块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1400平方米，清理了吴越国衣锦城东城墙、东南城隅、排水沟等重要遗存。
图4 东城墙内包边
东城墙现揭露长度约100米，南北向，由基础和墙体两部分组成。城墙基础底宽约18米，内外均用大块扁长体卵石包边。外侧包边残宽0.5—0.6米，高0.3—0.4米。内侧包边残宽0.5—1.5米，高1.2米，最宽处可见四重石块垒砌，砾石填充，黄灰黏土勾缝。外侧面竖直整齐，局部有红色砂岩条石补砌。内侧面收分明显，内包夯土墙体。
夯土墙体由黄灰色黏土、青灰色泥土和砾石等混合夯筑而成，质地坚硬，残高3.2米。北部墙体夯土较纯净，包含少量砾石，结构平整致密，夯层厚0.1—0.15米。
东南城隅连接东城墙与南城墙，呈圆弧形，包边外侧另用石块垒砌一道排水沟，以方便排水并防护城角。墙体夹杂大量砾石，夯层厚0.4—0.6米。
图5 排水沟
排水沟包括城墙内侧主排水沟和城内排水沟两部分，均由扁长体卵石垒砌成长条形。主排水沟（G1）紧贴城墙内侧包边，南北向，揭露长度 80余米，宽 0.68—0.8 米，残深0.4—0.7米。城内排水沟目前发现5条，东西向平行分布，与主排水沟垂直相通。
图6 城内建筑
城内还发现有明清至南宋时期的建筑遗存，包括柱础石、庭院砖墁地和排水沟渠等。
发掘出土有五代、宋元至明清时期的瓷器、建筑构建、铜钱等遗物。其中G1下层出土的青釉花口碗、青釉莲花纹碗等均为五代—北宋时期。建筑构建有城砖、莲华纹瓦当、滴水、柱础石等，部分砖带“官”、“西”、“目”等铭文。
图7 青釉花口碗
图8 青釉莲花纹盏
图9 酱釉执壶
图10 “官”字铭文砖
衣锦城是吴越王钱鏐在晚唐时期新建的第一座城，历晚唐、五代、北宋，随吴越国纳土归宋而逐渐废弃，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本次考古工作是首次对衣锦城东城墙进行的系统发掘，价值重大：
1. 明确了城墙与排水沟的兴废年代。根据地层堆积及G1出土遗物判断，城墙及排水沟的使用年代为五代—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逐渐废弃，与吴越国兴衰息息相关。
2. 廓清了衣锦城东城墙、东南城隅形制结构及复杂的排水系统，为研究吴越国王城规制、防御防洪理念提供了科学资料。
3. “山、水、城”合一的规划设计，为探究衣锦城选址及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例证。（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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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凤凰山窑址
梅浦窑址群位于浙江省临海市古城街道梅浦村一带。调查资料显示，该窑址群共包含8处窑址点，分别为后门山、将军山、大爿山、西山亭、瓦窑头、王安门口、西洋门口和凤凰山等，其中后门山窑址于1983年被公布为临海县文物保护单位。
图1 梅浦窑址群分布图
图2 凤凰山窑址探方分布图
图3 凤凰山窑址遗迹总平面图
凤凰山窑址是梅浦窑址群内的代表性窑址点之一。窑址坐西朝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为山岭，东部为水田，西侧距永安溪约600米，凤凰山窑址正处于灵江南岸。
2024年3月始，因104国道复线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该窑址区域，同时为了解梅浦窑址的产品构成、装饰和装烧技法等信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海市博物馆与临海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对梅浦窑址群内的凤凰山窑址点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为1000平方米。
2024年度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窑炉区域、废品堆积区域和窑前作坊区域。
