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 | 图书馆之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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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之肇始

韦力（著名藏书家，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按照业界看法，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代图书馆指的是古代藏书楼，其特点是重藏轻用；第二代图书馆指的是受西方观念影响而形成的近代图书馆，其特点是藏以致用；第三代图书馆被称为现代图书馆，其特点是资源共享。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而文字需要载体，广义的载体就是各种材质的书，随着图书数量的增多，就需要有专门储藏书的房屋或殿堂，这些建筑物就是广义的图书馆。1900年，美国考古学家约翰·彼得斯等人在伊拉克尼普尔的一个寺庙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泥版文书，其年代距今大约4000多年，这些泥版文书被视为流传至今最早的书之一。但寺庙藏书不能等同于后世所说的图书馆，如今考证出最早的图书馆是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在尼尼微开办的亚述巴尼拔图书馆，这座皇宫图书馆大致收藏了25000块泥版文书，包括宗教铭文、文学作品、天文记录以及数学、化学等科学方面的著作。

古埃及用莎草纸书写的《死者书》大约在3000年前，古印度的《贝叶经》流传至今者，有的也超过了2500年，古希腊、古罗马也都建有一定规模的图书馆，但这些主要都是服务于皇室。古罗马的恺撒想要建造一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这个愿望在他去世后由其部下波利奥实现了，公元前30年代，罗马城内有了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丰湖书院

中国最古老的文献被称为“三坟五典”。殷墟出土的商周甲骨文已然是成熟文字，故殷墟也被视为留存至今中国最古老的图书馆。秦始皇在都城咸阳的阿房宫设有专门的藏书机构，还专门安排“柱下史”负责管理藏书。汉高祖刘邦命萧何接管秦朝遗留的图书，为此专门修建了宫廷藏书楼，《汉宫殿疏》中称：“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自此之后，中国历代几乎都有官、私所办的藏书楼，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具有集体性质的藏书机构，比如书院藏书，其介于公藏与私藏之间。

很多人认为现代图书馆是西方舶来品，无论办馆理念还是管理方法，均与中国古代藏书楼有着本质区别。这种说法有其道理在，但若仔细予以鉴别，也有不符事实之处。

中国很早就有与人分享的理念。春秋末年，孔子的弟子子路明确地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惜其所分享之物中，没有提及藏书。魏晋时期，将私家藏书与人分享的观念已然产生，《晋书·儒林传》载：“（范平）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南齐书·文学传》称：“（崔慰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北宋时期，苏轼的朋友李公择曾在庐山五老峰下建藏书室，藏书量近万卷，离开时把这些藏书留在了原处，与人分享，为此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夸赞这种行为：“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到了明末，多位藏书家都谈到愿意将自己的藏书与天下人分享。钱谦益在《跋〈草莽私乘〉》中谈到李如一的藏书观：“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怀璧为有罪，况书之为宝，尤重于尺璧，敢怀之以贾罪乎？”明末清初的曹溶更是反对把藏书封闭起来，为此特意撰写《流通古书约》，提出了一整套互通有无、流通古书、为古书续命的具体方法。

清代中期，山东藏书家周永年提出了“儒藏说”。虽然这种说法早在明末时藏书家曹学佺就已经提出，但曹学佺当时的观念是指整理历代儒家经典及相应解说并汇为一处，与佛藏、道藏相媲美，曹学佺的“儒藏说”中并没有提到书籍的流通问题。周永年的观念则是倡导藏书公开，他认为只有公开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流传书籍，同时提出“惟藏之有法，故历久不替”，他所说的保存之法，则是“天下万世共读之”。周永年还建起了藉书园，以实现他的共读理念，而“藉”者，借也。

虽然藉书园的藏书最终也失散了，但是周永年的“儒藏说”理念却通过《四库全书》得以实施。周永年不仅参加过《四库全书》的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不少失传的文献。当年的四库七阁，其中有三阁处在南方，乾隆皇帝规定南三阁可以对学人开放，免费入内读书和抄录，等等，已然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因此司马朝军先生主编的《〈四库全书〉与中国文化》中称：“一部《四库全书》实即一部《儒藏》。”

晚清民国时期的不少藏书家都有将藏书公开的意识，比如玉海楼主人孙衣言称：“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清光绪二年（1876），国英所建共读楼被称为北京最早的私人图书馆，当时他特意在宗祠旁边建楼五楹，认为自己的藏书“子孙未必能读，即便能读，亦何妨与人共读”，故而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

