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转折》里，邓政委有句经典台词：“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这句话，放到解放战争时期没有问题，但《大转折》是97年的剧，新中国成立将近五十年，再说出这句台词可是相当不容易的。
都说老剧经典，原因就在于高度还原、实事求是。
不过，邓政委的这句台词是有出处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2、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
这一年来，解放军累计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旅，尽管国民党不断的抓壮丁补充兵员，但总兵力仍然从430万下降到373万，其中正规军只有150万。
相比之下，解放军的总兵力从127万增长到195万，其中正规军100万，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农民6000万左右。
解放军和国军的兵力总数看起来相差不大，但经过一年的进攻、反击之后，整体的战场态势出现一个特点，那就是国军深陷陕北、山东两大战场，机动兵力不足，空虚的中原地区，则指望黄河决口造成的黄泛区，能替代四十万兵力，消解解放军的机动性。
而解放军除了在陕北、山东和国军胶着以外，在中原还有一支战略机动兵团，即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教员分析了战争的整体态势、敌我双方的条件、以及各项战略规划的可行性以后，最终做出决定——
晋冀鲁豫野战军渡过黄泛区，回到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逼近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迫使国军自陕北、山东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整体态势。
他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里写道：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共12万人，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吹响战略反攻的号角。
截止8月2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奔袭作战，便抵达大别山区，解放宁陵、沈丘、息县等11座县城做为根据地，初步取得俯瞰中原、威胁南京、挟制武汉的有利地位。
这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
3、
关于千里跃进大别山，邓政委有一句评价：
“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然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全局的胜利。”
吃苦头、付代价，不是空穴来风。
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的时候，整整一个月没有得到休整，部队非常疲惫，刚吸收的2.5万解放战士来不及训练，思想问题非常严重。可以说，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是把潜力发挥到极致，强行南下。
结果就是，非战斗减员很多，战士们抱怨很重。
横宽20公里的黄泛区遍地污泥，人在里面行走时，污泥浅处能没过膝盖，深处能到人的胸腹部，而且黄泛区没有明确的道路，更没有人烟。
在这种环境下强行军，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
为了顺利抵达大别山区，完成教员交代的任务，刘邓提出“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并决定炸毁榴弹炮、野炮、辎重车等重型装备，战士只带机步枪和子弹轻装前进。
等到了大别山区以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个纵队只有一个山炮连，一个旅只有两门山炮。
没有重武器，晋冀鲁豫野战军便成了一只轻装部队，战斗力比以前下降一大截，基本丧失了大兵团作战的能力。
这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苦头和代价。
然而，晋冀鲁豫野战军吃了苦头、付出代价回到大别山区，并没有体会到回家的感觉，甚至遭到人民群众的冷漠对待。
因为在十几年前，张国焘带着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那些支持红军的各界人士和分到土地的农民，随即遭到国军的清洗报复，血流成河。苏区各县的“分田”、“查田”运动，也被国民党以“物归原主”的方式，彻底摧毁。
再往后，来自广西的桂系盘踞湖北，严格实行保甲、告密、连坐等政策，把湖北尤其是大别山区，打造成桂系的铁桶江山。
这样的经历，给大别山区的人民群众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打心底里认为——
分田没有好下场，国民党不可战胜。
红四方面军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即便现在回来了，过段时间还得跑。如果现在支持他们，到时候就得陪着死。
于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到大别山区以后，不仅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政策，人民群众也纷纷离开家乡躲进山里，以至于战士们经常吃不上饭，出行找不到向导，因饥饿、劳累、迷路而牺牲的事屡有发生。
在大别山区建设根据地，难度很大。
4、
不建设根据地就不能立足大别山区，不能立足大别山区就不能牵制国军，进而无法发挥战略机动兵团的作用，完成教员交代的任务。
而要打开局面，最重要的一步便是争取民心。
人民群众不相信野战军能常驻，野战军就得公开承诺常驻，给人民群众信心。
人民群众害怕国军反扑，野战军就要打败国军，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
人民群众害怕打砸抢烧，野战军就要约束军纪，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缺什么，野战军就要给什么，如此才能塑造军民鱼水一家亲的环境，把人民群众和野战军紧紧捆绑在一起。
有了民心，自然就有了根据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邓领导野战军各级指战员，逐步开展了一些工作。
首先是自力更生。
