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并起,皇室宗亲刘璋坐拥益州天府之土,却不像曹操、袁绍、孙策等人逐鹿中原,建功立业,更不像后来占据益州的刘备、诸葛亮那样四处征伐,图谋兴复汉室,一统天下。刘璋胸无大志,在当时可谓天下皆知,隐居隆中的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劝刘备早日下手。
刘璋与刘备这样的世之枭雄相比或许暗弱,但说他不知存恤百姓,则是诸葛亮的污蔑。实际上,刘备能够鸠占鹊巢,抢夺益州,既得益于刘璋暗弱,也与刘璋心系百姓有很大关系。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他心系百姓,他才被诸葛亮、刘备这样的人视为“暗弱”。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得知曹操将讨伐汉中张鲁,担心祸及益州,恐惧异常,遂不顾众人劝阻邀请刘备入蜀,助他保卫益州北境。刘璋此举可谓引狼入室,诸葛亮早在隆中对时就建议刘备夺取益州作为根据地。如今机会送上门来,刘备自然不会放过,“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也就是说刘备亲自率领数万大军进入益州。
刘璋喜出望外,把刘备当亲兄弟对待,向其军队提供了巨额物资,“前后馈赠以巨亿计”,以至于使刘备产生了“入境如归”之感,也就是家的感觉。此时刘璋和刘备的关系,相当于老板和雇佣军,据《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此时刘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刘璋老板提前支付了巨额的工资,这样的老板今天恐怕很难找到,那么员工刘备是不是应该卖力为老板打工呢?
然而并没有,刘备北上走到葭萌关就停下来了,他在这里“广树恩德,以收众心”,也就是说,刘备用刘璋给他的资助收买人心,而不是履行与刘璋的约定,去攻打汉中的张鲁,作益州的屏障。可以说,刘备已经违约在先了。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曹操南征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就给刘璋写信,说孙权和自己唇齿相依,关羽在荆州也势单力薄,张鲁则不过自守之贼,不足为虑,因此请刘璋再给他一万人马和大量军需物资,他刘备好回荆州救援孙权。
刘璋虽然暗弱,但也不是傻子,他对刘备在葭萌关的动作本有怀疑,如今听说他要回荆州支援孙权更是恼火,便只肯给兵四千,其余减半。
如果我们站在刘璋的角度想一想,刘备这样的员工未免也太难伺候了吧?预先领取了这么多工资,对刘璋的敌人张鲁一枪不放不说,现在反要求更多的工资去做自己的事业,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哪怕现在刘璋什么都不给,要求刘备立刻滚出荆州,也是合情合理的。更何况,刘璋这时候还发现刘备与自己的谋士张松暗通曲款,意图鸠占鹊巢,取自己而代之。
此时,刘备的獠牙也终于露了出来,因为他一开始要的就是整个益州,之前的种种作为都是在迷惑刘璋罢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刘备向刘璋开战的借口竟然是他刘备“为益州征强敌”,而刘璋“积财吝赏”。也就是刘备指责刘璋很小气,他劳苦功高,却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
此时的刘璋终于领教了刘备的枭雄本色,不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头来还要被反咬一口。虽说刘璋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深深的恶意,但在接下来与刘备的战争中,他却始终坚守道德底线,不忘存恤百姓,哪怕他自己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建安十七年末,刘备正式与刘璋翻脸,率军向成都杀来。据《三国志》记载,面对危局,刘璋的属下郑度献上一计:
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军无辎重,野谷是资。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必禽耳。
也就是说,刘备孤军深入,兵力单薄,后勤薄弱,只能沿途劫掠粮食为生,利在速战速决。如果刘璋把巴西、梓潼等地的民众全部驱赶至涪水以西,烧毁所有的仓库和粮食,使刘备的军队无法就地获得物资补给。之后坚守防御工事,不与敌军直接交战,百日之后,刘备的军队必然会消耗殆尽,疲惫不堪,只能选择自行撤退。到时候刘璋的军队以逸待劳,发起追击,必然擒获刘备。
郑度之计是典型的“坚壁清野”,“焦土抵抗”战术,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刘备听闻此计的第一反应是“恶之”,也就是厌恶,可见正中刘备的弱点和痛处。实际上后来东吴陆逊在夷陵之战打败刘备,采用的正是这种坚壁清野,坚守不出,长期消耗,以逸待劳的战术。
面对如此妙计,刘璋的反应却是:“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也就是说,在刘璋看来,在战争中抗击外敌,目的是保护平民百姓,而不是惊动百姓,牺牲平民利益来躲避敌人。
事实正是如此,坚壁清野对敌军的伤害固然很大,但对己方尤其是平民的伤害也不会小。如果刘璋真的采纳这一计策,那就意味着巴西、梓潼的民众会被迫离开他们居住的家园,失去他们的房子、粮食和其他财产,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乃至“转死沟壑”,死于非命。刘璋治下的益州平民是幸运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幸运,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刘璋这样心存百姓的统治者。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清廷为了解决占据台湾的郑成功集团,防止郑氏军队获得大陆沿海地区的物资,先是实行严禁海上贸易的“禁海令”。到了康熙年间,又推出了极为严酷的“迁海令”。清廷强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直隶(今河北)六省的沿海居民迁离海边30至50里,树立界碑,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制造出宽达几十里的无人区作为隔离带。甚至出界者一律处死。
清朝的“迁海令”是郑度为刘璋所献之计的超级升级版。“迁海令”一下,立刻给沿海居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他们背井离乡,破家破产。沿海的渔业、盐业、海外贸易等完全废弃,原来繁荣富庶的沿海地区变成了萧条冷落的千里无人区,经济损失难以估量。但在大清皇帝看来,为了朝廷的大局,老百姓付出一些代价甚至成为代价又有何不可呢?后世评价刘璋暗弱无能,康熙千古一帝,然而对普通民众而言,究竟谁更友好一些呢?
