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洁
转自 | 李洁著作《文武北洋》，广西师大出版社
01
安阳
老早就想去河南安阳一游，因为每从地图上看到那个地方，就觉得有两处古迹在幽幽地诱着我，一曰举世闻名的殷墟，一曰并不广为人知的袁林。
殷墟，就是殷之废墟。殷代也就是商代，从一个叫盘庚的君主把国都从原来的“奄”往西迁到了“殷”之后，“商”才结束了不断搬迁的历史，余下的二百七十三年里，就再也没挪过地方，所以，“商”又被叫作“殷”。在中国史册上，“盘庚迁殷”是个重要的历史词条。“奄”，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而“殷”，即如今的安阳，一个楔入河北、山东两省之间的河南省最北端的地方，这座曾经比曲阜阔多了的一代名都，如此却只能靠城边的小屯村的殷墟而名噪世界。
悠悠三千多年过去了，“殷”当时是怎样的繁华，今天的人是无从想象了，倒是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灭亡之前，有位叫王懿荣的山东福山籍京官破译了一些刻在牛肩胛骨和龟背上的奇型怪状的符号，并命之为“甲骨文”之后，那些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大堆甲骨才不是贱卖了的“中药材”，而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符号。殷墟也因之成了整个世界研究人类进化的一处驿站。
作为一个识字的炎黄子孙，当然想去安阳看看殷墟。
但是，盘庚的时代离我们太远！而且，那些弯弯勾勾的早期文字，也实在不好读！这个担忧，到了安阳后立时就得到了印证——尽管新修的殷墟博物馆是一流的馆，内藏文物是超一流的文物，但毕竟太古、太雅、太玄！伏在一方方玻璃柜上看半天，也看不出什么门道。隔现实太远的东西让人看不懂。
倒是袁世凯，这位葬于此地的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却因相隔时间不远而显得既好读又耐看。所以，我们从殷墟博物馆出来，问清了去袁世凯墓地的路，便驶过洹河大桥，沿河向东驶去。
当地人指点：往东二里地，就是洹上村，“袁林”就在那里。
甲骨是中国古代占卜时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中龟甲又称为卜甲，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称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猪、虎骨及人骨。卜甲和卜骨，合称为甲骨。
正午的阳光把我们的车影飘飘忽忽地映在河水里，车影像是移动的磁头，而洹河则像历史纪录片一样，慢慢为我们播放了安阳数千年的沧桑变迁。
洹河，即安阳河，春秋战国时期，此水甚是了得——“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汉书上即有这样的记载。那时“天下”小，洹河就是中央。洹河与附近的漳河、卫河一样，虽不及南边的黄河之长大、之长、之深、之浓，但也像血管一样，滋养着一辈辈的豫北人。在海洋文明远未到达的时代，安阳一直是个不可小觑的中原重镇，除了作了二百多年的“商”之都城之外，前后还有大小六个朝代在此设国都或畿辅。春秋战国时这里是“邺”，不信邪的西门豹把那些装神弄鬼的人统统扔进河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那位西门先生可真叫智慧，愣是把那些自欺欺人的巫婆、神汉一个又一个地派到水里去请“河伯”出来！淹死几个可怜虫后，这一带再也没人敢传播邪教了。秦军攻克这里后，此地改称安阳；晋代时置彰德军，金代始改彰德府，明、清两代依旧制，所以，这块地处冀、鲁、晋、皖四省交界的豫北之地，成了“四省通衢，九州岛咽喉”。至清末，京汉铁路修经此地后，安阳变得益发重要，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与阅兵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五至初七（1906年10月22日至24日）举行的“彰德秋操”，让朝中那些不谙时事的王公大臣们第一次见识了本土的袁世凯所带出来的新建陆军（“新军”）的军威。袁世凯因这场重要的“秋操”而一跃成为令朝廷内外都刮目相看的实力派人物。
你看，说安阳，道安阳，安阳本是大地方嘛！
