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牟民
一
母亲摔了。
她从四米高的窑畔上跌下来时，已经六十五岁。
那是十五年前的初冬，我还在距家一百多公里外的省城读书，毫不知情。两个多月后，当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把时间拖向一个轮回的终点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如鸟雀归巢般飞回家中，欢聚了。脉脉落日映照下的村子一片祥和，家家门前都贴上了大红对联，欢声笑语不时从院落中飘出来，香气氤氲的巷道里，心急的孩子手托一团火红络绎从门里冲出，树梢上不时回响着噼啪的爆炸声。
离家大半年了，我踩着太阳的最后一抹余晖进了村子，与父母团聚，准备迎接一个新轮回的开始。进门，没等到母亲笑盈盈迎面而出的身影。走进里屋，母亲坐在炕上正揉着脚踝，见我回来了，满心欢喜要起身下炕，努力了几下没有成功。父亲说：“脚跌伤了。”母亲悄然皱起的眉头，笑容中饱含着不适，似乎伤得很重。我爬上炕偎在她身边急问怎么回事，心就提了起来。
她却淡淡地笑笑说：“这不也没咋嘛！”
在母亲轻松的语气中，我知道了揪心的过程。秋冬之交时，天将寒冷，窑背上那片花椒树已经落光了叶子，黑黝黝的枝干在冷风中摇摆。母亲说：“趁还没上冻，给树再浇一次水，它们就冬眠了。”
潮湿的土壤表层遇低温冻结后，能保温保墒佑护树根，树就容易越冬。来年春暖，冻层消融，又可疏松土壤，冬灌还能防病虫害。天冷乍寒，熟知农事的母亲自然懂得这些道理。院子里有一眼小井，父亲开始收拾水泵，拉电线。母亲拖着水管上了窑脑，收拾妥当后，父亲扶起电闸开始上水。悬在窑坎上的水管变重，摇摆，下沉。母亲担心水管被坠下去，拖着它用力向上拽，水管摇摆得更厉害了，扯着身体也晃动起来。脚下窑坎上的地是松软的，母亲站立不稳几要摔倒，收不住身子，情急之中她没能多想，眼睛一闭：跳！
眼前一黑，母亲从四米高的窑背上栽下去，就失去了意识，没听见父亲心急火燎呼天唤地的哭喊声。等她醒来时，已经躺在镇医院的病床上。撕心裂肺的疼痛，左脚到小腿肿得像发面的馒头。
我泪眼朦胧，问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
母亲一脸轻松淡然地笑着说：“怕耽误你学习，这不也没啥事嘛！”父亲坐在旁边憨憨地笑着。我抹了一把眼睛，心还在流泪，听母亲继续诉说。院子里有一片小菜园，地是翻过的。从院里扯向窑背的水管有破洞，漏出的水把菜园浸泡了一小片泥坑。母亲从窑背上跌下时，一只脚落在了泥中，一只脚踩在旁边的干地上。松软的土地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泥坑里的脚没影响，踩在干地上的受伤了。
拍了片子，脚踝塌陷性骨折。
镇医院的医生说，要去大医院做手术，把受伤的踝关节打死。
“去了吗？”我焦急地问。
母亲平静地说：“去过县医院，和镇医院的医生说的是一样的。我不想把关节打死，又去了市医院，还是这种治法，我没做手术，回来了。”
我说：“不做手术咋行呢，要听医生的。”
母亲说：“我自己治！”
二
母亲是一位乡村“土医生”。
但母亲又不是一般的乡村土医生。
“你妈是在医学院学的医。”小时候，村里不止一人不止一次给我这样说。
是的，母亲进过医学院的大门。但是，村里人不知道的是，母亲的医术却不是在医学院学的，她还没来得及走进课堂就又走出了医学院的大门。
1964年，母亲通过高考，考上了西安医学院（现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入学体检时，母亲被查出肺结核，学校让休学一年治病，一年内病好了可以复学。20世纪60年代的医疗水平还很落后，今天看来很简单的结核病，那时候有可能会是不治之症。一年后，母亲的病没治好，从此失去了学籍。不服输的母亲决定边治病边复习来年重新参加高考，然而，1966年，却看到了高考推迟半年的通知。“再等半年！”母亲暗下决心。可是，半年后，等来的是全面停止高考的消息，悬挂在母亲心中的那颗明亮的北斗星颓然熄灭，眼前一片黑暗。
“国家已经不办大学了，还等什么呀？”母亲无数次伤心地说。
