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曾经指出，“（辛亥）革命党以三民主义为本旨，而民族主义居其第一”，“排满”在当时几乎是革命的另一种表达。在以“排满”为目标的辛亥革命宣传中，《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等曾被当作禁书的晚明遗献被进一步复活并扮演了重要角色，故冯自由《革命逸史》有“兴中会初期，文人墨士极感缺乏，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的记载。
以往学界已对此一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已做了较多的讨论，然而前期以孟森、冒广生和谢国桢等为代表，后期以张德芳、金宝森、陈国庆和曹金生等为代表的考证史研究，其所能讨论的空间相当有限；近年来以沙培德（Peter Zarrow）、吴蕴豪和黄克武等为代表的记忆史研究，其研究结论又过于同质。实则论者早已指出：“扬州十日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言说的‘意义’与这一‘事件’本身以及承载这一‘事件’的‘文本’相互剥离，‘意义’凌驾于‘事件’与‘文本’之上”，因此《扬州十日记》这一“文本”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是真是伪并不重要。即使是很有“过渡时代”感觉的梁启超，也早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明确断言：“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最初的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可见“扬州十日”历史记忆的建构及其对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心态的影响，本亦不证自明。王汎森对道咸以降禁书复出现象的研究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献的复活，如何与现实局势相互激荡，最后将清代历朝官定的君臣之分高于华夷之分的顺序颠倒过来，回到顾炎武《日知录》‘管仲不死子纠’条所说的‘君臣之分犹不敌华夷之防’”。因此本文的研究视野从考证史和记忆史（history of memory）转移到书籍史（history of book）和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上，通过详细分析《扬州十日记》的文本形态、流传空间和传播途径，读者群体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心态，以呈现更为多元、多重和流动的历史细节。
一、《扬州十日记》的文本形态及传播途径
关于辛亥时期《扬州十日记》的来源，鲁迅曾在《杂忆》中说：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我现在已经举不出那些名目来。
后来在《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又说：“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言下之意，似可说明《扬州十日记》源自日本。鲁迅曾留学日本多年，此论断当非虚言。除前引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以外，尹村夫《辛亥革命前后我的回忆》亦有“孙中山早以在日本出版的《民报》等宣传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书籍宣传革命”的说法，均可佐证。
不过显然这只是《扬州十日记》的主要来源。其另一个来源当是本地的传统，即道咸以降晚明遗献复活进程的一部分。对此王汎森已在《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中做了详细考察。相关例证如章太炎回忆，自己“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章氏生于同治八年（1869），“十六七岁”时为光绪十一年至十二年（1885～1886），仅比司徒美堂晚两年。可见，虽然在辛亥革命前《扬州十日记》仍未解禁，但并非不可获得。
而比章太炎的阅读更早十年的1876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就在《书目答问》中收录了《扬州十日记》，可见晚清政府对《扬州十日记》的查禁已有所松弛。于是一边是读者对《扬州十日记》的搜求，一边是晚清政府查禁制度的松弛，两相激荡，促成了这股“伏流”越来越激烈，并浮出地表发展成为“明流”。