这是1999年的10月3日，我和几位同事以实际行动响应了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长假的号令，借了朋友单位一辆老式的日产面包车，从青岛一路西进，越济南，过聊城，风尘仆仆赶到了河南安阳。
想象中的安阳，是个不错的地方：远有太行耸立，近有洹河环绕，虽非游人云集的名山大川，但中原固有的苍凉之历史美、淳朴之田园美，还是很可一赏的。
有袁世凯的诗为证：
“曾来此地作劳人，满目林泉气势新。墙外太行横若障，门前洹水喜为邻。风烟万里苍茫绕，波浪千层激荡频。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蚤浣帝京尘。”
老袁虽一介武人，终生戎装，但毕竟是落榜秀才，早年甚至曾在乡里组织过群众文学社团呢！所以，他能以诗言志。尽管他写诗的水平远不如其领军和为政那么令人瞠目，但总比后来同为军人出身的民国最高统治者们胜出一筹，从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张作霖，一直数到晚辈的蒋介石、李宗仁，一路数下来，都不及老袁有文采呢！上面引用的那首律诗，就是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安阳后写下的。
从文与从政是两副脑筋，能逐鹿中原却不一定能留下佳句。中国之人君，文武双全者寥寥无几。汉高帝刘邦只喊了一嗓子“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之后，就再也没词儿了；汉朝的冤家曹操倒是个写诗高手，但他不是名义上的国君；南唐的后主李煜算得上是“诗人皇帝”，可又惜为亡国之君；清乾隆皇帝倒绝对是君主里的写诗冠军，可他老人家到处乱题的“诗海战术”却并没让后人把他划归诗人的行列，因为他留下的上万首诗实在太平庸！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虽不在人君之列，但像他那样能于残酷的阶级厮杀中吟着优雅诗文、推敲豪放意境时不忘路线斗争的国家元首，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见。
扯远了，再说安阳。眼前的安阳，却全不似老袁诗中那么引人入胜。
面前的洹河，流动着的是说不上什么颜色来的浊波，而沿河途中的民居，也多在风尘中蓬头垢面，怎么也想象不出“满目林泉气势新”的诗意来。所以，你也就想象不出这样一个至今还比较穷的小地方，怎么平地就冒出个不可一世的大总统来。
此时，己是过晌，一车人都饿了。见洹河岸边的柳枝像帘一样遮着前边的路，一时望不透，我们便在出城的路边上停下车。这儿，是城乡结合部，一大片街头饭店生意正火。下车逐家看过后，才觉得这一溜设在人行道上的小饭店实在太脏！
我见马路对面河畔上一家有几磴台阶的新馆舍，一体的新瓷瓦贴面，加上蓝玻璃的铝合金门窗，显得很有品位，便一个人先去那儿打探。拾级而上，推开弹簧门，正面是一张人造皮的长沙发，一位中年男子正坐在那里吃盒饭。见里面过于清静，且无别的顾客，我便问他：“这里有饭吗？”那人把脸一沉：“这是茅房！”我连称对不起，同时注意到了他左右两边的内屋的玻璃门上，的确贴着“收费厕所”的字儿和标准卫生间男女人型的剪影。该公厕管理得够水平，一点儿异味儿没有，难怪人在其间就餐如坐春风。
回来后，我把奇遇告诉了同伴们，众人咸为“殷”之厕所大大高档于饭店的文明现象而啧啧称奇。喊我们坐下的饭店老板娘却不以为然，她边麻利地用一块看不出颜色的抹布转圈儿擦着油腻腻的圆桌，一边撇嘴说：“花那么多钱盖个没人去的茅房，瞎弄！都在旮旯里尿，谁去花那个钱！”
想不到，袁氏老家之旅，就是这样别开生面地开始了。
安阳地标建筑文峰塔。上大下小结构的文峰塔建于五代后周，已有一千余年历史。
02
袁林
再前行时，天开始飘起若有若无的雨。
真怪，我去觅时代鉅子的遗踪的时候，老天爷总是要朝我头上撒点雨丝，似乎为了让我的思古之幽情更富有诗意。真的，无论是在福州看林则徐和严复的故居，还是在天津和平区找那连片的民国名流的旧居；也不管是在重庆高攀红岩村，还是徜徉在上海淮海中路上歴览风云人物的花园洋房；更不必说一次次在古都北京的寻找。记忆差不多总是和雨——而且多是小雨——连在一起。
前行没多远，就见到了路边的“袁林”标志牌。
官员人等在此下车。
中国帝王及其后之坟谓之“陵”。可袁世凯的墓为何不叫“陵”而叫“林”？虽说他短暂的“洪宪皇帝”名分因不合游戏规则而被历史取消了资格，但他毕竟是在任上死的民国大总统，这可是两千多年以来第一位用选票统计出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啊！死于他之后的那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南京的墓不就叫“中山陵”吗？此地不叫“袁陵”而偏称“袁林”，莫非因为眼前这一片茂密的林子？
