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科学委员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博物馆学会高校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1953年生于河南省社旗县，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2至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第一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1998年晋升为研究员，2000年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 2003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曾任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主任、校博物馆馆长。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考古、陶瓷考古、科技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前期文化，史前人类生存模式与人地关系，稻作农业起源，家畜起源，音乐起源，酿酒起源，汉字起源，史前人类迁徙、传播与交流等。主持十余项大、中型考古发掘项目，其中贾湖遗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和中国考古百年百大发现之一。主持或参与十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战略先导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文物科研项目， 在Nature、PNAS、Antiquity、《考古》、《文物》、《人类学报》、《第四纪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主持撰写《舞阳贾湖》、《舞阳贾湖（二）》和《安徽繁昌窑遗址发掘与研究》等著作，约300多万字，其中《舞阳贾湖》荣获第四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第三届全国环境考古学大会优秀专著奖，被中国文物报评为20世纪最佳考古报告之一。荣获河南省社科二等奖，第三届环境考古杰出贡献奖。
张居中之考古感言
人生苦短！若从1978年进入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学习开始计算，已经跨过了46个年头，今已年逾古稀，大半生过去啦！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文物考古学术生涯，因无缘攻读研究生学位深造，故跌跌撞撞数十载，虽不致蹉跎度日，但除了一本《舞阳贾湖》，却也乏善可陈！但环顾四周，且不说前辈师友，同龄人甚至再年轻一些的同行已出过至少一本文集，也心有戚戚矣！于是翻阅旧稿，梳理自己的学术历程，遴选尚有参考价值者，编成此文集，也算是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一个小结。适逢今年是贾湖遗址首次发掘40周年，40年来，我的主要学术活动都是围绕着贾湖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和展示而展开的；同时，今年底还要召开贾湖文化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这个集子，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又一次学术盛会献礼吧！
从1980年秋第一次田野考古实习参加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时代城址的发掘开始，直到退休数年后的今天，我的田野考古生涯，除了舞阳大岗细石器地点、渑池郑窑和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遗址、上蔡砖瓦厂楚墓和安徽繁昌瓷窑遗址，以及一些考古调查项目外，大部分集中在新石器时代，所以在选择本书的文章范围时，就首先确定了“史前”这个范围。
我的学术生涯，除了“史前”这个范围外，还有一个空间范围，就是除了晚年走出国门发掘了伊朗内沙布尔的宝吉遗址外，都在长江和黄河流域这个大的范围之内。而且更为值得说明的是，我倾注了主要精力发掘与研究的贾湖遗址，被俞伟超先生和严文明先生先后肯定了处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的联结这一重要地位，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经斟酌挑选了58篇文章，加上本前言59篇，其中大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基本上可以反映我的学术经历和水平。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几篇，还是略显稚嫩，学术观点还不太成熟，但可反映出我的心路历程，犹豫一番之后，还是列入本书了。
那么这58篇文章，按什么方式编排呢？比较省事的办法就是按发表顺序来编排，但是我考虑如果那样编排，读起来会显得有些杂乱。于是我就大体按这些文章的内容来划分，把收入的这58篇文章分为以下八个版块。