尽管有些传统藏书家不吝于将所藏与人分享，但多数藏书还是秘不示人，这既与藏书家本人的性格相关，同时也是因为缺乏完善的社会制度，借出之书往往难以索回，所以他们宁愿深锁琅嬛饱蠹鱼。在封建社会，个人藏书属于私有财产，而儒家文化使得许多藏书家都希望子孙能世代守护自己辛苦积攒的文化成果，以便培养出更多的读书人。比如明代范钦所创的天一阁，严格规定不能将书携带出阁，违者不许参加祭祖大典。明代藏书家叶盛在《书橱铭》中写道：“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斅，借非其人亦不孝。”清代藏书家万言的一方藏书章印文为：“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勿鬻，熟此直可供粥。”清代藏书家王昶在藏书印中告诫子孙：“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这类藏书印还有许多，他们通过藏书印发出如此严厉的警示，一是说明古代藏书搜集十分艰难，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善本确非易事，二是侧面说明了在那样的时代积难散易。

图书的失散不仅仅是因为子孙不能守祖业，还有很多外在原因，尤其是社会动荡，对公私藏书都会构成巨大威胁。比如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他们用拜上帝教来否定封建传统、儒家思想，在《诏书盖玺颁行论》中称：“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南三阁《四库全书》仅余半套，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损失过半。而那时的战争中心与藏书中心都在江南，致使很多藏书楼被毁。

战争结束后，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私家藏书的力量薄弱，再加上那段时间西方公共图书馆的理念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有些人意识到，藏之于私不如藏之于公，密藏于家不如与人分享。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藏书家愿意与人分享自己的所藏，仅从藏书分享角度来说，这已经与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基本相同，只是在藏书楼的管理方式及分享方式上，尚未形成完善而持久的制度体系，致使很多与人分享的藏书楼一世而斩。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带有分享性质的藏书楼存在过，就不能说公共图书馆观念全部来自西方。

私人开放的藏书楼因为各种原因难以长久，于是有些人开始思考外国的一些图书馆为什么能够长久保存，并且有着更高的开放度。

就物权而言，中国古代藏书楼大部分属于私人所有，并没有在国家政府层面对外开放的藏书楼。有些学者把传统藏书之处称为藏书楼，把新式观念的开放式书楼称为图书馆。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起源，吴晞在《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一书中认为：“第一批超越了旧式藏书楼窠臼的新型图书馆，却是西方传教士们所创办的基督教图书馆。”该书中提到明代中晚期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后来的继承者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带来了西方的书籍，同时也带来了公共图书馆理念，比如1623年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介绍了欧洲的图书馆状况。西方人在中国建的最早的西式图书馆应该是17世纪金尼阁所建的教廷图书馆，他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在中国成立了名副其实的教廷图书馆”。此后北京又陆续建成了南堂、东堂、北堂、西堂“四堂”图书馆。

之后又有了徐家汇藏书楼、文华公书林等，这些教会藏书楼的所藏，后来大多汇入了当今的公共图书馆，如果溯源各地公共图书馆的藏书，有不少都能找到教会藏书的身影。因此可以说，西方人在中国所建的教会图书馆，可以视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前身之一。

徐家汇藏书楼内

总体来说，那时创建的一些西式图书馆在中国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此后因为禁教之故，这些图书馆处于封闭状态。直到1840年后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又建起了一些图书馆，比如1847年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创办的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以及1871年伟烈亚力创办的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胡道静在1935年出版的《上海图书馆史》中转引了他人对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的评价之语：“在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

亚洲文会大楼

这个时期，中国早期维新派开始痛定思痛地思索为什么貌似强大的帝国却败给了西方，想要了解西方强势的原因。林则徐主持翻译了英国慕瑞在1836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其中文译名为《四洲志》，书中谈到了西方近代图书馆状况。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谈到了编纂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洋人除了枪炮还有哪些长技呢？魏源在书中谈到了西方的学校、报馆以及图书馆等，后者与前者有着必然的关联。此后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也谈到了西方图书馆。

1867年，王韬在朋友资助下前往欧洲游历，他参观了英法图书馆，在《漫游随录》中写道：“法国最重读书，收藏之富殆所未有。计凡藏书大库三十五所，名帙奇编不可胜数，皆泰西文字也。”谈到大英博物馆时，王韬说：“其地袤广数百亩。构屋千楹，高敞巩固，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以防火患也。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

