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元正 | 叶文县长传

【按语】：本文源自叶文县长儿子的回忆，回忆难免存误，但为文意不变，编者仅对学历和职务予以注解，余请读者自解。

一、溯源

我记得幼小时家中大人曾告诉过我，我们叶氏家族是从福建移居到浙江宁海的，据说在明朝前，曾有叶氏的祖先还曾当过丞相。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的瀝洋镇（今称力洋）聚居着约数百户人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叶氏家族。

叶氏家族在瀝洋镇有祠堂，其中供奉祖先的牌位，还有家谱，其中有经祖先拟定的各辈分的排序，我只记得我爷爷是慕字辈（或子字辈），我父亲是显字辈，他在家谱中称叶显穆。我属源字辈（后简化为元字辈）在家谱中我称叶源蒸（后为叶元正）。我的下一辈为秀字辈。

1957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时，曾在野外实习到过江西省全南县，发现聚居着百来户人家一个小村落也都是叶氏家族，而且辈分的排序竟然也和我相同，也是显字辈的下面是元字辈，再下是秀字辈。

1963年我调到安徽省铜陵市，发现有不少姓叶的人氏其辈分排序也和我一样，据称他们来自安徽省无为县，也是叶氏家族聚居的地区，包括好几个村落,其辈份排序也和我的辈份排序相同。可以认为叶氏家族的繁衍生息不是非常发达,分支也不茂盛,因而在家谱及辈份上都还有踪影可寻。

现力洋村全景图（朱军校摄）

二、在宁海瀝洋的叶氏家族

宁海县属于宁波市,濒临东海。瀝洋镇位于宁海的东边，在三门湾的海湾内，距海边仅数百米。三门湾是渔产极为丰富的天然渔场。

幼小时曾听大人说，一到渔汛，海面上的鱼密密麻麻，几乎看不到海水，随便用捞网就能捞上一满网的鱼。黄鱼渔汛时，还能听到黄鱼像牛般的吼声。带鱼渔汛时，下了鱼钩，钓上一条带鱼，因为带鱼头尾相连地相互咬住，只要接连不断的将鱼拉绳子似地拉到到船上，等船装满了，拿刀把最后一条带鱼尾巴斩断就行了（这个说法似乎有些夸张)。

小时候听了十分神往，真想去海上拉拉带鱼。除了大黄鱼，小黄鱼和带鱼之外，三门湾里还盛产石斑鱼，鲳鱼，鳓鱼，海蜇，鲎鱼等；在海涂（泥质的海滩）中还有青蟹，蛏子，牡蛎，蛤蜊，弹跳鱼，红螯蟹等等。瀝洋镇的海产非常丰富，到现在还是舟山渔场中的重要渔业产地。

瀝洋镇一带基岩全为流纹岩类的火山岩，火山岩风化形成的土壤十分肥沃，不仅能生长庄稼和各种树木，还有许多特有的果木。如黄岩蜜桔（注：无籽蜜桔），真正上佳的黄岩蜜桔其实产在宁海瀝洋一带。还有杨梅，人们只知道余姚杨梅有名，然而瀝洋的杨梅不仅个大，有余姚杨梅的二倍大，而且口感鲜美，还有紫红，大红，粉红，白色等多个品种，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有待宣传和开发了。

我小时候常到杨梅产区的乌岩坑去，直接爬到杨梅树上边采边吃，大快朵颐。2007年我和三弟五弟六弟阿妹等回乡探望时，正值杨梅上市，大家也都领略了瀝洋杨梅的美味。

在瀝洋镇，聚居的叶氏家族有几个大的分支，我记得有“中央份”、“上大份”、“上小份”等（所谓“份”是指一房，大约相当于一大户）。我的曾祖父那一房称“中央份”（2007年我和三弟、五弟、六弟等回宁海老家时，“中央份”等称呼还有人说起），曾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的爷爷是第四子。我还能记得我的二爷爷叶子辉，三爷爷叶颂清（字子布），五爷爷叶慕飞。

三爷爷叶颂清

“上大份”应是我曾祖父的哥哥那一房，可能在当时比较富裕，建有一大片房子。当地的房子基本格式为二层的四合院楼房，大门内是一个院子，院子四周是正房及厢房，正房中间为大厅，大厅两旁是两个正房间，正房间旁是通向二楼的楼梯，厢房也是楼房，厢房和正房连接处的底层是厨房。这样的建筑格局，每个四合院有二个主楼梯。