第一个版块是综合性文章，其中前六篇都是讨论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其中核心观点，是提出了“淮汉文化带”的概念。这是在学习苏秉琦先生关于“苏鲁豫皖邻境地区文化”的观点、石兴邦先生和高广仁先生关于“淮系文化”的论述之后，结合东汉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提出的一份学习心得。其实产生这个念头时间很早，记得1984年春，因考察河南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需要，我到位于河南、湖北交界处的唐河影坑仰韶时代遗址调查，了解到该遗址出土了一件较为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陶鬶，当时感到很诧异，引起我的思考。直到对贾湖文化的去向进行研究后方才理出点头绪，即南阳盆地仰韶时代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是贾湖文化的后继文化，或曾受到其强烈的影响，之后的发展中，应该仍有经常性的文化联系，存在一些共同因素，就顺理成章了。
秦岭—淮河一带不仅是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分界线，还是南北文化的分界线和旱作与稻作农业的分界线，自原始农业诞生之后，淮河与东汉水流域一直是稻旱兼做农业分布区，还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文化系统，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和稻作与旱作两种耕作方式的碰撞、交流、融合的主要阵地，是中华礼乐文明摇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散装性，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大体上把东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归入黄河中游或长江中游来研究，把淮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归入黄河中游来研究，把淮河中下游文化归入长江下游来研究，从而忽略了淮河—东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内在的联系及其在中华礼乐文明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近几十年来，随着贾湖、八里岗、顺山集、双墩、龙虬庄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淮汉文化带的重要学术地位逐渐显现出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鉴于此，与此相关的两篇关于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研究若干问题思考的文章，也收入了这个栏目。虽然过去了若干年，我觉得这些思考仍有些参考价值。
第二个版块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八篇文章中有七篇内容是贾湖或以贾湖为重，另一篇是论述班村前仰韶时代遗存，借用栾丰实先生和赵春青先生的概念，把这个栏目称为“裴李岗时代”。特别是以王巍先生邀请参与编写《中国考古百年》为契机，对中原地区前仰韶时代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裴李岗时代文化”、“典型裴李岗文化”和“裴李岗亲缘文化”的概念，认为裴李岗、贾湖和班村是三支并列发展的亲缘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比裴李岗与磁山的关系更近，重申应另行命名为“贾湖文化”和“班村文化”。在另一篇《新石器时代前期中原地区文化格局演变及其文明火花》一文中分析了贾湖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不同来源和各自特点，认为贾湖文化代表东来的圜底釜稻作文化，裴李岗文化代表北方平底罐旱作文化，二者在中原地区接触、碰撞、交流，催生了三足鼎稻粟兼作文化，鼎文化很快在淮河黄河与长江流域传播开来，并最早成为礼器，为中华礼乐文明的诞生贡献了重要元素。其他几篇记录了我研究贾湖文化的心路历程。
第三个版块收集了研究仰韶时代文化的六篇文章，其中颇为自得的是，1985年在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的会议上，学习严文明先生研究龙山文化的方法，提出了“典型仰韶文化”和“仰韶时代文化”的概念，尽管当年的习作还不太成熟，后面几篇文章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概念，把仰韶时代文化分为典型仰韶文化、典型仰韶文化的亲缘文化、与典型仰韶文化相互影响各自发展的并列文化三个层次。非常欣慰的是，“仰韶时代文化”的概念已被学界广泛接受，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小贡献吧！
第四个版块重点收集关于环境与生业及其相关方面的几篇文章，重点是稻作农业起源方面的研究。在贾湖稻作遗存发现之前，人们很难把黄淮地区与稻作农业起源相联系，但一经发现，竟然拥有与长江流域大体相同的发展历程！有学者甚至提出了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地区同为稻作起源地的观点。虽然随着上山文化万年稻作遗存的发现，上述观点被否定，但迄今为止，贾湖稻作仍然是同时期农耕行为色彩最为鲜明的最早稻作遗存之一，赵志军先生曾多次肯定这一点，认为贾湖是“似农非农”阶段的典型代表。不但如此，在贾湖所在的淮汉文化带上，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以龙虬庄文化为例，人们较长江流域率先实现了粳稻特征的定型化！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应与这一带人们对水稻的选择压力较大有关。诚然，长江以南地区先民对稻类种子的采食利用肯定要早于淮河流域，但正是因为长江流域先民对稻类种子的依赖程度要低于淮河流域先民，生存压力迫使其加大了对稻种的选择。适逢全新世大暖期适宜的气候环境，和北方仰韶时代文化的大整合极其巨大影响，促使了水稻耕作方式的大扩张，向北遍布黄河流域，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西到达陇东地区，甚至折向西南先后到达四川盆地和广西云贵地区，这也正是这些地方的水稻一开始出现就是定型的粳稻的原因。这些正是我这一系列文章的主要观点。还有一篇文章是通过贾湖各期生产工具组合的变化，来分析贾湖人生业模式如何从渔猎采集为主，逐渐向农耕过渡的。