袁世凯是民国五年农历五月初六（1916年6月6日）那天一命归西的。尽管总统府的医官称，大总统因患尿毒症不治身亡，但人们更愿称其为“忧惧而死”，因为自从上一年秋从他执意要做“中华帝国”的皇帝始，就得罪了天下人——南方讨袁军兴，北方众叛亲离，甚至连他一手拉扯起来的北洋部将们也纷纷反对之。四面楚歌的老袁，又惊、又恨、又怕，恰疾病猝发，而他偏偏又不信西医，不准洋大夫在自己身上动剪子动刀，结果从发病至咽气，只有短短的几天。都知道他生来身强力壮，饭量超常人一倍，更因终生习武，腰不弓背不塌，实不应一病致死啊！袁氏生于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1859年9月16日），卒时五十七岁。
是金子一样光灿灿而又沉甸甸的皇帝梦魇生生把他压死了。
他死了，倒是废物利用，自此，安阳有了一个比殷墟更招揽人的景点。虽说游客并不太多且要专程赶来，但总能为安阳带来些旅游收入。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当家作主未久的毛泽东来河南视察时，也曾来此一游。隔着黄土，共和国首任主席看望民国首任总统，“俱往矣”的豪情一定又陡然而生。只是，博古通今的毛主席也有像普通游人一样的疑惑，他问陪同的中共安阳地委负责人：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回项城下葬呢？
是啊，袁世凯为什么不让后人把他的送回老家安身呢？弥留之际，儿子们听他嗫嚅了一句：“扶柩回籍，葬吾洹上……”为什么偏偏是安阳的洹上村而不是项城老家？原籍究竟怎样让这位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伤透了心？
项城是河南的一个县，不在豫北，而在安阳以南数百里的豫东地区，与安徽省搭界。我在河南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把这个因为老袁的发迹才屡被史书提起的豫东小县“打捞”出来。真的，若不是袁世凯，外省人很难知道还有这么个地方。
古时中国人爱把某人的原籍当成其别称，至清代，此风尤甚，如叫左宗棠为左湘阴，李鸿章为李合肥，张之洞为张南皮，康有为是康南海，如此，袁世凯也就叫袁项城了。不光朝中的衮衮诸公这样叫他，连皇帝也如此称他：有人记录过，光绪皇帝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百无聊赖时，就“日书项城名以志其愤”——天天在纸上写着袁世凯的名字以泄心头大恨。
“项城”不回项城的原因，倒是袁世凯的后人知道得很清楚，袁的三女儿袁静雪（袁叔桢，字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道出前因后果：
我父亲的兄弟姐妹，一共九人。除了我的大伯世敦是嫡出的以外，其余兄弟五人、姐妹三人都是庶出。我父亲的生母是刘氏。……
后来，我祖母刘氏死在天津。当时我父亲任直隶总督。他请了假，搬运灵柩回转项城安葬。但是我的大伯世敦，认为刘氏不过是一位庶母，所以不准入祖坟正穴，可是我父亲却和他争执了很多次，由于大伯坚决不答应，最后只得另买了新坟地安葬。从这以后，我父亲和大伯世敦就不再往来。还由于这个原因，以后就定居在彰德的洹上村，不再回项城老家，直到我父亲做了总统，他们老兄弟俩还是不相闻问的。
原来如此。袁世凯并非其父袁保中的正妻所生，所以，他的母亲，亦即生父之妾，死后便没有资格进入袁家祖茔正穴。别看你已官至正二品的总督大人，而且还是全国八大总督排名第一的直隶总督，但正妻所生（所谓“嫡出”）的大哥还很坚持原则愣是不尿你呢！
袁世凯因生母未被尊重而愤然迁籍，从此一去不回。
如此看来，这个人还有点儿骨气。
但就是这样一个烈性子的人，回到官场后，为了自己的仕途，竟会表现出婢女一般的驯顺！同僚们背后讥笑过：老袁不惜屈尊与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们交往，常给他们袖里塞钱不说，甚至见了大总管李连英时还单腿下跪！这破了规矩的大礼虽让人们笑冷了齿，但却挺管用。有人记下了这样一段逸事——