曾已走进大学校门的母亲，等三年高考后成了那个年代农村里“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继续上大学无望，母亲只能死心，经人介绍遇到了父亲，就有了我们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六十年代一位本该能有亮丽前程的大学生，就这样成了农妇。
父亲不是本地人。因家庭变故，父亲在年轻时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离开了城市，来到了离家三百多公里的黄土高原的皱褶里，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扎根下来，那双从没摸过农具的双手在二十多岁时开始学着当了一辈子农民。
母亲说，结婚时没有家，借住在别人家的一面小窑洞里。
母亲说，结婚第三天，就有人来要被子。母亲才知道，炕上唯一的一床被子，还是借别人的。
母亲说，结婚第七天，就有人来要结婚那天父亲身上穿的衣服。母亲才知道，父亲唯一的一身还能穿在人面前的衣服，是借别人的。
母亲说，我们家的一根火柴，一苗针，一把柴火，一盆一碟一碗一双筷子，都是从她和我父亲结合后才创造出来的。
哥哥出生了，一桩更大的心结压在母亲心头，大人病了可以扛一下，孩子病了，该怎么办呀？娃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在穷人家里，孩子病了，是为娘一个剜心的疼痛！
然而，却只有母亲能下定决心减少这种疼痛，母亲决定学医！
从赤脚医生那里借来了医书、银针，母亲开始了自学针灸的道路，白日里在农田劳作，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我们家那面黑暗破败老鼠出没的窑洞，是母亲的医学院，我们一贫如洗的家是母亲学医实习的地方，她的老师，除了书，还是书。母亲熟识了人体经络，学会了常见病的穴位组合，后来又自学按摩，艾灸，刮痧。先在自己身上试验、体验、揣摩，又在我们弟兄身上实践。她治好了自己的病，治好了孩子们的病。
我们弟兄三人就是这样在母亲的呵护中健康成长起来的。母亲的医术走出了家庭，走向了社会。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医疗条件还很差，母亲成了村上的“名医”。谁家有个头痛脑热，牙痛肚子痛，中暑了撞邪了，都会找母亲给“戳”几针。母亲从没收过一分钱，不知道母亲是否曾想过用她的手艺改变贫穷的家庭面貌，也许是张不开口，也许那是个不以金钱交换为目的的时代，也许是在那个紧张的年代没人敢想挣钱，也想不到挣钱。那时候，同样贫穷的农村人没有看病付费的意识，谁家有困难了，伸手出力帮一把，是那个年代村民的精神面貌。需要扎针了，就来了，扎完了，就走了，再没有什么。找你看病是看得起你，被人看得起了走在路上也精神。互相帮助，这是民风。
后来，母亲当了民办教师，伴随她走进学校的，除了书本，还有一包针。八十年代的农村学校没有校医，母亲是先行者，她无意识地充当了这个角色，比其他老师多拿了一包银针的母亲，又自愿多承担了一份责任。老师病了，学生病了，先是母亲主动出手，针到病除，慢慢就形成了习惯，只要是谁感觉不舒服了，就来找她。
再后来，母亲又考取了公办教师，身份变了，工作没变。收入增加了，她手里银针的份量也增加了。
母亲从教三十年，走过六所学校，熟识了六个村庄的村民。
三
那是一个九月初始热气还笼罩着的清晨，母亲刚调到一所新学校当班主任，还没起床就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班里有位学生半夜高烧不退，家长心急火燎地赶来请假，要带孩子去几十里外的县城看病，交通不便，来去至少需要一天时间。母亲对着门说：“耽误一天课呢！”门外的家长更急了：“今天耽误了，娃可能一辈子就耽误了。”
母亲穿衣起床，拿上她的银针，随家长回到家。几针下去，孩子的脸色开始恢复，灵光重现了。激动了家长，拿出几个鸡蛋让母亲带上，这是母亲“从医”几十年收到的最贵的“出诊费”吧。当母亲回到学校拿着教案走进教室准备上课时，孩子已经坐在座位上了。