王韬注意到，这些图书馆除了藏书数量巨大，还可以任人翻阅：“其前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墨俱备，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因此，王韬可谓是近代人物中第一次系统考察西方图书馆并撰写介绍文章的人。

接受一种新事物，首先要接受其观念，图书馆也是如此。以开放观念论，如前所说，中国古已有之，比如阮元所建的书藏，这种开放观念在社会上造成广泛影响，后来多地都出现了仿阮元而建的各种书藏。但是能读到藏书的人毕竟是少数，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在接受了西方理念后，呼吁创建开放式图书馆。比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先介绍了清代官私藏书之盛：“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指不胜屈。”接着谈到了私藏的弊端：“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即使官藏也非一般人能任意翻阅：“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作人养士之心，至为优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庋，寒士末由窥见。”最终这些费了很大气力抄写而成之书，被战火所毁，“及寇乱洊经，付之一炬”。

对于西方图书馆的优点及状况，郑观应写道：“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本国有新刊之书，例以二分送院收贮。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六阅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

在郑观应看来，如果中国也建这样的图书馆，就能使国家迅速强盛起来：“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夐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可见那时的有识之士介绍西方图书馆，目的仍然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客观上，他们让更多世人了解到西方强盛与图书馆之间的必然联系，这为中国建造近代新式图书馆起到了理论铺垫作用。

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转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加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救亡图存的斗志。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创办了强学会，章程中写明强学会要做四件事：翻译西方典籍、发行报纸、开大书藏、建博物馆，其中“大书藏”指的就是图书馆。1898年“戊戌政变”使得一些开办的图书馆被查封。1901年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新政之一就是要开办近代新式图书馆。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提到“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广罗中外古今各种图书，以资考证”，于是各地新建起的大学堂纷纷开设了图书馆。

1904年3月，梁焕奎、龙绂瑞等在《湖南官报》上发表募捐启，倡议创设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馆，后经湖南巡抚批准将长沙定王台改作图书馆。有些学者认为，湖南图书馆是中国第一所省立公共图书馆。此后，全国各省纷纷成立省立图书馆，一些市县也成立了公共图书馆，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私人及团体也开办了开放式的图书馆，由此使得公共图书馆在中国得以迅速普及，同时呈现出属性的多样化。

光绪年间的湖南图书馆兼教育博物图书馆，位于古定王台

然而那时中国还没有与西式图书馆恰当对译的名词，例如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父子合著的《外国史略》中介绍到荷兰图书馆时，将其翻译为“书院”，王韬则称之为“藏书大库”，郑观应称之为“藏书院”，等等。对于这个新生事物，那时还没有统一的定名，一些呼吁者把图书馆也称为藏书楼，例如刘师培写过《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文中感慨封建社会不以学术为公器：“嗟乎！三代以降，苛政日增，不知以学术导其民，并不以学术公之于世。”为此他提出：“今宜参用其法，于名都大邑设藏书楼一区，以藏古今之异籍。”刘师培所说的“藏书楼”其实就是现代公共图书馆。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家鼐谈到西方教育时称“泰西教育人材之道，计有三事：曰学校，曰新闻馆，曰书籍馆”，其所说的新闻馆乃是指报社，书籍馆实指公共图书馆。

对于“图书馆”一词的使用，吴晞在其专著《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中说：“中国‘图书馆’一词的直接来源出自日文‘図書館’，最初是由梁启超引进到中国来的。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可见“图书馆”一词确实是舶来品。中国早期人文启蒙者大多是从日本间接地接受西方观念。程焕文在其专著《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中提及，日本古代和中世纪所建的藏书处称为文库，明治五年（1872），在维新派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创办了东京书籍馆，明治十三年（1880），该馆改名为“东京図書館”，程焕文说：“是为日本使用‘図書館’一词的开始。”

可见，日本的公共图书馆概念来源于西方，他们最初使用的是“书籍馆”，后来有了“图书馆”一词。中国借鉴此词，在初期乃是将藏书楼与书籍馆、图书馆等词并行，后来才定于一尊，公共藏书处一律称为“图书馆”，这种用法沿用至今。只是有一度将“图书馆”三个字合为一个字——圕，这是一个新造的象形字：将书放在一个大房子内。“圕”字是民国十五年（1926）由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发明的，因为他在撰写图书馆学著述时，感觉文中不断地重复出现“图书馆”三个字太过麻烦，所以他发明了“圕”字来代替。1929年后，杜定友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提出《采用“圕”新字案》，获得通过，于是有些书上就出现了这个新字。