发展成为“明流”的《扬州十日记》在辛亥时期有多种文本形态，按照时人对其改造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两种。就原生形态而言，晚清《扬州十日记》既有合刊本（丛书本、类书本），亦有单行本。对此，署名为“南渡录”的作者进行过详细的考订。《扬州十日记》的丛书本和类书本最早收录于陈湖居士所编的《荆驼逸史》中。《荆驼逸史》在道光年间有四种版本，通行版本收录了53种明季清初的稗史著作，《扬州十日记》因此得以扩散。至咸丰和同治时期，《扬州十日记》再次被收录到《明季稗史汇编》（又作《明季稗史初编》）中，作者题为留云居士。李慈铭对此二者均曾阅读，并在《越缦堂日记》中有较详细记载。两相比较，似又以《明季稗史》版本流传更广，谭嗣同、章太炎、鲁迅、马叙伦、夏丏尊和顾颉刚等人所读《扬州十日记》，即为《明季稗史》本。
在合刊本方面，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记载当时有“将《革命军》、《猛回头》、《灭汉种策》合刊者，有将《革命军》、《驳康有为书》、《逐满歌》、《扬州十日记》合刊者”，可见选择合刊的方式，正是革命党人的宣传策略。由于“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的广泛影响，《扬州十日记》的流传之广史无前例，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也很大。当然在实际传播方面，以单行本最为普遍，这方面资料甚多，限于篇幅，姑不详赘。
除了这种原生形态的文本以外，晚清《扬州十日记》还衍生出四种次生形态的文本类型。
（1）《扬州十日记》案语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其“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于是湖南新旧派大哄”。加“案语”（注释）的方式并不鲜见，是为了让简洁难懂（相对于愚夫愚妇而言）的《扬州十日记》更为浅显易晓，加快革命思想传播。
（2）《扬州十日记》绘图版。此为南社士人陈去病所推动。还在从日本回国之初，陈去病就曾辑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诚记》等几种野史，绘图加批，编为《陆沉丛书》出版。陈去病甚至为《扬州十日记绘图》题词道：“板荡芜城剧可哀，蒸黎百万尽成灰。奇冤十日休嫌惨，九世于今絷割来。”同样，绘图的目的也是为了加速《扬州十日记》在普通民众中间的传播。
（3）《扬州十日记》白话版。光绪二十九年（1903），林白水和刘师培在上海创刊《中国白话报》以后，曾连续刊登《扬州十日记》。同时期的广东报人郑贯公也在《世界公益报》上“连续刊登《扬州十日记》歌谣”。在近代大众传媒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中，报纸的影响无出其右。
（4）《扬州十日记》戏剧本。据上海租界工部局警务部报告记录，辛亥革命当年在“丹桂第一台”即有《汉族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屠戮》和《秋瑾》等戏剧上演，也是当时革命宣传的重要方式。
案语、绘图、报刊、白话、歌谣和戏曲诸方式，无一例外地在推动《扬州十日记》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所谓“（《扬州十日记》）原文文理很深，我把他改做白话，列位看了就容易明白了”。章太炎尝言邹容之《革命军》的最大功效在“感动普通社会”，此言于《扬州十日记》亦颇允当。
在详述《扬州十日记》文本形态的过程中，其流传空间也逐渐显现。检视当时的各种史料，可知《扬州十日记》在流传空间上以上海（及江浙地区）为最多，两湖地区次之，广东地区又次之，其他省份则较少。
其背后的原因，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得益于南社和神州国光社的推动。对此谢国桢在《增订南明史籍考》中已说得很明白，谓“当清之季年，邓秋枚、黄晦闻、刘师培等，创立神州国光社，翻印旧籍，鼓吹革命，编《国粹学报》及《国粹丛书》，影印明季野史不下数十种。陈去病尝作《明遗民录》，刊载《国粹学报》，惜其书未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上海及江浙地区成为《扬州十日记》传播最集中的地区，以至于其他省份也以“转贩江浙刻本书”和“代销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和上海‘点石斋舻’、‘扫叶山房’石印书”为业务。
而《扬州十日记》在两湖地区的传播早期得益于梁启超和谭嗣同的推动，后来又由同盟会（及文学社和共进会）传播。所以李六如曾回忆“除同盟会所办的《民报》外，其他如《湖北学生界》、《洞庭波》、《猛回头》、《浙江潮》等宣传革命的书刊，以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记述清朝入关实屠杀汉人的书籍，秘密流传，风行一时，两湖人士最受影响”。