农民的嘴是无线电，一顿饭工夫，母亲的事迹就传遍了整个村子，也给母亲带来了无休止的病人。
学生都是农民家庭，家长都是农民。农民出事了都是大事，他不管你天王老子有多大。有村民前来要扎针了，母亲有时候正在备课，正改着作业，赶忙放下手里的工作，问过症状后取出银针照穴位扎进去，她又继续忙她的事，也不耽误啥。十多分钟后取下针，农民问声：“还来不来？”在得到母亲“来”或“不来”的答复后转身离去，简单得像是在自家水缸里舀了一瓢凉水喝。
母亲说：“农民不敢怠慢，一句话没说好以后见了就不理你了。”母亲也不记得给多少人看过病了，她收获最多的是一声谢谢。有时候，纯朴的农民连谢谢也不会说，扎完针，回报个笑脸，就走了，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母亲却一直乐此不疲，把医术带到了她经过的每一个地方。在她的概念中这只是举手之劳，全然忘记了自己在劳作之余为了学这个“手艺”曾经付出了多少煎熬，也忘记了很多她曾治过的病人，然而，病人却是记着她的。
那年我结婚后不久，母亲给我说，遇到村上一位婶婶，以前见面只是打个招呼，很少再多说话的。结果这次遇见后，这位婶婶热情地拉着母亲的手，没长没短地唠叨个没完：“他婶子，对不起你，娃结婚本来想吃你的席来着，最后也没来。”
还沉浸在儿子婚礼的喜悦中，母亲笑呵呵地说：“那你咋不来吗？”
这位婶婶说：“唉，连两块钱也没有，给你行不起门户呀。”（90年代后期关中东部农村结婚时村上人凑份子随礼最低标准是两元钱。）
母亲说：“你来吃席就很高兴了，行啥门户哟。”
母亲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了这份意外热情的来由。
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周末，她从学校回来，骑着自行车刚进村，看见一个熟悉的年轻身影在路边弯着腰佝着背一脸病态地踉跄走着。她赶忙下车，问：“文成，你咋咧？”
文成是我们村比我小几岁的年轻人，这位婶婶的孩子。家里贫寒，养了几只羊就是所有的经济来源。他爬到树上砍树枝准备拖回去喂羊，骑着的树杈随着他发力在晃动，一不小心手中抡起的斧子砍在脚上，他从树上跌了下去。
“在县医院住了几天，没有钱，就回来了。”
“那你现在有啥感觉？”母亲扶着车子问。
“腰疼，直不起身子，干不了重活。县医院的樊先生手艺高，说打一支什么针就好了，这一针要二百元哩，我没有二百元，针没打就落下了病根。”
“就是岔住气了！”母亲给我叙述时肯定地说。她让文成在路边坐下，在他腰上摸了摸又捏了捏，顺手从兜里取出针，连衣服也没让他向上撩，隔着几层布照腰眼上扎了进去，停了十多分钟，拔下针，又各自走路了。第二天，文成来找母亲，说是昨天扎了后感觉好多了，想让母亲给他再扎一次。
再见到他时，文成已经像正常人一样下地干活了，母亲只用几根银针，无意中随手两次，举手之劳，挽救了一个家庭，给他们留下了永久的牵挂，尽管这份牵挂只是默默沉淀在心里，其实母亲早已把她的乐善之举忘到九霄云外了。
四
三十多年了，经母亲诊治过的病人不计其数，母亲是相信自己的医术的。可是，她在六十五岁的年龄从四米多高的窑畔上跌落，做儿子的实在放不下心中的伤痛。我决定带母亲去看大医院的专家。
过完年，我携母亲来到省城，骑着自行车穿过校园，穿过医学部。母亲在后座上坐着，我给她说，这就是你当年考上的医学院。母亲没说话，我看不到后座上母亲的表情，却似乎能感受到她的心情。她可能不曾想过，这所她当年曾考上却没上成的大学，会在她退休之后被儿子带着重走一遭。四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早已物是人非，草不是那片草，花不是那丛花，树不是那排树，教室不是那栋教室，教授们也不是那些教授了。虽然它已换名并入交大，可是，这片土地还是这片土地，这所学校还是这所学校，如果她当年能从这里毕业，读博士的儿子就成为她的“校友”，那该是令她多么自豪的事情？如果当年她能从这里毕业，母亲又该能走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