“上大份”那一片楼房四合院连着四合院，据说有76个楼梯，也就是有36个四合院楼房连成一片，规模很大，在当时有“东南第一豪宅”之称，可与山西的王家大宅等相媲美。而其建筑及装饰均别具风格，保存相当完好，当地有关部门曾有打算将其列入宁海-象山旅游线路的一处古建筑景观。

三、我的爷爷一辈

我曾祖父生五个儿子，女儿数不详。对大爷爷和我的爷爷（第四子）我都没有印象。我父亲在青少年时受三爷爷（叶颂清）提携，到保定军校学习（编者注：应为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并从此步入仕途。后来我们家和三爷爷的后代一直往来比较密切，了解得也多一些。

三爷爷叶颂清（1879-1936）于中日甲午战争后从军，经秋瑾介绍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光复会”，并与徐锡麟组织了浙江省的“光复军”。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后建立浙江省军政府，并与徐锡麟共同主持军政府。因军功卓著，晋升为陆军中将，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警卫师师长。叶颂清娶有三位夫人，育有八子三女。

二爷爷叶子辉，我在小时候还见过，记得他家里养过一匹马（在南方水乡地区马是较罕见的），我还记得他有时骑马在瀝洋镇的路上奔驰，其他就不记得什么了。

我在小时候见过五爷爷叶慕飞，较为清瘦，留着山羊胡须。解放前，叶慕飞曾做过瀝洋乡乡长，家里又是地主，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畏惧潜逃，后自缢在上海的一个小旅馆里。

我爷爷育有三个儿子和二个女儿，我父亲是长子，二子即我的二叔逝世很早，我没有印象。三子即三叔与我家相处时间较长，还能记得，两个姑姑还有些印象。

父亲学名叶文，字显哉，家谱中名叶显穆。据我记忆所及，分几个阶段叙述。

四、由军校步入仕途

父亲高中毕业后，得三爷爷叶颂清的提携，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保定军校学习（后改为保定高级警官学校）。

（编者注：叶文应毕业于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民国警官和普通警察是分开教育的，该校于1917年北洋政府时期设立，是我国第一所由中央创建的专为培养警官的国内最好的高等警察教育学校，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其与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后改为中央警官学校。）

据说在当时有说法：“南有黄浦，北有保定”。保定军校是和黄埔军校齐名的一所军校，我父亲完成学业毕业时已称警官学校。我小时候还看见过父亲穿着警服的照片，戴大盖帽，穿马靴，挺神气的。据母亲高静华后来告诉我，戴笠（后来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子）也是保定军校的，比父亲要晚二年，是父亲的学弟。（我曾查过戴笠的学历资料，说他是毕业于黄埔军校，且存疑。）

父亲在保定高级警官学校毕业后，不知因为什么缘故，又放弃了在警界进取，而进入仕途。他在20年代末，参加了浙江省的县长考试并通过了考试，成为候任县长。

（编者注：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浙江省考取县长及格人员共32人，其中有叶文，叶文自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毕业后，分发浙江荐任警察官，荐任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历充安徽蚌埠警察厅署员、宁波公安局督察长、杭州公安局一等督察员，杭州公安局长警训练所队长。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考试方式选拔县长，由此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人才得以脱颖而出，除了叶文，如宁海水车的陈兆荣，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也是在25岁的时候参加县长考试及格，初任省政府民政厅视察室专员，然后在27岁派为福建漳平县长。）

在候任期间，先谋到了在浙江省政府行政厅的一个科长职位。这时父亲娶妻王氏（宁海县长街人，长街距瀝洋十余公里），就是大姐，我和元瑜的生母。当时我们家住在杭州的荷花池头的一座类似上海石库门式样的房子里，我还有印象。拍这张照片我还记得，当时我4岁，拍照时我总是踩着车子要往前走，我的生母只好用一只脚把小车勾住，才算是拍成了照片。

1936年时，正值日寇侵略中国步步紧逼，国军在上海展开了淞沪保卫战，在杭州笕桥机场的国军空军战机也频繁起飞，与日寇日向号航母上起飞的战机拼搏血战，我还记得在杭州就能看到战机的空战。

