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无关主义｜她正在用文字构建起世界

作为写作者，

她们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别具一格的视角，

雕琢着文字世界，赋予故事以生命，

勾勒出生活的斑斓万象。

在文化语境日益多元的当下，

她们笔下那充满魅力与力量的文学宇宙，

诉说着女性的梦想、挣扎、爱与哀愁。

对于她们来说，

写作仅仅是源于内心深处最原始的本能，

是一种表达欲望；

是源于生活与精神上切实的需求，

更是源于对文学始终如一、炽热真挚的热爱。

2025年，正当好年华，

她们的目光纯粹而坚定，用文字构建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是一次时长为80分钟、远隔网络两端、仅凭声音认识对方的采访，与大多数无法谋面的采访别无二致。直到她说：“你知道吗，此刻和你聊天，我在家里也是站着，且走着的。”于是，似乎就从那一刻开始，她轻轻缓缓的言语给冬夜的冷焐出了一道罅隙，我解衣卸甲跟随她的引领，慢慢穿过她笔下每一处相交有年的社区、人流如织的街道，与那些角色擦肩、问好。来来去去，走走停停，却也不知不觉，有幸看见了她眼中的人间百态。

“占黑”是王占黑的小名“點點”拆分得来。初初读到这个名字，也许常会将它安在男作家的身上，如果你刚好又读过她书中有关上一代人的故事，或许还会将“90后”的她放在“中年男作家”的行列。对她而言，是否错认并不重要，所以她会在我提出“女性作家”的相关问题后，说出“奇怪”两个字。在她看来，或许女性在生活中难免会因身份受到限制，身为写作者，只有视角之分，没有性别之分。“虚构的魅力就在于写作者可以成为任何人，在那个场域里，当我在写第一人称男性时，我就必须去想他会想什么，而不是写作时的我在想什么。”

由此，点燃空响炮的瘸脚阿兴、理发师傅小花旦、做早点的阿祥、开五金店的阿金……那些生活在社会空间中林林总总的底层普通人—她心中的街道英雄们，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逐渐出现在她的笔端，他们的故事关乎日常琐碎，也关乎生老病死。

她是如何“遇见”他们的？

作为独生子女的王占黑，有更多的成长空间依赖于左邻右舍，即使是描绘从小长大的工人新村，她也在书写着楼宇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她童年写过的第一篇小说便与父亲常去的彩票站售票老头相关。

如她所讲：“小时候从未出去旅游过，但也没什么。我每天散步的路线都会有新鲜的变化，居住的小区、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只要走来走去，就已经足够好玩了，好像从来不会向往远方。”

从工人新村到街道小区，再到城市社区，随着王占黑生活空间的转移，故事的叙事空间不断变化着，遇见的人也在日新月异地更迭。他们用方言说着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从四面八方朝她走来，很远又很近。“他们是虚构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彼此是透明的，但我知道，他们就在我的平行世界里好好地活着。”她轻柔地向我讲述着她建构的小小世界。当然，不必因为她的语气而误会那是一个乌托邦般的世界，反之，她的文字“贴着人物写”，仿若一把软剑，击水则暗流涌动，削铁则锋利无声。

五年前，王占黑辞掉了语文教师的工作，成为自由写作者。而后，疫情的到来，让她为自由两个字打上了引号：“你以为的自由游走，其实只是一个很脆弱、很虚的东西，别人把大门关上，你就出不去，别人把公园关上，你就进不去。”生存经验的改变带给她的是尝试“与时刻变动的状态保持平衡”。比如，接受变化了的自己—生活上的，或写作上的。

继而我问起她平日的写作状态，她坦然地称自己是一个“散漫”的作者，无法像村上春树一样在自己规定的时间内创作，也无法像多数作家一样集中时间高强度写作。“即使这个小说还有10%就写完了，我也不会一鼓作气在某个时间段把它写完，还是会留一个星期的时间，让自己有耐心地写完。”

“写作对你来说是很难的事吗？”

她答：“很难，且痛苦，但快乐。”

难、痛苦、快乐，十几年的写作经验并没有让这几种感受减退分毫，反而使她更加确定。“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什么，就会想保护它。写作就是我最珍视的事情。”

“那么假如冬天写不出来呢？”

“那就春天再继续吧，只要我准备好了，就可以写下去。”