总体来说，现代图书馆概念来自西方和日本，因此吴晞认为：“中国的图书馆是西方思想文化传入中国的产物，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是从接受西方的图书馆思想及管理方法之后才开始的。”

随着图书馆的增多，相关的协会也随之诞生，中国最早的地方性图书馆协会是1918年成立的北京图书馆协会，自此之后，各地图书馆协会纷纷成立，1925年又成立了全国性的图书馆团体——中华图书馆协会。该会的成立促进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他们制定章程，培养人员，联络国际图书馆，等等，在许多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1920年，经韦棣华女士的努力，她与沈祖荣等人在武昌文华大学开设了文华图书科，后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该校培养出来的图书馆学人才在日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专家，他们为此的付出必将为历史所铭记。

但是，天下大多事物都具有萌芽期、成长期和衰败期，如果说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观念乃是“共享”二字，那么传统的藏书家早已具有这种观念，只是其管理制度与开放理念不如西式图书馆健全。故而我认为，西方图书馆的传入，丰富和完善了图书分享理念，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讲述中国图书馆的故事，就要从中国古代藏书楼中找出具有开放理念者，予以论述。

如果以具体藏书论，现代中国的公共图书馆均很重视古籍善本的收藏，很多馆都将收藏善本量的多少，作为该馆收藏水准的衡量标准之一，而这些善本原本大多来自古代的私家藏书楼。这也侧面说明了传统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的递承关系。

灵隐寺中的云林图书馆

因为我喜欢藏书之故，这些年来为了核对善本去过一些国内公共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为此陆续写了一些图书馆参观记。在新冠疫情期间，出门受到限制，故而坐在书桌边将这些走访图书馆之文分类梳理。在梳理书稿之时，我还是觉得讲述中国公共图书馆要从传统的、具有开放意识的藏书楼说起，比如阮元的灵隐书藏等，于是我将这部分内容补入文稿中，视之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肇始，或者称之为萌芽期。走访各家省、市、县级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是本书的正章，我将相关之文分类汇为公共编与学校编。也有一些其他性质的图书馆，比如家族性质的关族图书馆和司徒氏通俗图书馆，这些馆不能称之为公共图书馆的前身，但它们的开放理念也属本书收录的范围，故而我将其放在辅翼编，我觉得它们恰好能够表现中国开放式图书馆的多样性。这种分法虽然不能涵盖中国图书馆类型的全部，但大致可以看出开放式图书馆的延续和脉络。

关族图书馆

司徒氏图书馆

按照原计划，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公共图书馆应该前去探访，但因疫情之故，这个想法难以实施。疫情的间隙我在北京市内寻访一些老图书馆，然外地的一些老馆却没有办法前往补充。事实上，藏有古籍的中国公共图书馆数量远比我想象的要多，这本小书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涵盖面，因此未访到的图书馆只能期待将来出续集，以便更完整、更全面地展示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方方面面。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的视角主要在古籍方面，因此没有全面地讲述各家图书馆的丰富馆藏，比如平装书、洋装书、外文书及报纸杂志等，文中记述的主要是参观善本库和观赏善本时的感受，但是我的狭隘和偏见并不能掩盖各家图书馆馆藏的丰富，读者可以走访各家图书馆，亲自去领略一番。

于我而言，参观现代化的图书馆，却专门去看其中的古籍，这有如流行歌曲中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似乎用这句歌词来形容中国公共图书馆也很贴切。虽然我所谈的仅是一私之偏，却也是爱书人大多感兴趣的角落，对于公共图书馆的全面论述，则只能留待方家了。

这些年来的图书馆寻访，我得到了很多师友的帮助，得以进入一些重要图书馆的书库，目睹那些如雷贯耳般名典的真容，在此我向那些为我提供过帮助的师友表示郑重谢意。在图书馆之旅中，我既看到了老的馆舍，也看到了新的设施，惊叹于图书馆的壮美。天堂是不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没去过天堂，不敢下断语，但我可以确定地说，图书馆一定是知识的天堂，也是爱书人心中的天堂。

时至今日，社会在巨变中，网络数字化越发普及，数字图书馆也不断涌现，今后纸本书是否真会成为陈列用的古董，我于此不敢断言，但我觉得书籍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无论图书变成什么形式，曾经的历史都不能忘却，我以自己的眼界所及，记录下所看所想，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初衷。

韦力

2022年5月28日

（本文为《馆窥——我的图书馆之旅（全四册）》序言，推文标题为公众号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