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一起新疆某三甲医院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案件。
2017年2月，患者李某在北京某医院接受脑动静脉畸形栓塞术。9个月后，他转至新疆某三甲医院康复科，入院诊断为“脑梗死合并脑出血”。
住院第四天，患者李某突发左侧肢体无力，核磁共振显示脑梗死。医生为其开出治疗脑梗“三味真火”：依诺肝素、阿司匹林、氯吡格雷。11月11日紧急手术后，患者仍因脑疝死亡。
家属控诉：“依诺肝素、阿司匹林、氯吡格雷这三种抗凝药说明书，明确写着脑出血患者禁用！是它们导致了二次大出血！”
但患者患者是“混合型脑卒中”，脑梗+出血，抗凝治疗符合诊疗常规。并且入院时医生已反复建议手术，但家属多次拒绝并签字，患者自身脑血管畸形才是主要死因。
医患双方，观点不一，相持不下，走司法鉴定。
鉴定结果认为，医院使用抗凝药前未充分评估、未告知风险，构成医疗过失。尽管患者自身疾病占主因，但程序不到位，医院承担49%的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医院对患者死因负近一半的责任相关度。
依次，法院判决医院赔偿44万。
这起医疗纠纷案例，撕开了医患纠纷中最尖锐的三个痛点。
一个是，这则案例，提出一个问题，当医生手握两种致命风险的治疗方案时，该是向左，还是向右？谁又该，为这场“生死赌局”买单？
这个问题不解决，医生必然会被迫在救命与免责之间权衡，催生过度医疗或保守治疗。
二是，这则判例，告知一个冰冷的事实，当程序正义高于医学判断，即便治疗方案在医学界存争议，但“未告知风险”“未多科会诊”等程序疏漏，还是会成为患方的“免死金牌”，使医生构成法律过错。即便医学上合理，法律上仍难免责。
三是，更刺痛医生仁心的是，只要患者死亡，只要家属追责，且医院几乎都难逃赔偿。只要是一级甲等事故，类似的判定，已成常态。
这种判例，会给人们传递一个误解信号，大家会将“医学不确定性”误解为“医疗事故”，加剧医患对立。
人类大脑的“共情系统”和“道德计算器”经常在打架。 亚当·斯密在250年前就预言了今天的闹剧。
他在《道德情操论》提出：人类天生有同情共感，理解对方喜怒哀乐。但斯密也警告，这种共情会被道德偏见所劫持。
这场判决，没有赢家。
家属获得高额赔偿，医生背负了错误的骂名，司法体系也在医患爱恨纠缠的情与法之间中撕扯，且行且纠缠，对错两难。
最终的结局，就是医生畏手畏脚，不敢为病人一博。看似伸张正义，其实再给中国医疗带来很大的麻烦。不是医生无能，而是患者自讨苦吃。
作为医生，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幸存者偏差的偶然事故。
没有偶然的事故，只有偶然中的必然。
迟子建有本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生活在大兴安岭的游牧民族鄂温克人。
仔细梳理里面的人物命运，能寿终正寝的没几个，不是摔死的就是冻死的，或者被熊咬死，喝酒醉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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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于概率者，必将被概率斩于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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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老叶说医，作者叶正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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