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从教 不入仕途
袁吉六，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农历四月初十，殁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月二日，享年64岁，是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祖籍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
袁吉六三岁丧母，父亲袁家绩，是清光绪甲午科秀才。袁家一贫如洗，主要靠卖豆腐为生。但袁吉六并未因家庭生活极度艰苦而放弃学业。他从小立下“囊萤、映雪，虽贫不辍”的豪志，凭自己的聪明资质，发奋读书，终于学有所成。清光绪年间，袁吉六身着简装，肩背包袱书笔，赶赴县城考试。袁吉六文思敏捷，立意新颖，论据充分而准确，考出最好的成绩，获得府试资格。
同年，府督考秀才，举行岁试。袁吉六满怀信心，欣然前往。因袁吉六家贫，沿途寄宿不食客餐，仅以苞谷粉和锅粑充饥。考试这天早晨，袁吉六事先将几块锅粑塞进左手衣袖内，准备在考试饿时食用。进入考场应试不久，被监考官察觉，疑是“夹带”弄假，便责令其站起接受检查。袁吉六内心明白，未等考官动手，便毫无惧色地主动站起，将衣袖筒往桌上一抖。考官们一看，原来是几块苞谷锅粑。监考官始知他是一个乡村的穷苦学生，不但未加责怪，还暗表同情，便默默走开……考试结束，袁吉六成绩优异，考中秀才。家乡人无不为之欣喜，都称他为“锅粑秀才”。
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袁吉六又赴省院参加乡试，考中丁酉科举人。他的举人学衔高人一等，皇封钦赐旗匾一块，授予“见官大三级”之权，次年本应上京参加会试，后因病未能前往。
袁吉六中举后，不入仕途，矢志从教，致力于苗族、土家族、汉族人民的教育事业，造就不少人才。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曾请袁吉六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被袁吉六婉言谢绝。谭延见袁吉六是个以不入仕途为荣的人，便请他任国史馆 总编修，也被袁吉六推脱。1913年，老乡陈润霖任湖南省第四师范校长，请袁吉六去省立师范任教，袁吉六碍于老乡面子，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前往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
授课一师 培育栋材
1914年3月，省署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令省立第四师范并入一师。袁吉六在一师任教时，对学生要求极严，且能循循善诱，是当时学校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员。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第八班。袁吉六是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由于袁吉六是教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又留着胡须，所以人们一般都称他为“袁大胡子”。袁吉六讲解精辟、学识渊博，深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袁吉六先生前后教过毛泽东五年半的时间（按学制毛泽东多读了半年）。
袁吉六是一师最通文字学的国文教员，最重古文的教学。袁吉六对毛泽东十分器重，尤其赞赏他的文学才能，并介绍他读古典文学作品。袁吉六对毛泽东的才华和品德非常赏识，并预言：“挽国家危难，其大任必斯人也！”毛泽东对袁吉六也很敬佩，他曾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风趣地说：“我学会了古体文，多亏了袁大胡子。”
1912年，袁吉六携妻带子迁回祖籍隆回罗洪乡白莲村袁家涵。1913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创立，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该校。应同乡校长陈润霖之邀，袁吉六先生也于此时被聘为该校国文教员。
1914年春，四师并入一师，袁吉六仍然担任毛泽东所在的第八班的国文教师。袁吉六非常赞赏毛泽东的文学才能，袁吉六的书籍很少借给外人阅读，但他却很乐意借给毛泽东。1949年，在新化县袁家凼“山斋”书屋，在袁吉六的旧书中还有当年毛泽东借书的借条。从1913年春到1918年暑期，袁吉六教毛泽东的国文长达5年半时间，对毛泽东的古文影响很大。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的一段回忆：“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
袁吉六桃李遍天下，但是最得意的学生当然要数毛泽东。他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也同情毛泽东与自己一样是农家子弟出身，对他的学习格外关心。他鼓励毛泽东弃梁学韩，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最推崇梁启超的文章。早在东山小学就读的时候，他就从表兄那里借来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时报》，并刻意模仿梁氏那种“对于读者别有一番魔力”的文章，最终他自己也能写出颇似这种文体的政论文了。正当毛泽东带着这份“沾沾自喜”跨进省立师范大门时，国学功底深厚的袁吉六给他迎面泼了一盆冷水。袁吉六称梁启超这种文体为“老狐禅”，认为毛泽东学梁是走错了门径，极力主张他学习韩愈的古文。在毛泽东的一篇《讲堂录》中就记下了袁吉六的这些教课内容，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现其诗，即于其题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
袁吉六的言传身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于是来到长沙一条卖旧书的老街——玉泉街，这里韩愈的书有好几种版本，他买不起善本，就买了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买回来后，发现里面不仅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于是到学校图书馆借来一部善本，将其中破损、讹误之处逐页逐字地校勘、改正、修补好，前后花了几个月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
有了这部“善本”后，毛泽东每天都捧在手里，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的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认真钻研阅读，不仅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它的思想内容，一部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叉叉杠杠，注满了眉批尾批。