至于《扬州十日记》在广东地区的传播，则与广东籍华人华侨和广东籍革命党人数量较多有关。张玉法曾统计清季世界各地的华侨分布，除欧洲不详以外，亚洲之泰国、缅甸、安南、马来亚、新加坡、英属婆罗洲、菲律宾、日本以及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等地的华侨，均以广东为主要籍贯。至于籍贯为广东的革命党人，张玉法也曾详细统计兴中会成员的籍贯与社会身份，列出“以孙中山和兴中会为结合中心的革命党人凡325人”，而“就籍贯分，以广东居大多数”。综上可知，《扬州十日记》的流传空间与辛亥前后革命党人的籍贯分布及活动阵地分布若合符节——李六如回忆“孙中山先生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同盟会，两湖和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人士加入者最多”，《扬州十日记》对辛亥革命的推动也可借此窥斑见豹。
书籍的文本形态和流传空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获取途径和传播方式。可以想见，在晚清仍将《扬州十日记》列为“禁书”或“逆书”的时代背景下，革命党人传播和获取《扬州十日记》主要以秘密方式进行，如梁启超所谓“秘密分布”、尹村夫所谓“我等同志秘密传阅”、周予同所谓“似懂非懂地在秘密地偷看”等，均可证明。只有在上海和武汉等少数地方——洋人设有（公共）租界、时政风气更为开放——可以公开摆摊售卖。冯自由《革命逸史》所载上海“野鸡大王徐敬吾”即为典型例子：
“大王”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是时各种革命书报虽受社会欢迎，但各书局制于官力，咸有戒心，不敢直接出售，有志购读者，多无从问津。“大王”恒挈其女公子宝妣出入于福州路青莲阁等茶馆，叫卖各著名犯禁之书报，如《革命军》、《黄帝魂》、《驳康有为政见书》、《孙逸仙》、《沈荩》、《自由血》、《女界钟》、《俄罗斯大风潮》、《猛回头》、《警世钟》、《扬州十日记》、《孔孟心肝》、《 <苏报> 案纪事》、《三十三年落花梦》、《廿世纪大舞台》等书，不下百数十种，行人趋之若鹜，至为畅销。
“各书局制于官力，咸有戒心，不敢直接出售，有志购读者，多无从问津”的记载，说明当时清政府管制仍甚严密。尽管徐敬吾“后竟不知所终”，但其公开摆地摊出售《扬州十日记》的史实，有吴稚晖和郑逸梅等人的佐证。
从“野鸡大王”徐敬吾的例子出发，可以总结出当时革命党人获取《扬州十日记》的四种方式。
其一，革命团体内部流传。如福建革命党人黄展云“亟力充实进步的图书报刊，并亲自掌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太平天国笔记》等书册，专供加入励志社的进步学生及革命同志阅读”。赵师梅的回忆则提供了共进会传播《扬州十日记》的例子，他在《赵师梅回忆录》中写道：“此时巴东人在武昌者总共仅有八人：其中有邓玉麟（约30岁）、高尚志（约25岁），两人都是新军，而且都是共进会（同盟会分支）的会员。他们给我们一些革命小册子，如《嘉定屠城》、《扬州十日》、《猛回头》、《皇帝魂》、《烧饼歌》等。”
其二，通过学校和师生传播。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辛亥前后正是中国近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时私塾、小学、文武学堂和高等教育杂相并有，而这些地方都成为获得《扬州十日记》的重要场所。朱峙三回忆自己参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口耳相传时说道：“在五路小学以及文武普通、湖堂，都是用这个办法。几个高等学堂中的学生，将粗浅的小册子阅后，即转送别人（小学或私塾学生）。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梁钟汉的回忆更为有趣：“（明新公学）授算术课时，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为习题，屠一次屠多少人，杀一日杀多少人，三屠与十日，得数若干等。”连算术课中也贯穿了《扬州十日记》的讲解和传播，可见当时革命党人宣传策略之高明。
其三，家庭内部流传。其典型者如梁实秋，即在乃父梁咸熙的影响下，接触、阅读并了解了《扬州十日记》。梁实秋在《我在小学》和《“岂有文章惊海内”》中两次提到当时的情景。
其四，通过书店和书摊传播。“野鸡大王”徐敬吾得益于上海滩的独特优势，当然敢于摆摊公开售卖——庄禹梅之获取《扬州十日记》就是在上海读书时，通过地摊（公开）购买而得，但其他地区的书店就远没有这么幸运，只能秘密进行。对此李任仁的回忆颇为生动：
我是经常去订报，取报的。贩卖革命书报的机构除了上面提到的翰芳斋外，还有石渠书局。翰芳斋和石渠书局表面上是卖普通书籍文具，革命书籍是秘密卖的，必须是熟识的人或由熟识的人介绍晚间去才买得到。《民报》、《皇帝魂》、《革命军》、《天讨》、《扬州十日记》等书报都有。我是去买过的。
翰芳斋和石渠书局“表面上是卖普通书籍文具”，实际秘密卖革命书籍的做法，在当时应相当普遍。而为了安全起见，书店多有“必须是熟识的人或由熟识的人介绍晚间去才买得到”的“潜规则”。因此在晚清政府管制仍严、《扬州十日记》仍为“逆书”的情况下，书店多只能秘密出售似可确定。
二、阅读《扬州十日记》的外围层面