Q你的文字总会让人在阅读时产生实时影像，那么在创作中，你也会有这一转化过程吗？

A:我其实完全不会写剧本。在我有限的影视体验中，我先被告知有这样一个人，围绕他去展开一些故事，而小说是你写着写着，角色自己就走了出来，还会随着你写得越多，他走得越远，他们是两种生长路径。你说的影像画面也许是每个人的思维问题。我在思维方式上会偏向视觉一些，其他人的思维方式可能偏向于逻辑的导出、线性的东西。

Q 女性在写作这件事上有哪些先天的优势？

A:也许不是优势，通常来说，女性作者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对自己的作品很难满意，这也成为一种驱动力。像是同在上海写作的王安忆，直到现在，还能保持两到三年写一部长篇。尽管读者会不断地用新作品与过去比较，但她还是会继续创作，这种勤勉和自律的程度，多么惊人和难得啊。

Q 每个时代的作家似乎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气质，你如何看待当下的写作者群体？

A:现在的我们可能不是一个群体，每个人都是个体。从写作的开始，每个人就是各自用各自的电脑，各自在各自的房间写作，写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大家都在各自的小山头上努力着。更多时候，只要我知道还有很多同龄人在写他们喜欢的东西，就像我还在写我喜欢的东西—这件事情就已经足够激励到我了。我们才不管别人做什么、说什么，别人把我们分到哪里去，我们写自己的不就好了吗？

Q 你认为什么是“好的写作者”？

A:只要是真诚地在写作，以及真诚地对待写作这件事的人，就是好的写作者。

年少崭露头角至今，顾湘从稚嫩的《西天》写到了现今的《老实好人》，她的文字也逐渐吸纳了她的个人特质—朴素与明亮。入围“2024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的《老实好人》收录了她近年来创作的十一篇中短篇小说，这些故事展露着普通人的笨拙与天真、努力与不甘……

不少读者在读完之后，评价这是一本轻松、轻盈、清新的书。对此，顾湘表示：“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写了很多很苦的事情。”比如，出租屋起火无家可归的白领；刷敬老卡坐公交到苏州的顾存兴；害怕不被爱的割了双眼皮，目睹着丈夫出轨的曼玲……她用看似自言自语式的表达，让读者能平静地去感受主人公的心声。她以敏锐而独特的视角、自然而轻巧的笔触，把普通人身上的浪漫与复杂写得亲切又动人，让书中的“我”得以生出血肉与灵魂。

“我觉得书看多了就会想写，（写作）是很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面对如何开始写作的问题，顾湘如是说。细腻的笔触，来自她的写作喜好与性格。“我是一个不喜欢用感叹号的人，我觉得文章把事情陈述出来就好了，不用为了表达那个强烈的语气而加上感叹号。我不喜欢用沉重的笔调去渲染一件事情，沉重的渲染笔调在我看来就很像感叹号在句子中的作用。”话音落下，她思考了一会儿，补充道，“可能也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激动的人。比如，我在俄罗斯碰到抢劫时就很淡定。而且我不太会大喊大叫，平时生活里也没有很激动的场面。包括我之前被查出癌症（不是很严重的那种），我被告知的那一刻也没有觉得天崩地裂，很冷静地觉得那就去开一刀好了，因为那种时候其实崩溃大哭也没什么用。”

她身上这种淡然像是与生俱来的对生活的反抗，又像托举她靠近自在生活的大手。对待写作这件事，她很自如，没有固定写作时间，碰到打动自己的事情且想写的时候便开始写。没有什么别的缘由，仅仅因为她想。“坚持写作”在她这儿就像一道伪命题：“我觉得能做下来的事情是不需要坚持的。因为用上坚持这个词就说明做这件事会让你觉得累。如果做的是喜欢的，那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所以，写作是顾湘喜欢的事情，也是顺其自然的事。被关注也不会让她生出创作的压力来：“我本来就是因为想写才写，我是为自己而写的，能写出来就很让人开心了，如果有人能产生共鸣那肯定会让我更开心。”

短暂的交谈时间里，我们聊她的作品、生活，聊她的创作，还聊了女性书写的议题……在她的小说里，鲜少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角色，但不论是《下沉》还是《球形海鸥》，里面的女性都在混乱的生活里努力地生长。谈到女性角色时，顾湘表示自己曾看到有人评价她笔下的女性角色不像女的：“我当时觉得这种评价很荒唐，我在想什么叫作像女的，女的应该什么样呢？”她也坦言，自己作为女作家对性别概念并不是很强烈，所以当被谈论时她也不介意自己被强调女性的身份，“因为我本来就是女的，这就是一个事实”。

