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内乡县合作16年的养殖户常先云将牧原告上法庭一事引发业内广泛关注《》。双方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常先云从卧龙牧原购买的怀孕母猪是否为种猪；二是致常先云养殖场超3000头猪死亡的蓝耳病源头，是来自牧原的怀孕母猪还是鸿福农牧猪场自带。
《生猪购销合同》：疫病暴发后的“种猪”争议
“怀孕的母猪不是种猪？”采访时，常先云先向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常先云回忆道，她与牧原合作始于2008年，最开始买牧原的后备母猪（种猪），用于配种繁殖。到2014年左右开始向牧原购买怀孕母猪，对冲自己配种的风险，对产仔率也有保障。
从经济收益角度分析，在疫病未暴发前，或许这笔交易对双方而言都颇具吸引力。养殖户购置5100元/头（1胎80孕龄以上）的怀孕母猪，若两个月内将仔猪保育至7公斤销售，以当时约600元的仔猪价格算，产下10头仔猪基本能覆盖成本，还获得了一头能繁母猪。
而对牧原而言，2024年5月市场猪价约7.5元/斤，其以5100元/头卖310斤怀孕母猪，折合约16.5元/斤，是商品猪价格两倍。
2024年3月29日，常先云与卧龙牧原签订《生猪购销合同》。
常先云此次提供的《生猪购销合同》显示，购买的是生猪，产品类型标注为“怀孕母猪”。 然而，合同中并未对牧原以远高于市场商品猪价格出售“怀孕母猪”这一情况作出解释。 此外，据了解，自2022年起，常先云从牧原购买猪精超过120次，用于给母猪配种。
蓝耳病暴发致使猪场清场后，常先云认为牧原销售的怀孕母猪属种猪范畴，却未按种猪流程提供完整检疫证明及材料，仅以商品猪名义检疫，弱化标准致蓝耳病病毒未检出，引发自家猪场疫病。牧原则强调，申报检疫是依据客户合同用途，常先云签订的并非种猪类合同，销售流程合法合规。
常先云猪场内，受蓝耳病影响仔猪奄奄一息。
明确怀孕母猪“种”“商”身份意义重大，关乎交易、防疫与责任界定。
“身份属性”界定：业内缺乏统一共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及相关配套法规，种猪是指经过选育、具有种用价值、适于繁殖后代的生猪；商品猪是以肉用为目的的育肥猪。在生猪养殖行业，怀孕母猪究竟属于种猪还是商品猪，当前法律体系中尚未有明确条文加以规定，整个行业至今也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
不同人士观点各异。福建某大型种猪企业负责人黄生认为怀孕只是母猪的一种生理状态，而种猪则是指具备优良遗传品质的繁殖猪。所以，不能简单地将怀孕母猪视为种猪；有资深人士提出品种是界定关键，如三元杂猪多用于商品肉生产，二元杂猪或纯种母猪才可能视为种猪；广西某大型养殖企业高管曾生从财务核算角度指出，怀孕母猪因繁殖特性和长期价值，成本核算与商品猪不同，应认定为种猪。
另外黄生表示，企业资质也是一大判断因素。通常情况下，原种猪生产企业必须持有省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那“种猪”与“商品猪”身份的不同会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政策规定，销售种畜禽需附种畜禽合格证明、检疫证明，以及家畜系谱；而对商品猪而言，猪场和生猪满足条件，申报产地检疫审核通过后，就能获得检疫证明用于出售或运输。
2024年4月，从卧龙牧原1场运往常先云养殖场的4批怀孕母猪动物检疫证明显示，该动物种类为“商品猪”，用途为“饲养”。
所以，当怀孕母猪以商品猪名义完成检疫调运时，其适用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仅涵盖基础疫病检测，使得疫病暴发后，监管部门既无法通过系谱档案追溯种源质量，也难以依据商品猪检疫记录锁定责任主体。
黄生指出，放眼全国，种猪企业销售怀孕母猪的现象并不常见，猪场新引进猪只后隔离21天是生物安全底线，多数种猪企业因怀孕母猪无法长时间隔离检测，担心风险，所以很少将其单独当作产品销售。
监管盲区：重新定义“种猪”刻不容缓
这场因怀孕母猪属性模糊引发的纠纷，如同一个放大镜，清晰地暴露出生猪产业链存在的监管盲区。其中，检疫证明开具环节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
“开具商品猪检疫证明还是种猪检疫证明不归我们管，养殖场自己申报检疫。”在此次事件的发生地南阳市内乡县，畜牧局一位负责开具检疫证明的工作人员刀锋表示，申报种猪就走种猪流程，申报商品猪就走商品猪流程。
有行业人士指出，这种看似清晰的操作模式实则存在隐患。由于法律未界定怀孕母猪属性，若养殖场出于私利进行不实申报，而负责开具检疫证明的人员仅依据申报内容机械操作，就极有可能导致怀孕母猪归类错误，给疫病防控与责任追溯留下隐患。
在现有政策架构中，种猪定义的判定存在一定缺失，这一漏洞在怀孕母猪的归类判定上尤为突出。一旦涉及怀孕母猪的身份认定，便会出现大量模糊地带，使得监管部门在调查处理时陷入两难，或许“重新定义种猪”已经刻不容缓。
要切实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市场监管、企业、养殖户的三者协同。政府主管部门应完善法规细则，依据母猪品种、繁殖性能、销售用途等明确怀孕母猪属性判定标准，还需考虑为其量身定制检疫流程。企业销售怀孕母猪时，若作种猪销售要提供完整材料确保质量可追溯；若为商品猪，要明确告知买家。养殖户以育种为目的签合同时，则要明确交易属性，避免责任和权益不清。
千亿龙头与中小养殖户的这场争论，反映出的法律规范、风险管理与信任机制的深层矛盾超越个案。从“双赢”到“双输”，是对企业合规意识的考验，也是行业升级契机，关键在于能否出台新制度为怀孕母猪销售护航。
原创声明
撰文：李宗林 胡亦赟
来源：南方农村报 农财宝典
编辑：龙振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