图4 Y1、Y2、Y3全景照
窑炉区域揭露出龙窑窑炉3条，分别编号为Y1、Y2、Y3，为年代不同的龙窑窑炉在同一位置进行不断修整而得以连续使用，时代均属北宋中期。
图5 凤凰山窑址废品堆积区TN01W01东壁剖面图
废品堆积区域揭露出丰厚的地层堆积，出土大量瓷片和窑具残块，瓷片有青瓷和酱釉瓷器，可辨器形有碗、盘、盏、罐、盒、炉、器盖、盏托、灯盏、熏炉、执壶、花插、扑满、净瓶、韩瓶、倒流壶和夹层碗等，制作工艺精湛，瓷片多为素面，少量单面粗刻划花和细线划花装饰，纹样类型丰富，可辨纹饰有禽鸟纹、海水摩羯纹、蕉叶纹、瓜棱纹和莲瓣纹等。窑具有匣钵、垫圈、垫饼和垫柱等。匣钵以瓷质钵形为主，少量“M”形和筒形，少量匣钵有釉封痕迹。器物装烧以一匣一器、垫圈垫烧为主，并有少量叠烧器物。出土器物整体年代较为集中，时代为北宋中期。
窑前作坊区域揭露出缸1个，编号为G1。坑状遗迹1处，编号为K1。灶1个，编号为Z1。
图6 蕉叶纹碗
图7 熏炉
图8 酱釉盏托
图9 装烧标本
图10 釉封瓷质匣钵
秘色瓷作为中国古代瓷器第一品牌，始于晚唐时期的上林湖越窑核心区。考古资料显示，秘色瓷的烧造与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存在密切关联。
临海凤凰山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北宋中期存在精粗两类产品，窑址现场所见匣钵均为瓷质，精路产品全部采用瓷质匣钵装烧，并发现多件釉封瓷质匣钵。鉴于上林湖越窑于晚唐五代地层堆积内陶质匣钵数量远多于瓷质匣钵、早于北宋早期已不再使用瓷质匣钵，临海凤凰山窑址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意义，应属于北宋中期秘色瓷的再度复兴。（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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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东塔寺遗址
东塔寺遗址位于嘉兴老城以东2.1公里，面积约4万平方米。据方志记载，寺庙始建于南朝，东塔始建于隋代，是嘉兴“七塔八寺”中最为古老的一座，清代“东塔朝暾”为“嘉禾八景”之一。1968年，因厂房建设，东塔被拆除并清理地宫，出土文物28组藏于嘉兴博物馆。2023年9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嘉兴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嘉兴博物馆开始正式考古发掘。
图1 东塔塔基遗址鸟瞰图
图2 东塔塔基中心套箱及其外侧地梁结构
图3 东塔缸基
图4 塔基外层套箱
图5 塔基中层套箱与外侧套箱间加固结构
图6 塔基外层套箱外外侧加固结构
图7 塔基后西侧水池
图8 主体建筑平面
寺院遗址坐北朝南，有一水环绕，尚存部分河岸帮遗迹，通过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确认中轴线上从南到北依次为：指南桥、山门、天王殿、东塔、普光明殿（大悲宝阁）、华严堂、华严经阁等，寺院整体格局尚存，目前已完成塔基部分发掘工作，开始了主体建筑遗址的发掘。
从塔基夯土及陶缸内部出土的铜钱及瓷片判定，东塔塔基为北宋修建，与文献记载中北宋神宗元丰己未年（1079）重建相符。塔基平面正方形，营造时先挖约900平方米的深坑，坑底打下密集桩基，坑内换土逐层夯筑，并在其中搭建木构框架：底层桩基中心竖立放置四层“井”字形木板套箱，其外侧先铺枕木和木炭，再交叉平铺木板地梁，地梁上使用52口大陶缸，缸基外侧还有两圈用四层竖立木板搭建的套箱，套箱外侧有多层桩梁加固结构，其上方也有交叉平铺的木板地梁痕迹，整个塔基结构复杂考究甚为罕见。
图9 出土朱书文塔砖
图10 出土蹲兽及鸱吻残件
塔基北侧有水池两座，与文献记载中“青白二池”对应，水池上层为明清石砌方池，下层为宋代砖砌圆池，圆池内有大量骨灰盆，可判定为太湖流域历史上盛行的佛教烬骨水瘗丧葬方式典型遗存，也证明了东塔寺在历史上稳定社会和减少病疫的作用。