对文本形态、流传空间和流传途径方面的描述性归纳，仍不足以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是《扬州十日记》？因为尽管革命党人凭借灵活高超的传播技巧，借用《扬州十日记》这一晚明遗献有效宣传了革命，但是清政府并非毫无察觉，完全放任。虽然朱峙三曾回忆“当时虽说禁革命书报，尚不甚严，各县学堂也无向官厅告密的”，但是《扬州十日记》在官方层面毕竟仍以“禁书”和“逆书”存在。前引冯自由《革命逸史》对“野鸡大王”徐敬吾的记载中，即说“苏报案发生后，敬吾依旧到处演说，志不少懈，事为清吏密探所闻，乃设法诱至南京，欲借以罗织党狱”。《中国白话报》也因刊载《扬州十日记》及其他革命书籍，仅仅出版了24期就被迫停刊。因此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大量其他读者为什么选择《扬州十日记》就显得相当重要。庄禹梅在《扬州十日记》和邹容《革命军》同时在地摊售卖的情况下，先买了《扬州十日记》，第二天才买了《革命军》——《扬州十日记》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俨然高于《革命军》！
说起来清末民初作为“过渡时代”，与宋末元初、明末清初一样，充满朝代更迭和民族变迁的双重过渡，也同时产生了大量的王朝遗民。后来的王朝遗民对前朝遗民著作的借用也仿佛司空见惯，理所当然。但是在晚清，除了“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忆以外，实际上有相当多的记忆资源可供借用，如唐末黄巢“血洗长安”，同时期明末也有张献忠“屠杀川人”，即使具体到清朝入关的暴行上，也有“嘉定三屠”“苏州屠城”，甚至到了晚清，早在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以前，就有“洪杨之乱”（太平天国起义），并有李圭（李小池）《思痛记》留下了对江宁句容金坛一带的详细记载。
以往的学者也曾经试图解释《扬州十日记》被凸显的历史原因，如秦牧认为是“靠它（《扬州十日记》）的质朴，靠它的真切生动”，这虽然是重要的必备条件，但显然并不充分。这里应该拈出《扬州十日记》的关键词进行分析，那就是“扬州”（江南）、“屠杀”（十日、八十万）和“满人”（夷）。一旦拈出这三个关键词，就不难解释《扬州十日记》的优势。为叙述方便特制成以下表1，并列出参考标准（以能最大限度引起“仇满”“排满”情绪为标准）：
从表1中可以看出《扬州十日记》的优势。以“排满”为主题的辛亥革命宣传，若以充满屠杀的历史记忆为奥援的话，必须是“满人”执行的屠杀，其屠杀对象最好是汉人，屠杀的人数越来越多，屠杀的地点最好是江南，而且还要考虑这一历史事件是否留下便于流传的文献。综合这五大因素可以看出，只有《扬州十日记》最为符合。如唐末黄巢“血洗长安”和明末张献忠“屠杀川人”的执行者是汉人；“嘉定屠城”和“苏州之屠”的执行者是“满人”，屠杀地点分别是嘉定和苏州，但在文化象征意义上，嘉定远逊于扬州和苏州，而“苏州之屠”又没有留下“质朴”“真切生动”的记录（文献）。同时记载“洪杨之乱”（太平天国起义）的李圭《思痛记》虽然在晚清民初的确相当流行——如周作人曾三次购买此书，并在此后40多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但是在辛亥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太平天国起义根本不是“洪杨之乱”，而是革命活动，更何况还有许多洪杨后人实实在在参与了辛亥革命。因此只要对拈出的三个关键词和表1中的五个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从读者的角度分析出选择阅读《扬州十日记》的内在原因。
除了这些内在原因以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尚未被揭示。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提到“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
问题是《扬州十日记》早在咸同时期就已复活，为什么鲁迅在记忆中特别强调“光绪”年间呢？显然“光绪”（朝/年间）作为重要时间节点具有转折性或象征性意义。仔细推索可以发现，这个时间节点不是简单的“清末”，而是“九世”，即从顺治皇帝开始至光绪皇帝，清朝正好历经“九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在（汉人记忆中的）清朝的帝王谱系中，光绪皇帝（朝）正好是清朝的第九世。章太炎在《正仇满论》中说“去岁西人之仇杀义和团者，比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尚为未减而未有增也，此则合于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这种说法尽管相当委婉，但可窥其端倪。至魏元旷《坚冰志》“梁启超之徒窜迹海外，心不忘乱，搜辑《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以畅春秋九世复仇之意”的记载，其背后的深意就相当清楚了。那就是作为清朝第九世的光绪朝，正好符合《春秋》“九世复仇”的微言大义。