可是，她却带着无尽的遗憾，带着撕心裂肺的伤痛，带着无休无止的艰难，用自己的柔弱之躯顽强地走过了四十年，把一条在风雨中飘摇欲坠的破船拖曳着变得强大，不畏风雨。今天，骑车带她穿行在记忆里的儿子，初中毕业时以排名前列的成绩考取中专，工作后又坚持自学，从中专一路考到博士，此刻，坐在自行车后座的母亲，也有一丝安慰吧！
人生拼搏几十年，我是为了母亲，为了还母亲一个心愿，为了让母亲自豪而拼尽全力的。只是从未曾想过，我会带着受伤的母亲，穿过她曾经走进大门却又无奈退出去的医学院，去找专家看病。
见到了专家，四十多岁的骨科博士正危襟坐，眼镜后边氤氲着深不见底的学术权威，他一脸严肃地看过片子，简单地问诊后说：“要做手术，把踝关节打死。”母亲看看我，示意我出去。在诊室外边，母亲说：“说法是一样的，算了吧，不看了。”
我还是坚持：“咱再去其他医院找个专家看看。”我又带着母亲，来到另一所医院挂了专家号。头发花白的老专家边看片子边问诊，说：“要住院做手术。”母亲不放心地问：“手术后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大夫脸无表情，严肃地说：“踝关节就打死不能再动了。”母亲还带有一丝希望：“再没有其他办法了？”大夫说：“医学就发展到这一步，再没办法了。”
从镇医院到县医院，从县医院到市医院，从市医院到省级医院，治疗方案竟然出奇地一致。病总是要看的，我下了决心，让医生开住院单，然而，母亲却欲语要出，似要退却。也许，我一身学生气不是有钱人的样子，母亲也是乡村老婆婆的装束，看到我们在犹豫，医生觉得我们为住院费花销而煎熬，解释说：“这手术不复杂，住院费五千元左右应该够了。”母亲又问：“关节打死后，对走路有多大的影响？”医生说：“走平路基本不影响，就是上坡下坡会有点小麻烦，关节打死不能动了嘛。”医生边说边用手掌上下翻了几番演示关节活动和不动的区别。
从诊室出来，我拿着单子准备去交费，母亲却拉住了我：“算了，不看了，回吧。”
我说：“伤得这么重，不及时看，留下后遗症怎么办？”
母亲说：“医生说关节打死后上坡下坡会不方便，咱那地方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咋行呢？”
老家处在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接壤地带，人们在天然形成的土崖上掏出居住的窑洞形成了自然村落，出门上坎下畔少有平路。我知道，母亲是惦记家里的几亩庄稼地（母亲虽然转了公办教师，父亲却当了一辈子农民，家里有地）。
“我自己治！”母亲在坚持。我沉默了几分钟，妥协了，把母亲送回了老家。
我不是舍不得花钱，也不是不相信省级医院的专家，而是人生三十多年里，我见证过太多母亲诊治过的病例，我相信母亲的医术，支持母亲。
五
多年前，母亲曾去省中医院针灸科看过病。其实她不是去看病，她是想去偷艺，或者说她是去验证自己治疗思想的方向，验证自己的治疗方案是否正确。
“什么狗屁专家，穴位用的和我是一样的，还没有我对病人有耐心！”母亲回来后很不服气地说。看来，她是去检验专家的能力了！
“你没有研究生帮你写病历，你没有护士帮你做服务，你没有医院的卫生条件好，也没有人家的应急设施全，你就没有应急设施嘛！”我打机枪般地哈哈笑着和母亲开玩笑。
“那倒也是。”母亲承认，也呵呵笑了。
进入新世纪，媒体上报道的医患矛盾越来越多。我开始担心，对母亲说：“不要给人再治病了，出个事就不得了，你又没有行医证。”
母亲说：“中医又没有副作用，扎一针大不了治不好，不会出事的。再说了，我又不是开诊所收费给人看病，他们找我是让我尽义务呢，谁找我麻烦？”
我说：“不出事都没事，出事的都是自信不会出事才出事的，要预知会出事都不做，就不会出事了。扎针我不知道，肌肉注射伤了坐骨神经，把人打瘫的事媒体上总有过报道吧？”
母亲说：“扎针有禁忌，只要按规定操作，不会出问题的，老祖先几千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怎么会有问题呢？”母亲是个中医迷，专家级的中医迷，中医迷中的专家。