水池北侧主体殿阁遗址，已揭露大型磉墩10个，小型磉墩12个，建筑平面成倒“凸”字形，面阔三间，进深一间，明间前出一间抱厦，周围一圈副阶。从基础格局和保留的部分柱础石形制看，该主体建筑为大型楼阁，对应文献记载中的“大悲宝阁”（宋）/“普光明殿”（明）。
出土文物以建筑构件为主，包括各类砖、瓦构件，如朱书文塔砖、筒板瓦、瓦当、火珠、瓦将军、瓦兽等。此外还有各期铜钱、瓷片、陶片等。
东塔寺是嘉兴城市历史上的重要地标，宋宁宗曾召讲华严经并手书华严经阁，是华严宗五山讲寺之一。已揭露的塔基遗址保存完整，时代明确，是国内首次完整揭露的、结构处理最为复杂的塔基遗址，代表了北宋时期江南建筑基础做法的最高水平，体现了古人对水乡环境潮湿软土环境卓越的适应能力。寺院“前塔后殿”的格局保存完好，布局清晰，是中国早期寺院的典型格局，代表着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化阶段。（供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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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朔门古港是迄今国内外考古发现的序列最清晰、要素最齐全、体系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古代港城遗址，目前已列入中国世遗申报预备名单。2024年发掘工作主要围绕望江门、奉恩门及2号沉船展开，收获颇丰。
图1 朔门古港遗址鸟瞰
图2 朔门古港遗址正射影像
图3 望江门及城外码头
图4 朔门东侧城墙及城外道路
图5 望江门口北宋建筑及水井
望江门区域，城门东侧城墙及城外道路清理完成，发掘区已全部贯通。考古队进一步理清了五代至明清3期城门城墙、2期瓮城的更迭演变，城内外各时期的登城马道、出城道路、房址、水井、水池、排水沟交错分布，完整呈现了望江门区域4期7段的兴废沿革过程，南宋及元末明初，温州古城防御设施发生重大形态转变。
图6 奉恩门水陆城门及瓮城
图7 奉恩门外新发现斜坡式码头
奉恩门区域，确认了五代至明清2期城墙的位置，城墙由西向东转而向北，规划建设与瓯江河道变迁息息相关。新发现五代水陆城门及宋代瓮城一座，填补了古代温州十座陆城门的最后缺环。这里经历了由五代两宋水陆双门到明清只置水门的过程。
图8 朔门外北宋江岸
邻江港口区有三大发现。
一是五代城下及城外新发现江岸三段，进一步明确了该区域唐-北宋-南宋-元明-清-近现代六个时期瓯江岸线的动态变迁过程。千余年间，瓯江堤岸向前梯次推进约百米，港口区域随之演变。
二是港口区新确认码头3座，累计发现唐宋时期码头13座,集群分布，类型各异，堪称码头类遗迹的露天博物馆。五代朔门城台下新发现疑似唐代码头1座，进一步延伸了温州古港的历史轴线；奉恩门外新确认码头2座，一条直路将城门与港口码头连为一体；7号码头直通朔门，确认长度约45米，规模宏大。
三是北宋2号沉船清理完成。保留有9个船舱，根据结构推测，整船原有13个船舱，全长约23米，宽约4.1米。船体用料扎实、做工考究，厚重船板呈鱼鳞状搭接，板缝用密集铁钉连接。两侧船舷设计有减摇水舱结构以提升平衡性能。船体发现着海蛆、贝壳等海洋生物咬噬、附着的痕迹，表明该船曾经远洋航行。舱内出土部分瓯窑及少量龙泉青瓷，另发现渔网、竹篓及竹席等有机质文物。舱内及周边已确认至少7具人骨遗存。2号沉船构造独特，有别于宋代福船，可能指向温州船独有的船型设计。
图9 2号沉船（北宋）
图10 典型出土文物
本年度出土各类文物1316件（套），以瓷器和铜钱为主。瓷片约8吨，器类丰富，有碗、盘、盏、碟、洗、炉、杯、高足杯、盒等，以瓯窑青瓷为主。还有漆木器、铜铁器、瓦当、琉璃器、玉器、竹木牙雕等，以及骨骼、牙齿、橄榄等动植物遗存。王羲之所提华严砚的确认更是意外之喜。
五代宋元时期，温州古城北埠一带商贸繁荣，府城自东向西有奉恩门、望江门、江山门、永清门和定安门等五座城门一字排开，南北贯通，港口与城市相生相融，一体联动。 （供稿：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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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北荪湖遗址