所谓“九世之仇”原指的是齐襄公九世祖哀公由于纪侯的谗言，被周天子懿王烹煮而死，后来齐襄王为哀公报仇。《公羊传·庄公四年》对此事持赞赏态度，乃谓“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由于《春秋》三传在儒家文化中具有至高无上的经典地位，这一充满“春秋笔法”的典故屡被后世借用。如汉武帝北伐匈奴之前，即表示“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而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章太炎就在《菌说》中写到“九世之仇，百年之德，至于今而始报之子孙，即报者亦不知其所以”，预示着革命（复仇）时机的到来。
章太炎写作《菌说》时，正好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后的第二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正主导着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关“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忆，就在这种情况下与“进化论”耦合在一起。可见“九世之仇”的典故，即使普通民众无法领会，但在知识分子和革命党人那里，早已是不证自明、百定不移的真理，而且这个“古典”早已与清末的“今典”缠绕在一起，成为一种相当激烈而深沉的心态，于是革命党人纷纷感到“复仇”（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记载清统治者暴行的《扬州十日记》就被拿来“刺激其脑蒂”“制造舆论之工具”。
三、阅读《扬州十日记》的内在层面
由于本身的文本特点，加上革命党人的积极宣传，《扬州十日记》成为超越地域、阶层、经济形态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读物。除上层革命知识分子外，《扬州十日记》也进入普罗大众的阅读视野，甚至妇女也在其读者范围之内。如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有“程秋琴女士，将金环一对，金戒一只送助军饷”，同时还赠诗一首：“千针万织苦勤工，积蓄金钗助军功。劝我同胞诸女士，大家灭满戮元凶。扬州十日记伤心，嘉定屠城痛至今。胡虏汉奸齐斩尽，共和速睹快胸襟。”
另外在年龄阶段上，由于学校和家庭构成重要的传播场所，同学（或学生）与父母构成重要的传播媒介，阅读《扬州十日记》的读者多为青年甚至少年。章太炎阅读《扬州十日记》时为十六七岁，朱峙三是在两湖总师范学堂期间，田汉所写话剧《黄花岗》，主人公陈可均提到“那时我和愈心是十三岁，铸三才十一岁”。结合前引梁钟汉和朱峙三有关《扬州十日记》传播的回忆资料，甚至可以肯定青少年是当时阅读《扬州十日记》的主要社会群体。在当时青少年的阅读书籍中，《扬州十日记》的地位似近于“三百千”等童蒙著作。
文本形态、传播途径和读者群体，直接关系着读者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心态。在先验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主导下，“扬州十日”所载史实是否是“信史”已经不重要，也没有了意义。不论辛亥革命党人的阅读是“解读”还是“误读”，其背后的时代性意义都更值得揭示。从阅读心态的角度来讲，在以“排满”为口号的民族主义革命宣传中，因阅读《扬州十日记》而造成一种相当一致的“排满”心态，自是那时代的真实写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造成当时读者这种心态的原因，很可能与邹容《革命军》有关。实际上，就革命党人以《扬州十日记》为宣传而言，论影响恐无出邹容《革命军》之右者，因为邹容在《革命军》中开篇即提到：
我同胞看者！我同胞听者！
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吾为言以告我同胞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岂非当日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哉？夫二书之记事，不过略举一二耳，想当日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削发之令，满人铁骑所至，屠杀掳掠，必有十倍于二地者也。有一有名之扬州、嘉定，有千百无名之扬州、嘉定。吾忆之，吾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换言之，邹容的《革命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阅读《扬州十日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的产物。更何况，邹容的这种表述似又直接袭自谭嗣同《仁学》。后者的评述是：“《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