通过反复认真研读，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风格、技巧乃至词句，都已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不仅具有韩文纵横捭阖、一泻千里的气势，而且其中一些词句都直接来自韩愈的文章，如《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来自韩文《原道》，《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来自韩文《送穷文》。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刻苦和长进，极为赞赏，夸他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批给学生传观。
在一师，袁吉六还积极支持毛泽东等进步学生的爱国学生运动。1915年，毛泽东带头发动罢课和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张干要开除毛泽东。袁吉六不因为张干与自己是邵阳老乡而站在张干一边，而是利用这层老乡关系，去张干那里游说，夸奖毛泽东是“挽天下危亡者”，并联合徐特立、杨昌济等著名教授，向张干据理力争，终于保住了毛泽东的学籍。
袁吉六先生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他还敢于碰硬，见义勇为。1915年上半年，省议会做了一个新的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师范生要缴纳十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的穷苦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一师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于是，有人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赶走校长张干的学潮发生了。在第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罢课了，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毛泽东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于是，毛泽东在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个传单，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在印刷局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写上“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的纸条。督学无奈，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为此大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在内的17个“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对此极为反感，便挺身而出，会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再三顶住，并和张干讲明“爱竹当留当路笋，惜花不剪碍窗枝”的道理。张干只好被迫把开除学生的决议废除。事隔35年后的1950年10月，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和周世钊去看望毛主席，谈到张干还在长沙当中学教员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张干这个人，原我不高兴他……现在看起来，当时赶张干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多读半年书也没什么不好呢！”
袁吉六先生在引导学生思想进步激发学生爱国爱民等方面也身体力行。 1915年，袁世凯要做皇帝，唆使他的党徒从北京到各省去组织“筹安会”，制造“劝进”空气，当时湖南反对帝制的空气很浓。长沙船山学社绝大部分社员，包括一些有骨气的老人和青年都一致反对帝制。一师有个教员叫廖名缙在船山学社讲学，大谈帝制不符合民意，希望大家起来反对。然而，廖名缙却在一师课堂上又宣传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时在一师教书而富于正义感的徐特立、袁吉六等老师，深恶廖名缙卑鄙无耻，鼓吹劝进派的恶毒行径。徐特立、袁吉六等用一部分学生的名义给廖名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这样的：“先生在船山学社反对帝制，在第一师范鼓吹帝制，一人之身，两种面目……吾等处积威之下，无以为报，将来有机会之时，当不忘先生之赐也。”廖得信后，知道自己的行径引起了公愤，再也不敢鼓吹帝制了。袁吉六先生所教的一师第八班，共有毛泽东等三十位同学。当时正是国内连年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以及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大战时期。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正逐步实现，新文化运动正逐步兴起。毛泽东、周世钊、贺果、邹蕴真等同学，在袁吉六的教诲下，使他们后来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热心社会活动，进行农村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教民的道路。
主席不忘 袁大胡子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之后，一心致力于革命事业，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但他仍然挂念着自己的恩师袁吉六先生。全国解放之后，缅怀先师的心情更为强烈。
1951年，毛泽东亲自向湖南省的领导同志写信，寻找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氏的下落，并派人接戴氏来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戴氏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单独会见，并设家宴款待。毛泽东要长沙民政局，每月发给戴氏生活费30元。当毛泽东了解到先师袁吉六先生墓葬未曾修葺时，慨然解囊相助，赠款400元为先师修墓。1952年，毛泽东回湖南时，为纪念先师，亲书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七字，嘱地方政府为先生立碑。
1963年，戴氏老人患结石病住院，并施割治手术。湖南省委统战部派工作人员到医院探望病情，还送800元人民币作为医疗费用。此期间，毛泽东正好回湖南，还亲自去看望袁师母。1965年春，毛主席在中南海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同志作客，用家乡菜招待客人。席间，谈起第一师范的袁吉六先生。章士钊慨而言曰：“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主席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