刘璋不用郑度坚壁清野之计,虽然保全了百姓,却使自己在军事上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益州军队久疏战阵,与刘备的百战精兵对抗自然无力招架。到了建安十九年,随着诸葛亮、张飞、赵云率荆州军入蜀支援,刘备集团进兵包围成都,直取刘璋。
但是,成都并不好打,刘备大军围攻了几十天仍然没有进展。当时成都城中还有三万精兵,各种军需物资足以支撑一年,出于对刘璋宽仁统治的感激和对刘备背信弃义的痛恨,“吏民咸欲死战”,也就是官员和老百姓都想与刘备决一死战。这与后来刘备的蜀汉面对曹魏大军进攻时,上至君臣,下至军民,绝大多数毫无战意,光速选择投降,形成鲜明对比。然而,面对刘备劝降,刘璋最终选择了开城投降,为了劝谕部下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
刘璋的意思是,他和父亲统治益州二十多年,并没有给百姓带来多少好处。而战争已经进行了三年,众多百姓流离失所,死于非命,都是因为他的缘故。如果继续死守城池,让更多人去死,他刘璋实在是于心不安。
这番话说的沉痛而感人。刘璋说他对百姓没有恩德,这完全是自谦之词,城中军民都愿意为这样一个懦弱之人死战,不正是因为刘璋的仁德吗?历史上,真正对民众有恩的人往往口不言恩,反倒是残民虐民之辈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平民百姓的大恩人。
实际上刘璋如果选择死战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正如上文所述,成都兵精粮足,上下一心,更何况刘备的大后方荆州还面临曹操和孙权的严重威胁。在冷兵器时代,围攻一座大型城市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倘若刘备顿兵于坚城之下没有进展,荆州再遭到侵袭,刘璋完全有翻盘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不管是因为暗弱还是因为仁慈,刘璋选择投降,以牺牲自己的权力为代价避免了一场惨烈的围城战,挽救了众多军民的性命,也包括敌军刘备这边的生命。在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刘璋为保全百姓选择不战,这更令人肃然起敬。历史上,为了一己之私,不顾百姓死活,把无数人当作炮灰一样投入战场,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不够多吗?
好在刘备作为胜利者也表现了他的大度,并没有伤害刘璋的性命,而且还归还了刘璋所有的私人财产。虽然刘备这样做有安抚益州人心的考量,但我愿意相信这是刘璋好人有好报。
刘璋或许是幸运的,但对统治者变成刘备的益州民众而言,就不那么幸运了。
刘备入川以后,接受了刘璋的巨额馈赠,与刘璋交战三年都是就地取粮。这是刘备集团对益州百姓的第一轮剥夺。
攻打成都前,刘备为了激励手下将士卖命,许诺打下成都后把府库里的财物分给众将士。这些人也都不客气,破城之后,立马扔掉了武器,把府库财物哄抢一空,益州百姓的民脂民膏就进了这些人的口袋。这是刘备集团对益州百姓的第二轮剥夺。
刘备手下的将士高兴了,刘备却发愁了。原因很简单,府库被抢空了,结果是“军用不足”,刘备极为忧虑。
先是劫掠府库,再是滥发货币,刘备和他的属下刚打下成都,成为益州百姓的新主人,就狠狠宰了益州民众几大刀。但这对益州民众而言这仅仅只是开始而已。
与没有追求的“守户之犬”刘璋不同,刘备胸怀兴复汉室的远大志向。在占据了益州这块天府之土后,刘备连年对外用兵,北伐曹操,东征孙权。而对外用兵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为了汲取资源,保障对百姓的盘剥,诸葛亮制定了严酷的法律,史称“亮严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就是说诸葛亮的严刑峻法让益州上下怨声载道。而刘备伐吴失败,数万巴蜀子弟更是死于非命,埋骨他乡。等到刘备死的时候,诸葛亮在隆中对所说的益州“民殷国富”,到了《出师表》中已经变成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说,“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事实的确是如此,益州“智能之士”看不起暗弱的刘璋,像法正、张松这些人更想追随刘备建功立业。哪怕益州已经疲敝,那些得到刘备殊遇,被刘备用益州百姓的民脂民膏养起来的“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
然而对于刘璋统治下的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他们真的需要刘备这样的“明君”吗?那些刘备攻打益州时死于非命的百姓是说不出话的,那些死在伐吴之战的数万巴蜀子弟是说不出话的,那些在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下咸怀怨叹的蜀汉百姓是说不出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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