看到越来越多女性创作者被关注，她感到开心：“她们能摆脱家务的负担，或是传统的束缚，能写作，写很好的小说，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值得开心的。现在社会日趋紧张，人的试错成本也在提高。我觉得对于创作这件事情来说，有一种情况是能带来直接的好处的，那就是如果书卖得多，那这个人就会有更多精力来写作，但是这两年的图书销量很惨淡。”

尽管越来越多女性创作者浮出历史地表，越来越多女性的声音被听到，但仍有不少人迷失在网络“自由表达”的迷雾里，做别人声音的追随者与重复者。究竟要如何找到并展示自己的声音呢？顾湘给出了她的答案：“我觉得你有想要找到自己声音的意识时，只要讲出来就是自己的声音了。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确实有一部分人会跟随网上的某种言论去发声，但我又觉得不能苛责大家，因为看书、做手账、写字确实是需要耗费闲暇时间和精力的。”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关键，表达之前需要吸收，而不论是吸收与输出都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社会节奏却让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虚无与跟随的状态。

话锋一转，顾湘接着补充道：“不过也有一些农民工诗人写得很好，其实我觉得不管用什么形式，哪怕不是写书，去拍一些视角独特的短视频，也是表达自己声音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意识到自己需要用发声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那说明他已经有了发声、表达自己的意识了。”一席话毕，她的声音轻轻柔柔，却掷地有声。是呀，萌芽已然珍贵。现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被看到、被欣赏，不就是曾经冒出的小小嫩芽生长起来了吗？

聊罢，终于意识到顾湘为何能如此纯粹又精准地写出普通人的心境了，那是因为她公正地把每一个人当作独立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不仅仅是素材里擦肩而过的过客，她“就是这样对世界热心，又和世界保持着距离”。

Q作为创作者，你觉得哪个创作阶段是属于你的好年华？

A：我觉得每个时期都是好年华。虽然现在回过头看以前的作品会觉得不太满意，但是在当时那个时间段来说它又确实是不错的。

Q 会担心随着年龄变化而灵感枯竭吗？

A：我觉得这倒不会。我会比较害怕因为年龄变化带来体力衰退、视力变化这类身体的病变，但是创造力我觉得是不会衰退的，反而随着年纪变大经验也会更丰富，可能对写作来说会是件好事。

Q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5年有什么目标？

A：《好小猫》的新版我还一直没有完成。为什么做事情那么慢？就是因为我很想把一个东西做得尽善尽美。本来这本书要再版，如果稍微不负责任一点，直接将原来所有的东西交出去就可以了，但我又不想做一本跟之前一样的书，虽然可以赚到钱，但我还想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我不想我做过的书只是单纯地再出一遍。

Q 你希望的2025年是怎样的？

A：我脑子里想写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写之前会去查看很多相关资料，确保真实了再写，这就导致我总是迟迟才动手去写。所以希望2025年我能够顾虑稍微少一点，动手勤快一点，写东西的时候能“草率”一点，先做起来再说。

Q 听到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你当时心情怎样？

A：感觉她是离我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了。相较于韩江的作品，我会更喜欢金爱烂的。韩江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我其实很羡慕韩国有很好的对外翻译和宣传。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外文书有中译本，我就以为很好看，但其实有些就不是很好看。所以我觉得他们很幸运，很羡慕他们。因为我认识的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英译本，但我觉得我们写得并不比一些外国作者差。

“写作不是一个需要咬牙坚持的事情，当你咬牙的时候，你的脸就变形了，你的文字也会变形。”童末写作的起点，是源于青少年时代普遍而纯粹的对表达的渴望，进而将文学创作视为梦想。她没有在“坚持”写作，因为她不太需要，写作对她来说是跟呼吸一样自然发生存在于她生命中的，她认为创造并且想要创造是人类本能，写作和文学是她完成创造本能的方式。

30岁的时候，是童末最矛盾的一个阶段。工作日上班，周末和假期时间写作，她试图在其中找到某种平衡。然而文学创作其实需要写作者以一种完整而饱满的状态进入到自己的作品中，现实却是，童末被另一重工作状态和被割碎的创作时间“压扁”了，全然违背了创作初衷，于是她必须做选择了。实际上，在大部分人生的岔路口，与其说是在选择“正确答案”，不如说是用排除法去掉“错误选项”。童末首先问自己能不能放弃写作：“我想象了一下自己这样干这份工作一直到40岁的样子，我突然就觉得很恐惧，我觉得（如果放弃写作）我肯定会很后悔。”现在回头想，童末坦言选择必定代表着失去了一些其他的可能，但在这不长的人生中，正在做的事情是自己愿意做的，不觉得在浪费生命，就没什么好计算的得失。