我就读的幼儿园的一位姓王的女老师，她的丈夫是国军空军的飞行员，在一次空战中不幸阵亡，她因悲伤过度，疯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入侵中国，时局紧张，我父亲又从候任县长得到委任为正式县长，于是他把我生母，外婆及我们几个小孩送回宁海老家，他只身一人到缙云县去做县长。

我和大姐随生母住在宁海城里，我和大姐在宁海县第一中心小学读书，大姐上六年级，我上一年级。其余弟妹随外婆住在瀝洋老家。

1938年底的一个夜晚，当时我生母刚生下三弟元瑜才一个月，和我同睡一床的大姐突然把我叫醒，说妈妈不好了，我去找医生来。

医生就住在我们隔壁，不一会就来了。但已回天乏术，不到天亮，我的生母就去世了。我听大人们说，我生母是在产后自己乱吃“虎骨膏”等补药导致中毒而去世的。

我父亲当时在武义县做县长，接到电报后赶回宁海处理完喪事，就把我和大姐带到武义县，其余弟妹们由我外婆（生母的妈）带领，仍留在瀝洋。

五、由候任县长到委任县长

听说在当时，候任官员很多，要获得委任外放，得有相当的背景关系，即便如此，初期获得委任也常常是外放到贫瘠落后的山区小县城。父亲当年似乎是得了当时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赏识而获得外放委任，但也是到当时浙江省最贫穷落后的宣平县，缙云县，武义县等做了几年县长。

我还记得父亲在缙云县当县长时，我们家还在杭州住，他把我的生母我和大姐接到缙云县住了几个月。我们住在县政府后院的一座小四合院平房里，院子中央有一棵大树。我记得，当地居民吃饭时很少使用餐桌，端个盛有饭菜的大碗，在街上游荡边走边吃，也时常和熟人蹲在路边，边吃边聊天。

1938年，我生母去世后，父亲把我和大姐带到武义县上学，经过当时武义县警察局长黄世杰的夫人刘星华（星华阿姨后来移居杭州市，住在涌金门附近，1947年，我和大姐还去探望过她）的介绍，给我们姐弟二人请了家庭教师高静华。

高是刘星华阿姨的同学，因日寇侵略，上海及江浙一带大片国土沦陷，避难至刘星华家暂住。后来黄世杰和刘星华夫妇进一步撮合，高与父亲结婚，成了我们的继母。我还记得，当时父亲让我们改口叫妈妈（宁海话：喝母），我很快就改了口，而大姐则不肯改，仍喊“高先生”，几个月以后，也逐渐地改了过来。

1941年前后，日寇在侵占了浙江省杭州市一带富裕的平原地区后，还要继续南进，打通从杭州经金华至鹰潭的浙赣铁路。当时汤恩伯任国军第三战区司令，汤是武义县人，我父亲是武义县的父母官，汤至武义县回乡祭祖时，与我父亲相识。

当时在金华，武义县一带进行抗日活动的还有受美国资助全副美式装备的青年救国军的一个师，师长是郭旅舟（编者注：郭履洲，可参阅）。当时时局紧张，日寇步步紧逼。汤、郭和我父亲曾多次谋划，协商联合抗击日寇。

父亲当时把从宁海到武义县工作的老乡组织成一支100多人的武装，准备抗击日寇。我还记得有一次，父亲从金华返回武义县，乘坐郭旅舟（郭履洲）借给的轿车途中遭遇日寇（汉奸？）的特战分队袭击，险些送命。

（编者注：此案发生于郭履洲兼任浙江缉私分处处长期间，袭击者估计是针对郭履洲而为，劫车枪击，发现车上乘客非其目标后放过，至今未告破。当时戴笠是财政部缉私署负责人。）

1942年，日寇进占金华，汤恩伯和郭旅舟（郭履洲）退却，父亲也只能弃城而走。当时他带领 100多人和100多支枪的武装和我们一家以及宁海老乡的家属，绕道仙居，黄岩，临海回到宁海。