宁波市江北荪湖遗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荪湖水库南，原荪湖行政村村委旧址附近。西距慈城古县城约5公里，南至慈江约1公里。2024年4-11月，为配合江北区洪塘荪湖中心湖商业地块（荪湖南CC13-01-24）的开发建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在建设地块内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发掘区域以宋元至明清时期堆积为主，文化层堆积厚度约0.6—1.2米，发现了房址、道路、石墙、水井、灰坑、灰沟、水塘等遗迹30处，出土陶、瓷、木、石、金属等材质小件标本338件。
图1 T0706东壁
图2 三期房址分布示意
图3 F2局部正射影像（上为北）
此次发掘共发现了八座房址，根据层位关系及包含物，从下到上、从早到晚，可分为三期（北宋3座、南宋-元4座、明清1座）。一期房址中的F2时代最早，属于北宋时期，现仅存地下部分，残存面积约370平米，南北向，四开间，在四个探方中规律分布了7行5列，共计21个磉墩。
图4 H10(水塘）
图5 F2S12
图6 F2S12解剖照
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宋元至明清时期的遗物，遗物中又以瓷器为大宗，一期遗物（北宋），瓷器中以青瓷为多，少量青白瓷，这些青瓷的窑口又以本地越窑系为主，器型包括碗、盏、盏托、杯、盘、钵、壶、罐、盆、韩瓶等。二期遗物（南宋-元），瓷器中开始出现一定数量的黑釉瓷，较多青白瓷、白瓷，青瓷的数量明显下降，瓷器的产地更加多元，有来自福建、江西、安徽、浙南等地区，义窑、吉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各个窑口的瓷器，器型以碗、盏、杯、盘、洗、钵、罐、盆、韩瓶为主。三期遗物（明清），瓷器中出现大量青花瓷，器型包括碗、杯、罐、盆等。
图7 一期遗物
图8 一期遗物
图9 二期遗物1
图10 二期遗物2
图11 二期遗物3
此次发掘在宋元地层中出土一块铭文砖（编号T0807⑥：35），青灰色，素面，规格37.2×17.6×7cm，一侧模印“西屿乡余记”，另一侧模印卷草纹。这一发现为研究《寳慶四明志》、《嘉靖寕波府志》等文献中所记载的“西嶼鄕”、“蓀湖”的大致位置提供了线索。 （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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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北仑镇海口海防遗址
镇海口海防遗址是明清以来东南沿海最重要的海防遗址，位于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街道，扼守甬江、小浃江出海口,距宁波市区23公里。该遗址主要包括甬江北岸招宝山威远城、明清碑刻、月城、安远炮台、吴公纪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记、泮池（裕谦殉难处）、吴杰故居等8处；甬江南岸的戚家山营垒、金鸡山嘹台、靖远炮台、平远炮台、宏远炮台、镇远炮台等6处。1996年11月，镇海口炮台遗址群与镇海口其他明清海防遗址一起获批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3年年底～2024年4月，为配合“镇海口海防遗址（江南部分）修缮工程”，给遗址保护提供依据，并对镇海口海防遗址进行系统调查与研究，经国家文物局和浙江省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北仑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靖远炮台、宏远炮台和金鸡山瞭台开展考古发掘、清理工作。此次考古发掘对靖远炮台采用表面清理、布设探方、逐层发掘(①层垫土堆积、②层坍塌堆积，以下为建筑本体)的方式进行清理；对宏远炮台及金鸡山瞭台周边树木、杂草进行清理，并详细、科学的采集、记录资料。
一、遗迹、遗物