童末辞掉了工作，全身心投入写作，算起来也已过去近十年了。这期间，她凭着一股好奇，踏访中国西南的凉山地区，后以当地彝族文化为背景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地中心的人》，这部作品在2024年正式出版。一个故事如何从无到有？在童末的创作中往往没有定律，在她看来，写作的动机大概源于对生命力的一种想象，那像一颗从天而降的种子，随着探索的过程发现它的鲜活，再将其种下，成为故事的根髓。2017年，童末第一次行走凉山之时，并不算是直接地为日后这部作品进行田野调查，她以脚步纯粹地感知着那片土地的厚量。写作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这个故事有没有真正相信，创作长篇小说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它自己内部就有一种力量，可以带着你往前走”。在创作《大地中心的人》的3年中，也重叠着童末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写作一直进行到她孕期8个月，“我没觉得有多需要我停下所有的事，去把自己变成一个怀孕的身体，我都压根没思考这些，所以就自然而然地能写得动就一直写。”作为写作者的自我意识与生活中的生命变化似乎是平行向前的，创作沿着故事本身的生命力一路通往它的结局。

读过童末的作品你会发现，她笔下的故事呈现出强烈的真实感，但又与现实保持着明确的距离感。如《大地中心的人》，故事基于现实存在的凉山、彝族文化以及近代史实，但童末在后记中明确说到，书中的凉山是她虚构的，是一个寓言性的时空。“现实这两个字本身是狭隘的，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是因为不满于这种狭隘。”她认为，所谓现实感本身也是虚构的，人的意识，比如应该如何生存、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等，其实都是一种文化建构出来的东西。“如果跟它保持一个距离的话，就能看到现实是怎么形成的，你就有了一种批判，或者说解构它的一种视野。”由此，我们貌似能窥见些童末认识和看待世界的方式：深入到真实生活中感知，抽离于自身之外探索解法。

近几年，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展露光芒，“女性叙事”从一个单纯的话题标签已近乎成为文艺作品的“流量密码”。同为女性创作者，童末毫不犹疑地为向好的表达环境而欣喜，也在不时地提醒自己不要落入泥沙俱下的标签困境。“我觉得创作者还是要回到本位，就是你的作品的好坏还是最重要的。另外，我知道女性视角不是为了讨巧和谄媚，要把里面的那种复杂性呈现出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些基本的要做到，心里要知道自己跟这种话语的关系是真诚的、真挚的。”

事实上，童末认为自己作为创作者，是有为女性而表达的“本分”的。在普遍的认知之外，很多角落里的女性困境是悄无声息的，她一直想探寻用什么样的形式和恰当的艺术性为这些沉默的困境发出声音。“作为小说写作者，我跟她们的关系是什么？”“我用一个小说作品去写一个苦难的故事，这样就够了吗？”时至今日，她仍在思考中。她暂时不会将其作为创作的唯一角度，就像在《大地中心的人》中也有女性群像的诠释，她们的故事很多是超出童末最初的构思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生发出了属于她们的叙事，也同样让读者在其中听见了那些女性振聋发聩的声音。

童末将自己所有已完成的作品视为习作，她会梦见自己写出了一部完美的作品，梦境散去遗留下的是对完美作品的渴望。她会记得那种渴望的感觉，总希望下一次能比之前的写得更好一点。她说：“在这个意义上，我愿称之前完成的作品都是练习，我希望我终身都是一个练习者。”

Q对你来说，什么样的年纪或境遇更符合你对“好年华”的理解？

A：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好年华）也许就是他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时刻。尤其对女孩来说，不管是在哪个年纪，如果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理解自己的责任、选择和自由，那就是最好的年华。

Q 你现在认识自己了吗？

A：我想我依然在不断地通过写作认识我自己。我也还在变化和成长，但我觉得我能找到写作这个方式，已经很幸运了。

Q 关于未来，你希望把写作这件事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写作又可能将你带到哪里去？

A：这个问题好难回答，我觉得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希望，它（写作）一直是在一个生长的状态中，然后它是不重复自己的。如果创作只是重复自身的话，作者成为自己以前作品的模仿者，这样产生的作品其实是“赝品”，是“创作”的反义词。真实的东西是动态的、活的，所以它必然会是变化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更舒展，更自然地去拥抱这种变化，我也知道这需要很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