邹容在《革命军》开篇即引述《扬州十日记》，而《革命军》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版，“后再版重印了20多次，销数达110万册之多，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再加上《革命军》与《扬州十日记》甚至合刊发行，于是不仅《扬州十日记》的影响大大增加，连带邹容阅读《扬州十日记》的心态——“吾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何自出也”——也被定格为标签，并被后来的读者所模仿——当时的大部分读者在读完《扬州十日记》后，都有类似的阅读心态。如梁启超“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未尝不热血溢涌”，又“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几乎息矣”；又如熊成基“读《扬州十日记》，乃至流泪不止”；又如朱峙三“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等等。甚至连“性本倜傥，不喜词章之学”的张汇滔，也在“偶读《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
造成这种阅读心态的原因，当然与时人阅读《扬州十日记》的方式分不开。从现有资料来看，可以总结出读者阅读《扬州十日记》的五种主要方式（见表2）。
资料来源：冯玉祥《冯玉祥自传》第1部《我的生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80页；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亲历辛亥革命——见证者的讲述》中册，第620-652页；柏文蔚《柏文蔚自述（1876—1947）》，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第12页；周星林《蒋翊武刘复基》，团结出版社，2011，第14页；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2009，第21页。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五种阅读方式中，“诵读”的情形非常少见，“半读”的出现如前所述或亦受到邹容的影响。“共读”的情形应亦不多见，革命团体和学校内部的“共读”毋宁是口头宣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夜读”当然是“自读”的一种方式，而“自读”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汪精卫曾在《民报》上发表《论革命之趋势》，抱怨这种阅读方式的普遍性：“呜呼！古今天下，民命之贱，未有若中国人之甚者也。自满洲入寇以来，所至屠城，杀人如麻，留学被野。……尝怪今人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诸记者，即甚驯静，亦未尝不作愤懑之色，而于虏每岁杀人之数，则不为约略以记之，何可胜数？！”“即甚驯静”的表现，当归结于“自读”的阅读方式。
在当时流行的革命派小说《卢梭魂》中，作者怀仁（即张树桐）描写主人公朱胄阅读《扬州十日记》的情形，谓“一日，朱胄在家无事，正是炎热天气，靠着槐树荫下放了一张藤榻，躺着乘凉，手里捧着一本《扬州十日记》看了几张，想起那时扬州人被杀的情形，便忍不住再往下看”。造成这种阅读习惯的原因，大约在于《扬州十日记》禁书或逆书的属性，以至于朱胄“正自无精打采，呆呆躲在那里出身，蓦地一个人闪到面前，却吓朱胄不小，急摔开书本，立了起来”。“急摔开书本，立了起来”的描写大可说明问题。另外广西革命党人去翰芳斋和石渠书局买《扬州十日记》时，“必须是熟识的人或由熟识的人介绍晚间去才买得到”，依照买后即阅读的惯例，这种售书的途径也促成了“夜读”阅读方式的兴起。
从阅读心理上说，“自读”（含“夜读”）的方式之所以导致“即甚驯静”的结果，乃因独自品味这本记载“暴行”的野史著作时，更容易引起对那段历史记忆的回忆，从而也更容易触发对清政府的仇恨。因为在独身一人阅读此书的情形下，阅读环境容易与阅读主体交相互动，激发读者的相关情绪（主要是“排满”）。在前引怀仁《卢梭魂》中，朱胄阅读《扬州十日记》时“正是炎热天气，靠着槐树荫下放了一张藤榻，躺着乘凉”的片段中，“炎热天气”与“槐树荫下”之间的落差仿佛是历史记忆与现实环境的形象隐喻。更遑论还有周作人（和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在光绪十九年（1893）因科场舞弊案被逮捕入狱以后，在囹圄中阅读《明季南略》、《（明季）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内收《扬州十日记》）和《徐灵胎四种》等书了。回到冯玉祥《我的生活》中的回忆，他在“自读”完《扬州十日记》后，“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闭起眼来”联想历史场景的做法显然不可能在“诵读”和“共读”中出现。可见正是在流行的“自读”的阅读方式和易于想象的阅读环境之共同作用下，当时的读者产生了相当一致的阅读心态。