1.靖远炮台。位于金鸡山东麓沙湾头，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为当时镇海口建制最大的炮台，经历过1885年的中法战争并在“镇海口之战”并取得辉煌胜利。该炮台由三合土夯筑而成，平面呈凹字形，原设炮洞五孔，营房五间，各炮室间有隔墙。清光绪十年（1884年），置4门阿姆司脱郎80磅前膛炮，1门瓦瓦司180磅后膛炮。炮台主体构筑方式为：围堤填石，外侧垒砌条石护坡、三合土夯筑炮台主体及顶部；内部垫不规则的石块，三合土填缝；炮室侧壁（隔墙）条石垒砌，中间填石块；内侧有台阶及排水沟，围墙、厨房、官厅、校场等部分已经不存。
图1 镇海口海防遗址（江南部分）位置示意图
图2 靖远炮台局部（外侧）
图3 靖远炮台全景
图4 靖远炮台全景（南北向）
图5 靖远炮台（1-3号炮室）
图6 靖远炮台（2-4号炮室）
图7 靖远炮台（4号炮室）出土铁钉
图8 锔钉（靖远炮台出土）
图9 青瓷碗（靖远炮台出土）
图10 青瓷盅（靖远炮台出土）
2.宏远炮台。位于笠山东麓、小浃江西岸，始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为镇海口之战结束后增筑；民国二十五年（1936），毁原三合土炮台，浇筑混凝土炮台2座，在抗日战争中也发挥过作用。据文献记载，宏远炮台为三炮洞三合土炮台，建筑轴线对称布局，由三个炮洞、官厅、兵房、弹药房、营门、哨楼等组成，设克虏伯24公分口径后膛炮2门、克虏伯21公分口径后膛炮1门。构筑方式为：开山劈石、开凿基岩取平，块石垒砌外坡，利用陡峭悬壁；铺垫平整后三合土夯筑炮台主体，炮洞外侧有护坡。该炮台仅存周边地基、炮台主体外墙及内部部分设施的条石基础。
图11 宏远炮台（俯拍）
图12 宏远炮台（远景）
3.金鸡山瞭台。位于北仑区戚家山街道金鸡山山顶，与招宝山威远城隔江相望。文献记载，该瞭台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为中法战争镇海口战役指挥中心；现存石砌瞭台1座、石碑两通，占地面积68.1平方米。瞭台主体呈梯形状，另有斜形台阶通向台顶；东北侧有“督师御敌处”碑1通，西北侧有“保护军门遗迹”碑1通。
图13 金鸡山瞭台1
图14 金鸡山瞭台2
图15 金鸡山瞭台3
4.出土遗物。此次考古发掘清理出瓷器、铁器、城砖等器物89件，多为倒塌堆积出土，部分为采集标本。出土遗物主要有锔钉、铁钉及少量铁器构件，少量青花瓷碗、盅、杯残件。
二、初步认识
1.通过此次考古发掘，了解了靖远、宏远2座炮台遗址的平面布局与总体结构，初步掌握了遗址的基本内涵与保存状况，为镇海口海防遗址（江南部分）加固、保护、修缮、展示提供了考古支撑和科学依据。
2.通过此次考古发掘，确认了两类炮台：靖远（近海）、宏远（山顶）炮台的构筑方式，为研究北仑、宁波、浙江乃至我国清代晚期炮台遗迹构筑方式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和参照对象。
3.通过此次考古发掘，结合我院2018年度的考古发掘材料，对镇海口海防遗址的防御体系认识进一步深化。清代炮台是在明代海防卫所城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变而成。在沿海、沿江的设防中逐渐采用炮台的形式来构筑海防军事要塞，江南部分4炮台、瞭望台与江北多个炮台构成完善的防御体系；扼守甬江口，结合岸防、江防进行梯次防御。这种要塞有屏障，有前沿，有纵深，相互之间参差错落，互为犄角。镇海口炮台是由若干个能长期坚守和独立作战的炮台所构成，每个炮台由望楼、营岗、火药库、演武厅、围墙，战壕和障碍物几部分组成。并在周围形成数道防线，火力分别配置山脚、山腰和山顶，达到高、中、低相结合，上下重层的效果。
4.镇海口炮台是我国近代军事工程中海防炮台发展的又一实物例证,是我国东南沿海近现代军民守土有责、抵御外敌，反侵略斗争的宝贵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建筑、历史、军事和科学价值。
（图文来源于“宁波文化遗产”，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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