第五个版块是关于科技考古的。首先《试论科技考古和考古科技与考古学之关系》一文是我的一篇未刊稿，我一直认为，“科技考古”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是客观存在的，而“科技考古学”作为一门学问是不成立的！因为“科技考古”的核心是科技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而在考古研究中运用科技方法正是考古学诞生的前提，没有科技方法的运用就没有考古学的诞生！难道过去运用科技方法是考古，现在运用科技方法就不是考古，而是科技考古啦？而且我认为“科技考古”即使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他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标准，就是消灭自己，彻底融入考古学方法论体系之中！
本版块除了提到分子人类学以及制陶、酿酒和石制品资源域研究外，重点介绍我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科技考古教学研究活动过程中，着力打造的两项工作，一是锶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一是寄生物考古研究。前者在国际上早有先例，自从2008年本实验室率先对贾湖先民进行锶同位素分析的尝试，并取得有意义的成果之后，这一方法已在国内学界相关研究中扩散开来，成为一项常规的研究手段，这也让我深感欣慰！而关于寄生物考古方法的推广应用，似乎还任重道远！关于古代寄生虫病例研究，已存在很多年，但大多是医学界对考古发掘出土的木乃伊、干尸、软尸解剖进行寄生虫病例研究，或偶尔遇到的厕所粪便土样的研究，其材料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严重制约了这项研究工作的进展。既然厕所粪便土样可以作这样的研究，墓葬土样是否也可以做这样的尝试呢？通过对贾湖遗址墓葬内人骨腹部土样反复进行古寄生虫分析，果然成功分析出了古寄生虫卵！后又在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郑州金田春秋墓地进行反复验证，均取得了成功！这应该是为考古学研究新打开了一扇窗，增加了一个新的手段，与木乃伊、干尸、软尸不同，墓葬腹土材料易得，实验方法简单可行，通过古寄生虫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当时寄生虫病流行状况，还可从侧面了解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类社会食物资源分配方式，应该说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因之借此机会再着力推荐一下。
第六个版块是关于贾湖骨笛的。因我不懂音乐，只是有义务介绍考古发现而已，有限的两篇研究文章是与箫兴华先生合作的。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关于贾湖骨笛的命名问题。记得当年在骨笛发现现场，在场的人都认为是“笛儿”，唯独我认为，是不是“笛儿”或其他乐器，是不是乐器，我们都是外行，要听音乐家的意见。当时暂定名为“管形骨器”。后经反复求证，黄翔鹏先生一锤定音，定名为“贾湖骨笛”。但至今学界仍有不同意见，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文明的肇始——贾湖文化论集》前言中进行解释。
第七个版块是关于贾湖出土龟甲和刻划符号的。因为龟是中国古代先民的宇宙图式，龟文化元素在中国礼乐文明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贾湖又是迄今龟灵崇拜的最早例证，对它的研究还应继续深入下去。而对于贾湖刻划符号的研究，因我不懂古文字，只是介绍一下发现过程，并就表面现象做出一些简单分析。
第八个版块收集了几篇回忆性的文章，包括采访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我的学术生涯，尤其是贾湖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心路历程，以及贾湖考古报告的编写过程。还收入了两篇书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我的学术思路吧！
最后一篇文章是我退休之后，告别田野考古生涯的最后一个考古发掘项目的阶段性总结，也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古波斯帝国的土地上，进行的考古活动。这次活动，使我收获颇丰，也感慨良多！
遗憾的是，尽管恋恋不舍，也还是要告别我的田野考古生涯啦！
讲这么多，也算是我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大半生的一些感言吧！
——本文系《张居中史前考古论集》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