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勇代表：对因案致困的当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这是实实在在纾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切实让广大老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司法温情。
王学斌代表：希望检察机关加强救助效果跟踪回访，建立“案后评估+动态调整”机制，对救助金使用、当事人生活改善等情况进行闭环追踪，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困难群体。
3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最高检工作报告。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人关注：2024年，检察机关对因案致困的当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救助7.3万人7.4亿元。这已是检察机关发放司法救助金连续三年超7亿元。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呈现，更折射出检察机关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制度保障持续升级。
近三年来，检察机关持续开展特色专项行动，加强与农业农村、乡村振兴、退役军人事务、妇联等单位和组织的救助协作，发布了多批司法救助典型案例，不断扩大重点救助对象范围，形成工作合力。
2023年8月，最高检将“完善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机制”纳入《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大力推进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
2024年2月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对因案致困的当事人，尤其是六类农村地区生活困难当事人、“5+2”类困难妇女强化精准救助、有效救助，努力在检察环节做到应救助尽救助，进一步兜牢民生底线。
从制度创新层面观察，报告数据背后是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地见效。多地检察机关建立“司法救助+社会救助”联动机制，联合民政、教育等部门开展就业帮扶、心理疏导等延伸服务；部分地区试点“网上申领、远程核实”数字化救助模式，让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户即可获得救助；针对重大恶性案件受害者，还建立“先行垫付、追偿补充”的应急机制。这些创新实践正在重塑司法救助的时空边界。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唐河县仪勇农机合作社理事长海国勇对记者说：“我注意到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提到对因案致困的当事人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这是实实在在纾解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切实让广大老百姓感受到了浓浓的司法温情。”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检察机关聚焦当前司法救助工作中存在的因信息衔接不畅通、救助标准不统一、救扶衔接不及时而导致救助不到位等问题，积极探索构建司法救助大数据模型，有效挖掘司法救助线索，及时开展检察环节司法救助，充分发挥了大数据在推动新时代司法救助、促进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
例如，北京市检察机关研发国家司法救助线索筛查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精准高效识别涉案困难当事人，在救助线索数量大幅上升的基础上，积极打通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的数据壁垒，将共青团、妇联、残联、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司法局等单位掌握的重点群体数据与检察业务办案数据进行整合，实现救助对象的数据集成。2024年以来，该市检察机关经数据比对碰撞，发现符合救助条件的未成年人131人、残疾人53人、退役军人军属34人、困难妇女233人。
“我认为，司法救助不能止于‘发钱’，希望检察机关加强救助效果跟踪回访，建立‘案后评估+动态调整’机制，对救助金使用、当事人生活改善等情况进行闭环追踪，确保政策红利切实惠及困难群体。”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大学食品研究院院长王学斌表示。
司法救助始终高擎“人民至上”的法治明灯，为弱势群体照亮权益保障的前行之路。最高检工作报告中“深化司法救助、支持起诉等工作，加强老年人、妇女、残疾人等群体权益保障”的庄严承诺，正是这一初心的时代注脚。
（来源：检察日报·法治中国两会特刊 记者：戴佳 郭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