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而言，中西方有很多不同。对“过错”认知的不同，一定是最醒目的一个。
每当出现大的灾难之后，中西方常会走向两个极端。
在中国，多以控诉为主。一切过错，都推给了“他者”——罪在前世、罪在社会、罪在敌人、罪在时代、罪在传统、罪在现实.....总之，罪不在我。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再复称之为“谴责有余，自审不足”。也正因此，像巴金这样，特殊时期后，审判自我的行为，显得弥足珍贵。
而在西方，则多以批判自我灵魂的“忏悔”为主——犹太人有哭墙，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堕落的忏悔；德国有总理勃兰特的华沙之跪，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恶行的忏悔；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母题，大多都是主人公的“救赎”历程；更不用说随处可见的教堂、告解室。这是一个饱含罪感文化与意识的世界。
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文化如此缺少忏悔意识？
▍原因一：中国文化缺少幽暗意识
忏悔的第一个大前提是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不完美，乃至罪性。
作为西方文化三大来源之一的基督教，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西方人认为，人都有“原罪”——一种向下堕落的倾向。哪怕是刚出生的小孩子也有着对同样吃奶小孩的嫉妒心。有“原罪”自然需要通过“悔悟”“忏悔”去实现“救赎”。
所以有人说，西方是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
而中国文化，李泽厚称之为“乐感文化”。既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也不同于日本的“耻感文化”。
乐感文化持性善论，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快乐中实现超越。比如含饴弄孙、夫妻和谐、父子亲密。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中国文化中，缺少这种“幽暗意识”。人不是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的罪，自然也就无需给忏悔以位置。
中国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中国人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
反观西方，哪怕令人诟病的卢梭，也在《忏悔录》中，不停呼吁人应该忏悔。忏悔才是珍爱自己，才是捍卫自己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生灵的荣誉。
▍原因二：中国文化缺少超验存在
忏悔的第二个大前提，是有一个超验的、全真全善全美的终极存在，作为忏悔的对象。如基督教中的上帝，甚至各种超自然神灵。
严格来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都没有这样的超验存在。儒家的圣人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道教的“三清”是更高级的神仙，佛教的释迦牟尼更像是一个较早觉悟的先知。
缺乏超验的信仰对象，但信仰又是人的精神必需，所以中国文化就把政治、军事、文化中的领袖，作为了信仰的对象——儒家的圣人、关羽、岳飞甚至孙悟空这样的文学形象.....
这些信仰对象，承担的是“效用”，不是悔悟“对象”。中国对他们的跪拜，是有所求，而不是有所悔。所以有人说，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当求而不灵的时候，信仰对象甚至有可能成为怨恨对象。
没有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作为人的信仰对象，忏悔自然不会发生。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所以，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就很难做到这点。
反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认为人是微不足道，这世界唯一配得上让众人膜拜的只有上帝；人都是卑劣的，包括他自己。
▍原因三：中国文化缺少独立主体性
忏悔的第三个前提，是个体作为独立主体而存在。
忏悔实际是内心法庭对自己的审判，它所表达的是忏悔者向上的意志。只有具备主体意识，才能进行真正的忏悔。
在西方，把人看成独立主体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可谓源远流长。
然而，中国有着漫长的大家长传统。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只有最上位的那个老大，才是独立的主体，其他人都像未成年的孩子。
孩子缺乏自省能力，他们只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因此，每当一场社会大灾变过后，中国人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他们像孩子一样控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要求家长惩罚别人，安慰自己。在控诉之后受到安慰是他们最为欣慰之事。控诉未遂则会使他们感到委屈，生出哀怨之情。
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在屈原的诗、《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伤痕文学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控诉意识。
没有独立主体意识的文化，自然不存在忏悔的个人。
忏悔，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长大成人，以主体的身份为自己和历史负责，在犯有罪责时进行自我追问和自我惩罚。
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就不停忏悔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个“多余的人”，对于民族、社会和国家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
总之，忏悔的存在，意味着“我”是不完美的，“我”与超验存在有着深刻联系，“我”又有独立的人格，因而对历史负有责任。这无疑是一种极其伟大的意识，以至于罗素说，基督教的原罪观，是文明史上的重大进步。忏悔意识，则是成了西方文化最优秀的基因。
西方的忏悔传统不仅源远流长，更有着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三大忏悔录屹立在“自我审判”文化丰碑上。三部忏悔录都袒露无遗地写出了作者做的荒唐事情、所犯的罪恶，并对其做了极其深刻的心理剖析，开启了三场灵魂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