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洪晓文 广州报道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被列入2025年政府工作任务的第三项，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报告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求“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提高人才队伍质量”。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第11位。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专章阐述并一体部署；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如何认识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意义？针对社会关注的人才“帽子”现象，如何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如何推动更多创新资源流向年轻的科创人才？围绕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打造融合教育科技人才的“大科创体系”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为什么强调“一体推进”？
郑永年：首先我认为，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势在必行的战略选择。从国际经验来看，推动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是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必由之路。
从发展阶段来看，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的过程是相对简单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势，承接和应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转化，凭借后发优势，经过三四十年的发展就进入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行列。但现在如果要继续往高收入经济体发展，实现人均GDP从1.3万美元到4万-5万美元的提升，就只能靠科技进步。科技进步从哪里来？从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中来。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其次，一直以来，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三个领域的管理机制是彼此分开的。例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归属教育部，技工学校则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人社部”）主管，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与技术教育之间存在一定分割；同时，不同阶段的教育实际上也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要功能，但人才的管理则归属人社部，海外人才引进则由移民局负责审批；科技创新也是同理，科技部、工信部等各自管理一部分。因此我认为，需要将三个领域的体制机制融合在一个“大科创体系”之内，才能更好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当前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下，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
《21世纪》：如何形成一体化融合的“大科创体系”？
郑永年：从目前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中国当前实际情况而言，市场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能完全整合这些要素的程度，而行政领域还存在完善空间。谈及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我认为学术和应用教育本身首先要实现整合。绝大多数的基础科研在大学里进行，而应用技术转化以及技术人才培养则往往通过许多省属或市属理工学院完成，管理部门不同，彼此之间也还有待进一步融合。因此我建议，从基础科研到应用技术转化环节应该进行一体化管理，整体统筹，避免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的碎片化。同时，要让“大科创体系”顺畅运转起来，金融服务的支撑至关重要，它是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转化的基础，也是我认为当前驱动经济发展的“新三驾马车”之一。
此外，从人才培养力量的整合来看，基础科学研究型人才大部分由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培养，而应用型人才则不少来自于专门的理工院校，例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本科毕业于浙江理工大学。过去大家习惯分开视之，存在重视学术型人才而轻应用型人才的现象，但近期杭州“六小龙”崛起的案例告诉我们，不能忽视后者的力量。所以，机制改革的同时，还迫切需要转变人才观念。
“帽子”治理需引入市场评价机制
《21世纪》：关于人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和科教界 “帽子”治理。你如何理解？
郑永年：目前科教届普遍存在人才“帽子”情况。“帽子”本来应该是荣誉性的，但是在一些地方实践中，“帽子”往往意味着科创资源的倾斜，意味着相对高龄、资深的履历。然而，当前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强化基础科研人才，更要培养大量工业人才，而后者往往非常年轻，而且不在各类人才计划名单之中，如果他们难以得到创新资源的支持，那么国家的创新能力也会因此削弱。
因此，要改变人才分类评价标准。首先，让“帽子”回归其本身的荣誉性，将学术荣誉和资源投入分开，这样也有利于避免学术研究陷入利益纠葛。其次，要尽量减少“帽子”。“帽子”对科研人员的职业预期有一定的目标指引作用，但要避免年轻人才因将大量时间用于“争帽子”，而减少了真正应该用于创新创造的投入。
《21世纪》：如何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流向年轻的科创人才？
郑永年：一方面，人才“帽子”目前主要由政府来给定，这样的称号本身其实也在影响社会资本的流向，因为政府在给予人才官方认定和评价的同时，也在间接向社会释放相应的信号。因此，过多的“帽子”评价可能会人为地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不利于形成高效的资源分配。另一方面，“帽子”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相信在未来，越来越多的人才“帽子”都需要通过市场的检验，真正地参与市场竞争，由市场、由技术、由行业来定义新的“帽子”。