新冠疫情正紧时，母亲坐在电视机前心急如焚，流着泪挥舞双手，不停地指挥着电视：“国家赶快出手，让中医上，中医抗疫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有记载的抗大疫都有五百多次。老祖先总结了那么多经验，研制了那么多药，有很多防疫措施，为什么不用呀？”
我呵呵笑着说：“没人调我妈上一线，如果有人调，我妈一定冲在最前列。”
母亲视线转向我，挥一下拳头：“必需的！”又转向屏幕伴随着镜头而焦虑了。
当看到中医专家进驻疫区，中医走进方舱医院时，她一下子释怀了：“我就说，中医不会不插手的，一把草药、一根银针、一支艾条、一块刮痧板，佑护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几千年，中医不是谁说有效就有效，谁说无效就无效的。”她又指着电视上方仓医院里练八段锦、太极拳的镜头说：“你看你看，中医出手，必有精品，天佑中华，国家一定能渡过难关！”
母亲没有主动收山，来找她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少了。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的红利，百姓的生活一年好过一年，医疗条件、医疗政策都在锦上添花，便民惠民了。老家镇上熙熙攘攘的街道里有镇医院，村卫生所，陆续又出现了私营医院、诊所，药房就有三四家。发达的交通也改善了就医环境，家家有电摩、电三轮，多数人家都添置了小汽车。一打火，宽敞平整的柏油马路只需二十分钟就进县医院了。高铁的开通也让上省城看病不再费车马劳顿之苦，在手机上订好票，这边上车，那边四十分钟就到，和省城的人去一趟大医院没啥两样。最主要的是日益鼓起来的口袋让百姓不再为钱而发愁，人们早已摆脱了当年小病无处求药，大病无钱求医的窘境。那种无论啥病都吃人丹，无论啥病都涂清凉油的缺医少药的年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村里老辈人慢慢离去，小辈人一代一代上来，熟知母亲会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少。只是在闲谈之余会有人提起母亲的医术，成了村民们闲论过去的一个谈资。大病母亲看不了，小病也不用再找母亲看，母亲现在成了自己的专职医生，用她的话说，把问题扼杀在苗头是最佳的治疗方法，小病防住了，就不会有大病。啥地方不舒服了顺手给自己“攮”一针，手到病除，还没感觉到病呢，身体就好了。
母亲的医术不是家传，她因生活所迫，为了她的孩子，在艰难的生活里潜心钻研，成了她周围小圈子里的治病专家。她曾经为我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送给了一方人健康，也给她自己带来了健康。今天，母亲总唠叨我们，让我们学针灸，时不时地发微信给我们转养生的文章。年幼时，我们的身体是母亲最大的牵挂，今天，我们早已过了她当初牵挂幼儿的年龄，可是，她还是惦记着人在中年的我们。虽然熟知母亲医术的神奇，可我们却没人能鼓气勇气按下性子拿起那根小小的银针。
“生活太好，条件不逼你们了？”母亲说，“现在住个院，动辄就是几万元，明明针灸能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简单、方便、高效，没有副作用，还不花钱……”母亲数落着针灸的无尽好处，我们还是无动于衷，“唉，咋就下不了这势呢……”说话间，母亲又健步如飞，去喂她的鸡、鸭、鹅，侍弄她的小菜园了。
中医，还能传承吗？也许母亲没有考虑过这些，她只是考虑她的孩子们的健康。考虑了又能怎么样呢，连她的孩子也没有耐心接受。受伤后的一两年里，母亲给自己扎针、按摩、刮痧、艾灸。十五年过去，现在八十三岁的母亲那只曾经受过重伤被顶级医院的骨科专家判了死刑的脚踝，已经恢复的和不曾受过伤一样，丝毫没有影响她现在的生活！
“唉，老祖先创造出来这么好的东西……” 母亲精神矍铄，头上别着银针继续手里的活计，又在唠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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