既然人民群众害怕野战军，那就暂时不去打扰他们，各级指战员和战士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解决自己的困难。
在刘邓的号召下，十余万人的野战军，一夜之间开始学习打草鞋、挖野菜、辨植物、做米饭等生活技能。刘邓等领导干部，甚至带着机关干部下基层，亲自参加抬伤员、运弹药等体力劳动。
经过一番自力更生运动，尽管野战军的外部环境没有改善，但起码能生存下去了。
其次是打胜仗，给各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树立信心。
邓政委在《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里做出六条指示，除了口号和宏观目标以外，具体的措施有两条——
最初一个月内不打大仗，而是多打小仗，占领城镇、肃清土顽，在此过程中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给大歼灭战做准备。以后半年内争取歼灭国军十个旅，让群众相信我们敢于起来斗争。
向人民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在华北歼灭一百余万人以后，重新打回了鄂豫皖，以后不会再走了，要和鄂豫皖的人民群众共存亡。
随后，刘司令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各纵队，用三场大仗，重创前来“围剿”的滇军整编第58师、来自河南信阳的整编第85师，歼敌六千人，一举解放霍山、岳西、六安、舒城、太湖、罗田、光山等23座县城。
见他们打了胜仗，人民群众的信心便起来了。
再次是划分区域，各自建设根据地。
有了一片解放区以后，刘邓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分别前往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并以此为中心，迅速抢占周围的数十县，开辟四个大的根据地。
等四个大根据地初步开辟成功，再合而为一，便是一个巨大的大别山根据地。
最后是整顿纪律。
实事求是的说，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到大别山区的时候，有段时间军纪并不好。
因为鄂豫皖子弟是抱着回家的心情来大别山的，华北子弟是抱着解放大别山的心情来的，还有人认为南方条件好能改善生活，结果来了一看，人都跑了，心情非常失落。
有人就吐槽说：“我们是来解放他们的，可人家不领情。”
人跑了，房间和店铺就没人看守，再加上战士们缺吃少喝、心情差，便出现很多拿了东西不留钱的行为，如同抢劫。
历史上能征善战的军队，都有着严格的军纪，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就这样一直抢劫下去，别说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了，不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就不错了。
于是，邓政委和刘司令商量以后，决定和各级指战员约法三章——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为什么专门提这三条呢？
肯定是出现了这样的事，才专门做了相关规定，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提这三条。
为了严格执行军纪，邓政委还亲自领导成立了执法小组，对违反军纪者严惩不贷。
野战军警卫团的一个副连长，名叫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有天他到街上买东西，见店里没人，便顺手拿了花布、粉条、白纸、毛笔等物件，然后挂在枪上返回连里。
他拿这些东西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大家——
花布给小战士做棉衣。
纸和笔用来出板报。
粉条给领导改善生活。
但这件事被捅出来以后，邓政委说了两句话：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要枪毙。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就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
随后，赵桂良被执行枪毙，震动全军。
这么有原则的领导，制定了这么严格的军纪，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不正之风怎么可能止不住呢？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也只是时间问题。
5、
晋冀鲁豫野战军能立足大别山区，除了以上四项工作以外，最关键的一项还是土地改革。
1947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同日，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随着这两项文件出台，全中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进步人士都成为潜在的受益者，我党领导的革命阵营，争取到最广大的同盟者。
10月12日，邓政委兼任书记的中原局，便发布《放手发动群众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普遍宣传党的土地法大纲，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分田地、分浮财的运动。
为了顺利完成土地改革，中原局和野战军总部决定，成立鄂豫、皖西两个党委和军区，从每个纵队抽调三个团，做为军区的基本武装，从每个纵队抽调1—2千名干部和老区战士，做为军区和党委的基本工作人员，共同领导土地改革。
这样一来，野战军可以灵活机动的歼灭国军，军区和党委可以扩占地盘、发动群众、清剿土匪，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
“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前，教员曾对这一行动的前途，做了三种判断——
一是付了代价但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了代价但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
经过数月奋斗，到1947年底，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便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建立起步入正轨的根据地，在教员判断的三种前途中，争取到最好的一种。
能做出这样的成绩，既离不开刘司令的军事指挥，更离不开邓政委的政治初心：
“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