我们在此前一项有关年龄与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发现，大部分人的创新巅峰是在20-40岁之间，大多数的创新是由年轻人来推动的。从这一点来看，科技创新领域人才的年轻化特点，要求教育体制进行更深刻的改革，其中之一，或许就是考虑大幅度压缩学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时代，各类AI工具能够进行大量的知识传授，因此学校里纯知识输入型的学习内容应该适当缩减，让一部分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才能尽快“学有所用”，并且“在用中学、在用中创新”。现在的科学越来越呈现出实践科学的特点，有时高校专业课所授知识赶不上社会经济的新变化。所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探索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如何改革，对于我国而言也应尽快提上日程。
AI时代的教育需更注重想象力培养
《21世纪》：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我们需要建设怎样的大学？
郑永年：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我们需要与社会经济紧密结合的大学，这应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目前就业市场上存在着一定的供需错配现象，即大学培养的人才与公司所需人才之间还不够适配。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对于人文社科、理工科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相应地也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调整学科设置与教学研究方向。有些学科规模需要缩小，减少简单知识传授性的教学任务，同时可以考虑更多地发展跨学科的、突出实践的应用社会科学。
世界范围内顶尖大学的崛起往往都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不仅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形势，更要引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应成为经济的负担。
《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的意义与价值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永年：“人工智能”，先“人工”、后“智能”。人工智能目前主要是根据已有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处理和自我学习，可以即高效率完成“1-10-N”的升级迭代，但是“0-1”的原创性突破目前还无法做到。我们暂且不谈哲学伦理道德等形而上的问题，仅就形而下的实践科学而言，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逻辑、发现规律，但是它还没有想象力，年轻人才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仍然是当今时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中需要大力培养，甚至是愈发重要的一项能力。可以将这个过程理解为大浪淘沙，AI的出现反而凸显想象力创造力的可贵。
以开放的生态促进人才成长、创新集聚
《21世纪》：近期AI等科技企业的“出圈”引发新一轮城市间的人才竞争，你怎么看？
郑永年：这一轮互联网人工智能热潮涌现了大量的相关领域人才，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找到并坚持自己的兴趣、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人才越来越多。从杭州“六小龙”的企业家来看，没有哪位是被刻意培养出来的，他们都是在接受了基础的通识性的学科教育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通过互联网获得大量知识进行自我提升、自由成才的。成就人才不能只靠刻意的、定向的、有计划的培养，更重要的是给他可以自由生长的平台和空间。
因此，对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构建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每个地方结合自身发展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地优化生态。例如，看中休闲与生活娱乐环境的人才可能会考虑重庆成都，从事矿产资源开发的人会选择去自然资源条件优渥的西北地区，立志进入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的年轻人则会考虑杭州、深圳、广州等等，因为这些城市有适合相关产业发展的完善生态，创新资源集聚。生态需要各地政府依据比较优势来构建，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支持，而业态则是由企业家、由人才用脚投票决定的。什么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才发展和集聚，市场会提供答案。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部分提出，“扩大科技开放合作”。你此前提出过“开放”是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之一，如何认识开放与安全、开放与科技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对于科技创新，你认为需要哪些制度型开放措施？
郑永年：开放是一切，封闭肯定会落后。我认为，越开放就越安全。只有开放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来，有人才有能力就有发展，不开放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而发展是安全最有效的保障。从个体层面来说，开放意味着跨地域、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合作。就企业层面而言，以AI大模型为例，虽然现在存在开闭源之争，但开源也是更快实现技术进步的方式；同时也要有包容性的制度、开放的公司治理体系，一家开放的企业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国家层面上，只有开放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人才也才能流动起来，到最适合的地方和平台进行创新创造。国际层面也是如此，如果不开放，就没有人才、技术的流入，就不会有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
从开放的角度来看今天讨论的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实际上就是需要三大开放系统：开放的教育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开放的金融系统。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相应地吸引顶尖的教育资源、人才、技术、资本的流入，最终促进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