四、结语
由于冯自由《革命逸史》“兴中会初期……所用宣传工具，仅有《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及选录《明夷待访录》内《原君》、《原臣》单行本数种”的记载及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扬州十日记》在辛亥革命研究中受到持续关注。同时由于冯自由（及邹鲁、罗家伦和罗香林等）被视为辛亥革命研究的正统派，其学术观点（尤其是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影响甚大，后世史家（尤其是记忆史的研究路径）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出了简单同质的结论，而忽略了背后更多元的问题意识。实则恰如张仲民所说：“更（要）意识到在近代中国这个有‘多个世界’呈现的时空里，存在着或竞争或合作或利用或互不相关的各种表达，也存在着相应的多种实践，这些表达与实践体现在多种多样的场合及论域里，如果试图用比较单一的模式和现象、比较单一的分析维度来概括与书写它们，无疑就会把历史简单化、片面化。”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视角和方法，不仅可以较好地克服研究起点即史料的缺陷，而且能拓展研究结果，避免结论的简单化和同质化。
从书籍史的角度分析，辛亥前后《扬州十日记》的流行，既是道咸以来晚明遗献复活的一部分，同时也镶嵌在晚清建构晚明历史想象的整体进程中。因此就《扬州十日记》的来源来说，主要有两个：一是来源于日本，二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由于清代中前期作为禁书存在，至晚清尚未解禁，因此其（原生）文本形态有多种：《荆驼逸史》《明季稗史》收录本，《扬州十日记》单行本以及与《革命军》等革命书刊合刊本。在次生形态上，《扬州十日记》还因革命党人借用了现代化的出版和印刷形态，出现了案语、绘图、报刊、白话和戏曲等诸种文本，大大推进了它通俗化和大众化进程。同时由于受到革命团体和革命党人出身籍贯、活动区域以及现代出版、印刷技术的影响，《扬州十日记》在流传空间上表现为上海（含江浙）地区、两湖和广东地区最为流行，这与辛亥革命的整体形势相一致，也可以从侧面体现《扬州十日记》对辛亥革命的意义。这种文本形态和流传空间也影响了《扬州十日记》的获取方式。从前文可以看出，《扬州十日记》主要通过革命团体、学校（私塾、书塾、小学、中学、新式学堂）、家庭等传播，而书店和书摊也是获取的重要场所——书店以秘密方式为主，书摊则集中在上海等开放地区以公开方式售卖。
从阅读史的角度分析，晚清民初的《扬州十日记》之所以能成为革命党人“制造舆论之工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内容看，《扬州十日记》的质朴和真切生动的文本性质以及其在关键性问题上——体现在“扬州”（江南）、“屠杀”（十日、八十万）、“满人”（夷）等关键词上，比《心史》、《思痛记》和《嘉定屠城纪略》等更能激发时人对清朝的仇恨。其二，从外部环境来看，晚清光绪年间正值清王朝的“第九世”，这与《春秋》“九世复仇”的历史记忆若合符节，于是被革命党人拿来作为革命宣传的重要工具。《扬州十日记》成为超越地域、阶层、经济形态甚至不同政治立场的读物。受制于当时的时代环境，读者在阅读《扬州十日记》时，也有多种不同的阅读方式，如自读（含夜读、半读）、共读、诵读等，其中以自读为主。自读的阅读方式使得阅读环境更容易与读者的心态交互绾结，引起读者对“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忆，激发“排满”革命的内在驱动力，《扬州十日记》的读者因此产生了相当一致的阅读心态。
无论是从书籍史还是阅读史的视角来看，《扬州十日记》对辛亥革命（革命宣传）的影响都不可泛泛而论。如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书籍史和阅读史对于当时以“排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之宣传的意义由此可见。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也曾指出：“尽管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化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扬州十日记》正是在革命党人的理性革命中被选择为“理性转化为情感”的媒介。经过革命团体、学校（私塾、书塾、小学、中学、新式学堂）、家庭、书店和书摊等的传播，案语、绘图、报刊、白话和戏曲等的宣传，自读（含夜读、半读）、共读、诵读等方式的阅读，《扬州十日记》不仅成为当时的流行读物，而且唤起了人们的历史记忆，成为推动辛亥革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资源。（节选自《近代史学刊》，2015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