回到宁海后，父亲就把100多支枪和弹药统统移交给当时的宁海县政府，我记得那时的宁海县县长姓方。

（编者注：叶文担任县长的国民政府公报如下，实际到任离任时间因抗战原因或与公报时间有出入：

1929年10月，任命叶文浙江常山县县长

1931年11月，任命叶文浙江省政府民政厅科长

1931年12月，呈恳辞职浙江常山县县长

1932年3月，因另有任用免浙江省民政厅科长

1935年10月，任命叶文浙江缙云县县长

1940年5月，任命叶文署浙江武义县县长

1941年8月，另候任用叶文署浙江缙云县县长

1943年7月，免职叶文署浙江武义县县长。

叶文长期担任县长职务，很有干才。据浙江省武义县第一中学记载，叶文县长兼校长在1938年抗战期间重整校务，教育救国，校址扩大到尊经阁及两庑，续招新生50名。到10月，全校共有三个班，在校学生155人。）

六、抗战后期的隐居田园生活

卸任县长后，父亲在老家过起了隐居的田园生活。父亲在30年代时，卖掉祖上留下的部分田产，造了一座楼房四合院，格式与瀝洋的四合院相似，但四合院里面的院子没有用当地常用的流纹岩石板（浙江省很多古城镇都用这种石板铺路，造房）而是采用了当时较罕见的水泥混凝土，也算是有所“创新”吧。

这座四合院被父亲命名为“叶安拙堂”，可能也表达了他想要过隐居的田园生活意思。（我和弟妹们2007年回乡时，大门上的“叶安拙堂”四字依然还在。）（编者注：可能是下图的安拙山房）

这座四合院由我家和二叔，三叔三家合住，我们家和二叔家分住东，西二套正房，三叔住二处厢房。祖上遗留的田产除去买了用于造房以外，还留下七八十亩，由父亲和二个叔叔均分，还有一座山场，约有方圆二十来亩，称为“扁岩坑”（因裸露大片的黑色火山岩而得名），因为荒芜且不好整治，二位叔叔都不想要，父亲就将部分田产与他们置换了过来，这样“鳥岩坑”就归我们家独有了。

父亲在此前就对“看风水”很感兴趣，他通过自学有关的书籍，也成了看风水的行家。我记得他经常带上罗盘，干粮和一个小本子，在家乡附近爬山越岭，几年间把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几乎走遍了，边走边看，还把山川形势画到小本子上，就是所谓的“风水图”。

有一次父亲带着我去看风水，我还看了他画的图，除了山川以外，还有文字说明，什么“青龙”，“白虎”，“龙脉”等等。我对于“风水”本来就觉得是迷信，跑了一天也累得要命，以后再也不跟他出去了。

1944年，日寇在偷袭珍珠港后遭到美国反击，在太平洋战区节节败退，但还在大陆逞现最后的疯狂。1944年以前日寇在浙江省占领了杭州绍兴金华一带，到1944年从绍兴向东侵略，侵占了宁波，奉化，直压到宁海县边上。

当时时局紧张，我父亲把我和大姐送到他的好友临海县的县长（记得是姓庄）处避难，他自己带着全家和叶氏家族的一些亲属躲进瀝洋西面的大山中。幸而时间不长，不久日寇在1944年8月向美苏中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我和大姐在临海住了几个月后返回瀝洋，父亲也带着全家回到瀝洋，可以说是有惊无险。

七、抗战胜利后再入仕途

抗战胜利后，大批国民政府官员返回日寇的占领区接收敌伪的机构和产业，建立国民政府的机构。父亲也受到抗战胜利的鼓舞，1945年10月左右，离开瀝洋到上海。

估计父亲是通过他以前在警官学校的学友，而谋得了上海市警察局黄埔分局行政处付处长的职位。但那是一个闲职，他很不满意。半年后，他离开了警界，通过当时任国军京沪卫戍司令部司令汤恩伯的关系，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因为以前未任军职，由文官进入军界，故任为少将参议，而不是参谋），这也是源洋的叶氏家族中继叶颂清之后的第二位国军将军。（编者注：军衔存疑待考）

但少将参议也是个闲职，因而他又被任命为京沪戍司令部下设的绥靖工作督导团第三分团团长，团部驻地在昆山。我记得他当时大多数时间住在上海，每月大约有近一个多星期到昆山办公。

所谓的“绥靖工作”，就是防止和清除中共在民间乡村的渗透和“赤化”，那也是一个可松可紧，无实绩可考核的职位，所以父亲对此也不十分上心。我记得当时他也只带有一个勤务兵，两支枪（自己一支白朗宁手枪，勤务兵一支驳壳枪），至于在昆山有多少部队我就不了解了。

