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强音
编者按：
从遏制“远洋捕捞”维护民企合法权益，到对缅北电诈集团提起公诉打击电诈，2024年以来，一系列热点法治事件不仅是司法实践的生动注脚，更是法治精神的有力彰显。2025年全国两会，南方都市报全国两会前方报道组推出“法治强音”专题报道，对话多位法检系统等法律界人士，解读司法政策走向，直面法治建设新挑战。
近期，“为外卖骑手缴社保”相关话题多次冲上热搜，引发社会热议，相关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亦备受关注。南都记者了解到，随着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以灵活就业为主要特征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由于新业态劳动者劳动关系模糊、劳动合同形式多样，其合法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
全国两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提出关于修订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议案，呼吁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
他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等问题，由于法律法规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措施较为分散，亟需通过专门立法，统一规范相关权利义务，保障灵活就业人员享有基本权益。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
谈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
亟需通过专门立法，统一规范相关权利义务
南都：我们关注到，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修订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议案，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能否介绍下提出这个议案有怎样的考量？
贾宇：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从现有的立法规制来看，还是我们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来看，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但目前，我国《劳动合同法》主要针对传统就业方式，难以适应灵活就业的特点和需求，大量灵活就业人员面临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等问题，导致灵活就业人员在劳动报酬、劳动时间、社会保障、劳动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保障不到位，不仅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切身利益，也制约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提出了这一议案。
南都：具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存在哪些问题？
贾宇：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遇到了不少案件涉及到这类问题。比如，有的外卖骑手“被外包”，有的“被签订”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当工作中出现受伤等情况主张权益时，用工平台或企业常常以此否认彼此存在劳动关系，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维权保障。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存在诸多问题。如外卖骑手收入分成不透明，工作时间较长。目前外卖平台的派单机制和计费规则较为复杂，部分外卖骑手收入被分包商抽成、劳务外包公司截留，收入分成比例不透明，影响灵活就业人员收入。同时，为维持生计或提高收入，灵活就业人员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影响身心健康，亦对道路交通造成安全隐患。亟待通过修订相关法律进一步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报酬、规范工作时间。
同时，灵活就业人员大多需自行缴纳五险一金，社会保险体系覆盖不足。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传统劳动关系，未能有效覆盖灵活就业人员，导致该群体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较大风险。部分外卖平台虽强制要求骑手购买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费用由骑手自行承担，增加了其经济负担。由于成本考量，骑手往往选择理赔金额最低的保险，导致保障范围有限，难以有效应对意外事故对自身及第三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此情形下，亟需通过立法的方式进一步明确规范社会保险的缴纳主体、保障范围、缴纳责任等，切实维护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
此外，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权益保障缺乏刚性约束。现行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就业模式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灵活就业人员维权困难。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遭遇工伤或其他与平台企业之间的纠纷时，难以通过现有法律途径获得有效救济。由于法律法规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措施较为分散，亟需通过专门立法，统一规范相关权利义务，保障灵活就业人员享有基本权益。
外卖骑手身着御寒装备在送餐途中。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谈上海法院保障劳动者权益
破除以连环外包等手段规避用人责任的“障眼法”
南都：在审理涉灵活就业人员相关案件时，上海法院如何为劳动者提供应有的司法保障？
贾宇：去年，上海法院审结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1223件。司法实践中，上海法院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努力做好涉灵活就业人员相关案件的司法保障。
比如，涉外卖骑手劳动关系纠纷案中，根据实际用工情况认定骑手与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破除以连环外包等隐蔽手段规避用人责任的“障眼法”，助推劳动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此外，我们发布了《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稳定就业的实施方案》，会同市人社局等部门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意见，不断健全完善联动机制，搭建调解平台，形成工作合力，着力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南都：接下来，上海法院在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还将有哪些举措？
贾宇：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是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是强化平台企业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公平就业、增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上海法院将继续紧盯就业这个基本的民生，聚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各类劳动者权益保障，依法妥善审理好新领域新类型劳动争议案件，持续加大相关纠纷调解，加强普法宣传，推动更多劳动争议纠纷源头实质化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但要真正解决这一痛点难题，需要各方携手共同努力。这次全国两会，我提出这个立法议案，既是基于对当前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的观察，也是基于对当前劳动者权益保护痛点的思考；我们也希望全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灵活就业人员，进一步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更好地维护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稳定的社会劳动关系。
谈法治化营商环境
将建立企业商业风险告知防范机制
南都：我们注意到，在今年发布的上海市营商环境8.0版行动方案中，法治化相关内容显著增加，包括“解决商业纠纷”“办理破产”等。上海法院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有哪些探索？
贾宇：今年是上海法院扎实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第八个年头。过去一年，我们的步履依旧坚实，在许多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比如，去年上海法院商事纠纷案件一审平均审理时间下降至48天，破产案件平均办理时间缩短121天，均是近年来最优水平，这是企业能直观感受到的高效。再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同比上升132.4%，这是企业能直观感受到的公正。又如，96.2%的诉讼材料实现电子送达，47.5%的庭审以线上方式进行，3个工作日内即可获取自动生成的文书生效证明，这是企业能直观感受到的便捷。此外，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数字法院建设的融合更加深入。
南都：“风险预防化解”是很多企业关注的话题，上海法院优化营商环境的最新方案如何帮助企业解决这一难题？
贾宇：前不久，我们最新发布了《上海法院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行动计划（8.0版）》，将企业的实际感受作为评判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成效的核心标准。8.0版行动计划十分关注商事纠纷的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比如，提出多维度、全方位完善调解运行体系和仲裁司法支持，推进仲裁保全、仲裁调查令在线办理等措施，以进一步调动和释放多元解纷力量，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类型的纠纷源头化解模式。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再向前一步，重点关注企业商业法律风险的源头预防，比如，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企业设立、运营的商业法律风险告知防范机制，建设企业商业法律风险防范案例库等，进而帮助企业有效提升风险识别和预防能力。
南都：我们也关注到上海法院在积极推进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构建符合企业需求的简易破产和司法救助机制，上海法院如何进一步提升破产案件办理质效，促进企业拯救和出清？
贾宇：在经济市场中，有久经洗礼的“常青树”，也有诸多企业难以避免兴衰更迭的命运。破产办理，不仅关系着困境企业的生死存亡，更牵动着利益相关方的权益保障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近年来，上海法院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注重为困境企业提供快捷高效的挽救和退出渠道。
去年，我们与公安、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税务、社会保障等8家部门建立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平台，实现了10项破产涉案信息的“一网通查”，上线至今已有1200余人次申请查询，大幅度提升了破产财产的处置效率。另外，去年全年，全市法院共办结破产、强制清算案件2738件，化解债务900余亿元，盘活资产170余亿元。数据背后，足见上海法院强化破产办理的力度。
今年，我们还将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深化机制衔接，压缩破产办理时间。同时，多管齐下，不断优化企业重组重整效果。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上海法院将继续推动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破产法治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采写：南都记者刘嫚 赵唯佳 发自北京
南都全国两会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