某日，慈禧太后召袁世凯上殿。袁正有一事想禀报，但又怕太后心情不好不敢提及，便提前问计于李连英。李公公说：看“老佛爷”脸色行事呗！但“老佛爷”乃“天颜”，跪在地上的人哪敢仰面观“天”？于是，李又授意：你老哥伏在地上汇报工作时，不就在我脚下嘛，只看我的双脚可也——双脚分立则暗示主子心情不错，有话快说；双脚合起则示意太后已面呈不快之色，请免开尊口。老袁唯唯喏喏。
你看，匍匐在领导脚下、阉人跟前的袁世凯哪有什么骨气！专制体制下的官场，实在是销蚀脾气、摧残个性的泥淖。
喏，又扯远了，话题还回到安阳吧——老袁因兄弟之阋而迁居安阳，安阳因老袁在此而声威显扬。
一进景点的门，就看到了似曾相识的古陵里所特有的一些建筑，如照壁，如神道，如玉带桥。只是，袁墓的规模比隆然于华夏大地上的那些帝后陵寝小多了。毕竟不是那个时期了，北洋时代终究算是进步一截子了。历史的长河如同袁林门前的这条洹河，总在或疾或缓地向前流淌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经历过“文革”洪水洗劫后的袁林。神道两边的石像已经不是那么规矩了，虽然也有石柱、石马、石狮、石虎，但到底不若从未被破坏过的明清皇陵那般井然有序；而且，多数石像是被重新修补过的。“文革”的灾害又哪是水泥所能弥合的！
有意思的是民国式的翁仲：文官均是高冠博带的古士打扮，而武官则全是过膝军装、圆筒高帽，外加一绺鸡毛帚的北洋军官模样。逝去了的时代一下子通过这五对有些滑稽的石像再现于世。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守陵者个个都是五短身材，且都身长腿短耸肩无脖——是洋设计师独具匠心地要表现一种艺术上的古朴美呢，还是有意将矮胖的墓主人的尊容显形于阳间？
吾乃凡人，见当地的孩子们正在一尊武官雕像上攀附嬉戏，便也动了童心，爬上须弥座，扮着鬼脸与那位柱军刀而立的北洋将军大人合影一张。和成了偶像的大人物比肩而立时，才发现，我们并不比他们矮。
神道之北是锁起来了的碑楼，楼内循例有巨大的赑屃托起的巨大碑石，碑文为其老友徐世昌所题的“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既无谥号，便不似皇帝们的碑文那么复杂。碑楼的外墙涂着厚厚的朱砂色涂料，但依稀能读出斑驳的“毛语录”，这边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那边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最高指示”已有好多年不背了，现在竟在这里让我来重温。
牌楼后有殿堂一座，应是供奉墓主人的所谓享殿，虽雕梁画栋蛮精致，但其间空空荡荡。袁林自建成后，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特别是经历过“文革”洪涛的冲决，岂能不空荡？
出一旁的圆门，绕过殿堂，刚拐过来，便被那座与中国帝陵截然不同的墓台震了一下——
高大而宽绰的石台上，赫然入目的先是两扇铁栏门，门虽残败且已锈得不可开关，但铁骨犹坚，其造型也精美，实为中华大地所罕见；而绕墓台一圈儿的护栏，大都只剩一垛垛矮柱分散孤立，不过从仅余的粗铁链来看，那时的冶炼、翻砂技术还是十分高明的。宝顶（坟丘）很大，据书上称有一丈二尺高，五丈二尺圆。大则大矣，但比之小山一样的帝陵却又小得多。墓室周遭都是钢筋混凝土砌成的匝墙，若是特意来破坏，也够费劲的。
果然，安阳文物管理所的朱馆长告诉我说：“文革”时，当地的“红卫兵”当然来掘过袁墓，但因没有炸药，全凭镐刨锤砸，所以，“造反”很不彻底，忙了一阵子只好撤走了。
呜呼！幸亏安阳是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红小将”们“革命意志”又不甚坚决，所以，中国近代头号大坏蛋居然极为侥幸地保留了全尸，阴魂未散！
墓圹上方是一周探出头来的青石块，正面一方石块上镌着这样几个字：
中华民国五年八月兴修
超二年六月望告成
也就是说，袁林是袁世凯死后的两个月里开始施工的，耗时两年才完工。
查史料，袁林的设计师为死者本人生前聘请的一位德国人。能请洋人为自己的陵寝绘制蓝图，这起码表明了八十多年前的那个矮胖的河南老头儿思想并不如后人想象得那么保守。这可是中华大地上第一座由外国人设计的君主陵园。
按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规矩，袁世凯的儿子们并没等墓地全部完工后才将亡父下葬（那样的话，老袁岂不要遗臭两年？），而是早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就先将那个阴沈木的大棺材送进了墓室中。