力洋古建筑群

八、退出仕途改事经商

1948年，父亲辞去军职，从事经商。我听得他回答友人的询问时说是因为做官的薪水太低，不如做生意收入高得多。他当时主要是把瀝洋的木材，木炭（自己山场乌岩坑出产的再加上收购）运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运日用品回瀝洋及宁海一带销售。一时也比较红火。

父亲又雇人把乌岩坑的山场开发起来，种了几干棵桃树，梨树，李树。我记得当时家里雇了十几个长工，大约有两桌人，每天上山开荒，种树，锄草，施肥，煞是热闹。

但当时已是国共内战后期，国统区通货膨胀，父亲的木材生意每况愈下，而山上的果木也因生长周期太长，一时难以有收益，于是家道日渐败落。

1949年1月，我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上学，大姐在浙江大学读书，父亲，母亲和弟妹们在瀝洋。其时临近解放时局紧张，兵荒马乱，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已逃往台湾，有不少富裕一些的家族也打算逃往台湾。

父亲和叶氏家族中的一些人也商议着合租一条小轮去往台湾。据说船已定好，日期也已确定，行李也已整理好，但父亲牵挂着我和大姐两人远在上海和杭州，不能同行，又担心路途安全，于是去求签问卦，当时抽到一支下下签，象征前途凶险，父亲就放弃了去台湾的打算。听说后来那条轮船途中遇到台风，沉没了。

1949年4月，当时杭州已解放，上海被共军围困，局势十分混乱，有不少土匪，盗贼打着共军旗号四处抢劫掠夺。其中有一支以任小青（该人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处死刑）为首的武装流窜到瀝洋，抓住父亲，逼要他交出以前从武义带回的100多支枪。父亲告已全部交给宁海县政府，但他们不信，使用了老虎凳等酷刑逼询。但事实如此，他们也只好无果而返。

但他们把我家搜劫一空，据说连我家的藏书都被仔细地翻寻，甚至把许多书逐页翻找，想看看是否夹有金片。经此折腾，父亲吓得带领全家先躲到宁海城里三叔的岳母家暂住，后来又搬到宁波，在白沙租房居住。

1950年父亲又搬到杭州，租住在涌金门附近。当时我已参加人民解放军，在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大姐在杭州解放后参加了土改工作队，1950年底回家还和父母亲及弟妹们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这是除我以外人数最全的全家照片了。

1951年初，大姐应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参加了中央气象台，属军委编制，她也参军了。父亲因历史上在旧政府政界，军界均任职，惧怕中共的阶级斗争，又把家搬到南京。为了维持生计，他凭自学的中医知识，挂牌当起了中医师，并取名为叶再春。1999年时，在慧园里大门的横梁还留有“中医师叶再春”的字样。

九、以反革命罪入狱文革中未受折磨

1952年中共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其时大姐在军委中央气象台工作，我在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航校学习，我们都写信给父亲要他去向政府坦白自首，可得宽大处理。

但父亲心存恐惧，私自潜逃至上海杭州一带，后无处可逃，又返回南京。当时他在回家前已服下了安眠药，准备一死了之。但发觉得早，经抢救未死，遭人民政府逮捕。

因在历史上无血债也无重大罪行，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他在监狱里还比较遵纪守法，因年纪大了，也没有给他过多的劳动，还凭着自己的中医医术给人看病。

到15年刑期满时，正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全国一片混乱，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军内一小撮”，而对于父亲那样的“历史反革命”，认为是“死老虎”，不值得花精力，所以在文革中，父亲倒没有受什么折磨。

但出狱不久，监狱又把他收了回去，说是怕影响社会治安安定。现在看来，这倒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在社会上，动乱的因素太多，说不定什么时候要遭到折磨，反倒是在监狱里比较安全。

到1969年前后，文革进入相对平静时期，父亲又出狱回家。当时在东王府园2号的小平房居住还养了几只鸡。

1971年12月13日，父亲膀胱癌去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说想吃橘子。我到大街上到处寻找，因时已天黑，找不到新鲜的橘子，只好买了橘子罐头回来，他吃了一口，摇摇头就不吃了。父亲生于1900年，终年为1971年，享年72（按虚岁），在叶氏家族里算是长寿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