到底是老外设计的建筑，墓丘正面上竟探出了一尊十分逼真的石狮头像——这难免让人想起欧洲那些老房子门口上方的装饰性动物雕塑。设计师真的把这里当成了死者的家。
不过，说来也真是和狮子有点缘——袁世凯呆过的地方，门口无不有石狮庇佑。至少我见过的就有这几处：天安门城下有两尊石狮，民国二年（1913年）10月10日，他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仪式就是天安门身后的太和殿前举行的，然后，他登上了天安门检阅了他的北洋大军；铁狮子胡同的前清海军部门前也有一对石狮子，他从天安门下来后就去了那里办公——最早的总统府就设在那个大院里；天安门西侧的西苑（即中南海）门前也有两尊石狮，逊清王室把那里让给民国政府后，老袁就把总统府从铁狮子胡同搬了过去，并把南海南岸的宝月楼破墙改为“新华门”，把该门西侧的那条街改叫“府右街”（总统府右边的大街），使这些“袁氏之名”一直叫到了现在。然而，张牙舞爪的东方神话里的狮子没能保佑他，所以，灵魂出窍的他被用专列运抵安阳、又被八十人的“皇杠”抬到这里后，便又有了这尊“真”的狮子相伴。
石狮上方，墓草萋萋。
对了，袁林还真是一片蔚然的林子。陵园里外，到处都是松、柏、槐等半粗的树。最初的袁林，因经费紧张，树稀难成林，是袁家自费移种来很多树，才使这黄土地上有了一方绿洲。这是袁静雪告诉我们的。老袁有十个妻妾，三十二个子女，四十九个孙子孙女，若一个儿孙种上十棵树，那就是八百多棵树啊！单从绿化工程上来讲，还真是多子多荫。
但袁墓称“林”，不是因为树多，而是另有故事。这是我在袁林里的小摊儿上买到的一本小册子上读到的。
此书说，“袁林”是后来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命名的。老袁入土后，袁的长子袁克定理所当然地请“世伯”徐世昌题写“袁陵”二字。徐世昌乃出生于附近的卫辉县书香世家的布衣寒士，早年在豫北、豫东各县以当私塾老师和县政府文书为业，偶然游历袁家花园时，与慕名已久的袁世凯相识，两人“纵谈古今成败、中西奇异”后，遂结金兰之好。他大袁四岁，当时就认定：“他日治天下者，必斯人！”后来，正是仗义疏财的袁世凯出资供他去北京赶考，他才一步登天，成为帝都里的翰林，后在袁世凯发迹后又一直与袁共事，并成为袁的头号心腹。徐世昌精明过人，袁克定曾以“水晶狐狸”名之，并得到官场认同，其为人可窥一斑。徐世昌告诫老侄：陵乃帝王之墓，令尊生前称帝未成，且已自行取消“洪宪”年号，故用“袁陵”不妥。袁克定争辩说，亡父大敛时即身着皇帝的冕服嘛！但老徐明白，一来因老袁死时正值初夏，其粗胖的尸身暴胀得没合适寿衣可穿了，不得已才罩上了称帝时做的冕服；二来老袁着帝制服饰入敛是藏在棺内的事，但若堂堂正正把其未做完的皇帝梦摆在阳间炫耀，却万万不敢。所以徐世昌又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中，陵与林可相互借用，避陵之嫌，却有陵之实，就称袁公林，如何？”做不成新皇帝的跛足袁大公子还能“如何”？只得允之。
安阳城外洹水之上，遂有了这空前壮观的偌大墓葬——除了袁林本身这近一百四十亩地外，袁家还买断周围泱泱上千亩地为祭田。
当年民国政府为先大总统发殡时，只批了五十万银元建墓。对这样一座宏大的陵园来说，这笔钱根本不够。是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和负责工程的河南巡按使（省长）田文烈等一班袁之北洋旧部又共同集资了二十多万元，“萃袍泽三十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田向政府报告语），才得以将袁林建成。
我见过不少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君主之墓，袁墓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墓讲的是封闭——大门紧关，高墙屏障，外头人无论如何是看不到里面的；而洋式的则是开放型的，铁栏门和铁链栏杆不是为挡视线的。
袁墓为洋式，一目了然。
虽说袁世凯生前即请风水先生在此选定了位置，不过，没等破土动工，他就一命呜呼了，他和所有的人都没料到，故土会提前召他回来长眠。因是洋工程师所绘的蓝图，但又要表现出中国君主的气派，所以，中西合璧的袁林的前后部分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前半部祭典区是传统中国皇家式的，后半部墓葬区是典型西洋国王式的。
老袁不正是这么一个半土半洋的矛盾统一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